张文喜:论治国理由的重要性及其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8 次 更新时间:2019-07-19 07: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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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喜  
就是“酝酿于城市之中,但它们只有在被国家占有的限度之内才能作为积累、加速和积聚的机制而运作”(14)。更典型地说,如果我们在领土之上的国家主权关系中思考城市—资本的演进,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呈现了如何确保一个高度“首都化”国家的古老的观念:一个国家首都不过就是带着国家治理(统治)意志的能量场。一个国家领土的“首都化”伴随复杂的治理问题。

   比方说,我们国家的首都在北京,这个首都北京是怎样治理的?北京够不够得上治理得好的首都称号?依照前面得出的结论,我们不会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得出简单的是或不是,但是有些看法是清楚的:一是北京城的规划布局符合几何学的形式,它具备圆形或方形的城市形式,符合人们寄予的美学想象和政治中心的象征。但是,对于我国经济行政治理中扮演的角色来说,它被确定为这么一个中心并非绝对。一方面,它必须防止陷进国家全能主义和主权制度过于庞大、僵硬的框架中;另一方面,为了回应当时的领土危机,它处在中国的北方,在地图上就是鸡脖子那里。而现在,它不再是主要关注特定人口是否生活在安全的普遍状况这个主题,而是为了实现其作为走向国家治理现代化所赋予首都的所有功能,譬如首都最重要的功能当然是公共性的。二是首都有很多园林,在园林里有江南的人工山水装点,但它不应该向“花花草草式的建筑”转变,它必须承载良善的道德教化含义,因为它还必须同时富有一种政治含义,也就是说一种地理和物理环境必须与人文环境和民风淳厚协调一致,这对首都的城市治理非常重要。三是首都应该是大学集聚之地,或有充分的理由成为学术中心。可以说公共管理在行政实践内部被构想出来,并伴随着相应的国家治理理论、体系、概念,通过大学和研究机构生产出科学和真理传播到全国的其他地方。欧洲都市化首先导致了文艺复兴。四是首都当然不能太拥挤,以便为国家现代化未来发展和发挥新的行政功能腾出空间,而且拥挤也意味着更多的疾病。五是首都当然应该尽可能避免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等。对照以上几个方面,北京这个城市治理的好不好,大概会有一个正确的判断。但是,可以观察到的治理的细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里我们再一次遭遇到政府的作为或不作为的重要问题,比方说北京的局部气候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政治和经济干预改变了空气温度、湿度而造成的。因此,在安全、领土、人口等治理细节层面上,北京这颗祖国的心脏血液应当变成顺畅流通的媒介,这对于国家发展来说既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也是重大的治理问题。

   当然,治理一个国家真的不像老子所说的那样像做一盘菜那样容易。美食佳肴只是关系人们的生理机能,关系到物事。但是,“政治”乃是政事之治(理),或者更应该说,治理和政治是密切相关的,关系到人事。国家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治理理性的调控理念,不会像调配一杯好茶那样,应该先倒茶水,再倒牛奶,或者相反,这无论如何只是属于家政范畴的事情,与国家政治或治理无关。

  

   三、治理和政治的关系

  

   福柯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政治,之于治理的艺术的关系,就如同同一时期数学之于自然科学的关系”。它假设政治类似于数学,类似于治理艺术的理性形式。在这里,“治理理性的合理性的政治”(15)这个说法势必导致治理合理性与政治理性存在一种固有的联系。

   这般提出问题就有必要阐明一下相关术语。我首先就有关政治这一术语作出简要的解释。我们常常倾向于认为政治与某种行使权力或夺取权力相关,但是,政治的根本目的并非仅仅为了权力,也不是仅仅有了调控集体生活的法律就有了政治的根基。政治与哲学一样,都是希腊的发明,必须配置一种共同体的特殊形式,这个共同体的特殊形式就是国家。因此,如果我必须回答下列问题:什么是政治?而我只用“这就是国家施行的一切措施”一句话来回答,我的意思大概就会被大家所了解。英国学者罗杰·斯克鲁顿在他的《政治思想辞典》中说,“政治”指与“政府”相关的活动(16)。用不着更多的引证来说明,我的意思是说,“政治”的思考从本质上看首先是国家或政府的调控理念。用一道城墙把北方的大半个中国包围起来是一个国家措施,它具有政治性的意义;我国警察到别的国家土地上抓腐败分子,不能直接在别的国家采取抓捕行动,而只能跟别的国家签订引渡条约,这是一项政治活动。久而久之,类似这样的一些活动就构成了一个规定政治基本意义域的概念。“在这个政治思想中,在这个寻求一种治理理性的合理性的政治思想中,国家首先是一种现实的可理解性原则。”(17)那么,为什么对于另一个问题“什么是治理?”,我不能同样用“这就是国家采取措施”这句话来回答是有把握不被大家误解呢?

   我们可以看到,治理这个概念既可以有政治的涵义,也可以没有政治的涵义。比方说,一条路很狭窄,无法让两个行人走在上面,因此需要将道路拓宽;一个医生为一位病人制定食谱或者病人给自己制定护理措施,这些叫治理。治理还可以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或者对自己与他人的治理,依此存在各种命令和主从关系的情形譬如指导学生博士论文写作等,所有这些事情都没有政治涵义,因为政治不单纯是事务,虽然什么事务都可能与政治沾边。更确切地说,这些事情与政治有关,但是还构不成规定政治基本意义。另一方面,从16到17世纪治理才开始具有严格的国家内涵,最初成功地治理国家是受家庭治理的“家政学”的启发,家政学是以正确的方式治理家庭范围内的人、财、物。古人说,“政者,正也。”(《论语·颜渊》)。政的本义就是使不正改正,换句话说,政治的艺术本身只有在需要改正某种错误或防御某种危险的时候,才应该动用国家理性或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于中国古人来说,纠正的方法就是教化,俗话说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人们由此期望父母引导家人,使得家业兴旺,儿女们知道如何待人接物。我们今天讲的经济学在18世纪起就是由家政学发展而来的,卢梭在其撰写的《论政治经济学》一文中就提出这样的问题:如何把家政学引入对国家的治理之中(18)。从那时起,人们把政治经济学理解为能够确保一个民族繁荣的治理方法。在某种意义上,人口多了以后就会面临很多的治理问题,何况一个泱泱大国!对于古老中国来说,“对国家的居民,对每个人和所有人的财产和行为实施监视和控制”,实际上就是在建立专制君主国家行政治理的庞大机构中形成的(19)。

  

   四、为什么提出治国理由

  

   我认为,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们党在清醒总结执政经验的基础上对不断巩固执政根据或根基的探索和努力。有人可能会问:中国共产党执政还需要理由吗?执政不就是治国理政吗?中国共产党执政已经60多年了,今天还需要执政理由吗?再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理由还不充分吗?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为什么我们今天仍然需要提出治国理由,为什么我国的行政机构必须在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治理国家,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去研究和回答。

   其实,现在人们尚未充分注意到政治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中国共产党如果要始终保持其执政正当性,就得通过靠自己的论证、民意影响和政治承诺所达到的为人民所接受的政党意志来治理。人类文明伊始,人们就在追问究竟谁真正有权治理人、治理经济甚至治理人们的吃喝拉撒睡等生活细节。谁有这个权力,这个权力又是谁给的,运用这个权力的人需要什么资格,等等。这样一些问题实际上就涉及到治国需要理由。治理者进行治理以及治理到什么程度需要理由,被治理者接受治理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接受治理也需要理由。莱姆克指出:“实际上,治理的概念使从另外的角度而不仅仅从以共见为中心或从以暴力为中心的角度来理解权力成为可能,而且它把自我管理技术和统治技术、主体的构成和国家的形成联系在一起”(20)。福柯直截了当地说,学校变成军营或者学校变成监狱,必出现对引导的反抗和反叛。所以,在人们对治理的一般理解水平上,用这类事实几乎无法否认统治或监管这个词与治理这个词是相区别的。此外,今天的学校治理有着它自身复杂的制度矛盾,其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纪律规范化已经不够了:良好的治理应当召唤出被治理者的责任感,召唤他们规划未来的能力。治理一个学校是如此,带领人民治理一个国家更是如此。今天我们党积极回应人民对其治理能力的期许,我们党提出推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们党与时俱进实现治理理念的转变,同时这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是我们党对各种社会权力关系的重构。

   这里提出两点意见:首先,在中国共产党的庄严政治理想中,政治技艺的地位事实上是极高的,它原本是旨在实现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和世界人民大团结的技艺,其标志就是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两句口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执政伊始,在她领导人民治国的理由中,就寄予了对国家的永续发展和维护世界人民“共见”的执政动机。我们今天对这样的治国理由该如何理解呢?我们肯定这样的治国理由很伟大,是因为它是理性或所谓大写的理性。我们在其中看到的是反对战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内涵。但是,任何人都不会看不到,我们刚才分析的其中所蕴含的超制度的普遍性、非对象性的普遍性的可能性问题在当时被搁置不议,这种普遍性有可能展现出跨越国家的总体化制度的性质依然是不确定的。今天,在我们政治哲学当中,它也被叫做民族神话或国际神话。神话是一种信仰,一种普遍假设,一种高尚的激昂情怀。它无须现实,而是鞭策和希望、信仰和勇气。毫无疑问,对于国家来说,今天我们不会在这个总体的意义上谈论治国理由了。我们都知道,今天看似模糊的、可以作出任何安抚性解释的某些国际关系松散结构,明天也许可能变成一个严密体系,并展示一个真正的世界人民大团结所达到的一切结果。然而应该看清楚这一点,人们期待的大团结的和平不是强有力的统一的统治,因为世界各民族本身是多样性的。大团结的和平生发于多样性,而人类的神话创造力必定是随着现代历史的流变而减弱了。我们今天所强调的东西不是对国家主权以及通过具体手段维护和平能力的削弱或剥夺,而是看到这种维护国家的理由完全不足以涵盖真正的国家政治实践,也不足以发挥国家理性。换言之,就是要注意到所有国家的人民理所当然地要求和平这一点是一致的,问题只是众多的国家在一个竞争的空间中相互为邻。为此,“引导国际社会正确认识和对待我国的发展”,“坚定不移做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21)。我认为这个观点对于所有可以被称为我国国家治理理由的东西而言,既是根本性和新颖的,又具有极其丰富的含义。

我要说的第二点意见是,相应于今日的治国理由概念不是伟大亢奋的激情、伟大的道德决断和伟大的神话,而应该是理智的判断或者目的性思考。举例来说,今天中国与美国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便属于新的治国理由的例证,因此,大家看到今天讲治国理由主要有两个层面。在根据我的研究工作所得出的结论中,治国理由是指以国家的名义进行治理的理由。从国家治理角度上看,治国理由有自然的理由和国家的理由之分。自然的理由是仅限于例如有关安全、健康卫生、公共利益协调和分配以及保护人们免受自然侵害等动机。比方说,应对埃博拉病毒,在大规模民众聚集地建立安全机制,这些都出于自然理由。在一定意义上,为了安全、为了保护人们免受自然之害等理由,无所谓理由。虽然这也是保全国家存在的合理性部署,但在其中的治理合理性的形式的发展,只要有法律存在就万事大吉了(也就是按照法律的规定来执行权力的艺术),就如同把经济科学或自然规律运用到社会治理上。显然,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不会把一个好的治理当作一个“依法治国”来讲,因为所有现代意义上的治国理由同样理所当然要求“依法治国”,问题在于,这一治理的本质的主要目标将限于我们现在所称为的经济的目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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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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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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