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永:特朗普政府的伊朗政策及其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9 次 更新时间:2019-07-09 23:3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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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永  
曾公开讲到“伊朗一直在支持全世界范围内的恐怖组织”,“在过去五年里,伊朗曾在五大洲25个不同国家实施过恐怖袭击”,并直言“伊朗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恐怖主义资助者。”(33)除了正式发言外,特朗普本人的反伊朗言论也经常发表在其推特账号上。截至2018年7月10日,特朗普原创发表和转发的推文近38000条,其中284条包含关键词“伊朗”(Iran)。(34)根据具体内容,特朗普有关伊朗问题的推文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直接抨击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威胁与其国内治理能力。比如,特朗普曾公开强调,伊朗现政府是“邪恶政权”,也是“当今世界资助恐怖主义第一位的国家”。(35)二是表达对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不满,认为其是失败的协议。2018年5月8日,特朗普更是在推特上转发了其正式宣布美国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视频新闻。(36)三是借伊朗问题打击国内政敌,特朗普经常在推文中称美国某些外交政策失效。比如,特朗普经常以伊朗为例,讽刺前任奥巴马总统以及现在一些反对特朗普政策的美国政要,强调他们的伊朗政策极其失败,是对美国利益的极大损害。特朗普本人的反伊朗立场直接推动了当前美国各项针对伊朗政策的出台,并不断恶化两国关系。

   第二,美国国内敌视伊朗的政治氛围。特朗普政府奉行敌视伊朗的观念在美国国内拥有深厚的意识形态基础。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前,巴列维王朝奉行亲美的外交政策,伊美关系非常密切。但是,巴列维王朝陷入统治危机,无力解决愈演愈烈的社会矛盾。伊朗底层民众并不亲美,反而因反感巴列维王朝而对其背后势力——美国充满恨意。(37)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后,反美主义开始占据主流,伊朗迅速从美国的亲密伙伴转变为对手与敌人,革命不久后爆发的人质危机更使得两国关系降至冰点。人质危机引发美国国内对伊朗革命政府的强烈反感,至今仍是美国民众反伊情绪的历史根源。(38)从那以来,美国政府不断增加针对伊朗的制裁与打压,并对伊朗后续政府发出政治挑衅,如接纳流亡的巴列维国王、在两伊战争中偏袒伊拉克、将伊朗列入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支持伊朗的反政府势力、打压伊朗的核计划等等。(39)奥巴马政府时期,美伊关系出现过缓和迹象,但美伊之间的矛盾并未消除,美国一直弥漫着强烈的反伊朗意识形态,伊朗政府仍是美国敌视的对象,对伊缓和政策难以持久。

   特朗普政府将这一敌对意识形态因素推到新的高度。特朗普政府反复渲染伊朗的威胁,比如伊朗政府正在频繁对外使用武力扩张、在国内最大限度地压榨民众等。即使伊朗在切实执行核问题全面协议,特朗普政府中的反伊朗人士仍在强调:制裁解除后的国际投资与援助并没有被伊朗政府用于改善民生,而是在资助伊朗革命卫队的武力干涉活动或用于进一步发展核计划。(40)美国为了反伊朗,越来越无所不用其极。比较极端的案例发生在2017年6月8日,当时的美国共和党众议员达纳·罗拉巴克(Dana Rohrabacher)曾公开赞扬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对伊朗首都德黑兰的恐怖袭击,并号召美国应同“伊斯兰国”合作,共同针对伊朗。(41)在这种政治氛围下,特朗普政府很容易在国内仇视伊朗人士的支持与鼓动下,不断推出反伊朗的政策,甚至可能是策划推翻伊朗现政府。比如,博尔顿就曾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重新审查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审查结果会确定1979年爆发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不会持续到其四十周年。”(42)

   第三,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大幅上升。近年来,伊朗在中东地区影响力不断增长,刺激特朗普政府加速出台各项针对伊朗的政策。传统上,大部分海湾阿拉伯国家同伊朗关系紧张,伊朗也处在孤立状态,国际影响力较为有限。但是,由于美国反恐战争的客观影响,原本同伊朗拥有对立关系的阿富汗、伊拉克等政府崩溃,由此带来的中东乱局为伊朗改善地缘政治环境、拓展自身影响力提供了良机。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Th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有关伊朗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伊朗在伊拉克战争后地区影响力大幅增长,比如资助反美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推动也门内战、向伊拉克新政府渗透、大力组织反以色列同盟等。(43)特朗普本人则认为,伊朗正在利用本国强大的革命卫队,扩大在黎巴嫩、阿富汗、伊拉克等国家和地区的军事存在,“在整个中东及其他地区助长冲突、恐怖和动乱”,严重损害美国在该地区的海外利益。(44)马克·杜博维茨(Mark Dubowitz)鼓动特朗普应重拾里根政府曾经遏制苏联的政策路线,全面打击伊朗在中东的地区影响力,削弱伊朗的军事经济基础,摧毁其海外联系网络。(45)此外,自伊朗核问题爆发以来,美国十分恐惧伊朗核能力的提升并由此在整个地区造成政治、军事、宗教和种族关系等方面的恶果。(46)

   现阶段,美伊两国的地缘政治矛盾集中体现在叙利亚内战上。伊朗极力支持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政府,但后者却是美国极端仇视的对象。美国前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认为,伊朗正在直接对叙政府实施军事援助,如提供武器、资金、战斗人员等,甚至命令伊朗革命卫队参与作战行动,以致不断恶化叙内战的形势,阻碍美国计划中“民主”政权的建立。(47)同时,特朗普政府强调,伊朗正在利用介入叙内战的机会,构建所谓通向地中海的“大陆桥”,未来可能会利用自己的武装力量威慑约旦、以色列等美国盟友,并威胁美国在波斯湾的军事存在。(48)一旦伊朗控制这些地区,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将会受到严重损害。美国必须采取实质措施,阻止伊朗扩张影响力,重新树立美国及其盟友在本地区的权威。“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伊朗军队及其代理人在叙利亚的扩张,而把重点放在将ISIS赶出拉卡和摩苏尔。随着这一目标的实现,(特朗普)政府必须纠正在伊朗政策中的致命矛盾。”(49)

   第四,伊朗在地区内的对手国家推波助澜。特朗普政府的伊朗政策受到了中东地区其他国家的影响,以色列和沙特两国的作用更为突出。以色列对于伊朗在地区内影响增长的危机感最为严重。伊朗对以色列毫不掩饰的敌意使得以色列极为关注伊朗的政策走向。随着伊朗军队及相关军事部署在叙利亚的逐步实施,伊朗的军事投送能力已经抵达以色列边境,表明伊朗可以轻松袭击以色列境内的目标。(50)在伊朗的军事压力下,以色列加强了同特朗普政府的对伊朗政策协调,劝说美国政府采取反对伊朗的实际行动,限制伊朗在叙的军事活动,以图使其无法挑战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地位。(51)

   基于宗教与历史原因,沙特同样对伊朗具有强烈的敌意。特别在中东地区什叶派穆斯林实力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沙特等海湾地区的逊尼派伊斯兰国家积极制衡伊朗,并着手组建针对伊朗的军事合作机制。同时,沙特等反伊朗的逊尼派伊斯兰国家还在不断鼓动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加入,以构建更大范围的反伊朗国际联合阵线。(52)

   美国国内部分政治精英呼吁政府同以色列、沙特等国合作,共同遏制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比如,布鲁金斯学会的丹尼尔·拜曼(Daniel Byman)曾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恐怖主义、核不扩散和贸易小组委员会阐述,为了更好地遏制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特朗普政府应主动与以色列、沙特等友好国家合作。(53)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曾表示,他之所以认为伊朗是中东地区最具威胁的国家,部分原因是其汇集了沙特、以色列、埃及等国家针对伊朗的情报与政策立场。(54)博尔顿甚至建议,美国应联合以色列,直接空袭伊朗的核设施,至少要切断伊朗核原料的来源,尽力拖延其核计划的实施进度。(55)特朗普本人乐于改变奥巴马政府的政策,上台伊始就着手加强同以色列与沙特之间的外交关系,同两国签订了大规模军售协议、支持沙特军事干预也门、认可以色列有关耶路撒冷的立场等,这些事件表明特朗普已经下定决心同这些国家联合一致针对共同的对手国家——伊朗。(56)

   随着各项政策的逐渐落实,特朗普政府对伊朗政策内在的对抗性特征不断引发争议,在国际上掀起波澜。由此不难推测,这一政策肯定会造成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在美国内外尤其是在中东地区带来很多的问题。

   其一,造成伊朗国内政局的动荡。美伊关系的逆转必然会作用到伊朗国内政局的发展。自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美国持续对伊朗施加武力威胁、政治渗透、经济制裁等。伊朗一直没有屈服,但美国的敌对态度迫使伊朗不得不面对非常孤立的国际环境与国内经济倒退等问题。特别是美国多次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虽然不大可能瓦解伊朗现政府,但确实造成伊朗经济发展的停滞,并增加了伊朗国内政局的变数。(57)比如,2010年前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对伊朗的集体制裁严重削减伊朗的石油出口,并造成伊朗货币里亚尔的大幅度贬值,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度下滑,进而波及政治领域,当时对西方国家奉行强硬外交路线的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无法解决国内危机而在大选中落败,高票当选者则为秉持温和派外交路线的鲁哈尼。(58)

   特朗普政府重启对伊朗的各项敌视政策使美伊关系再度跌至“冰点”,也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伊朗国内形势。在社会经济领域,美国重启的经济制裁正在摧毁伊朗经济体系,加速外资流出,各种商品价格飞涨,民众的抗议活动不断,以至于伊朗政府在德黑兰专门指派若干体育场和公园作为合法抗议的活动地点。(59)伊朗的政治稳定因此遭到冲击。现任的鲁哈尼总统是伊朗国内的温和派,其政府更倾向于同西方国家展开合作,更是一直寻求同美国缓和关系。然而,特朗普政府并没有认可鲁哈尼的外交路线,认为无论谁执掌伊朗政府,本质上都是对美国的欺骗,美国不能信任鲁哈尼政府的政策与态度。在特朗普政府一系列反伊朗政策的作用下,鲁哈尼温和派外交遭遇重创,更激起伊朗国内强硬派势力的攻击,陷入内外交困局面。2017年底,伊朗国内80多个城市爆发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抗议鲁哈尼政府在国内治理上的不足。这类抗议活动反映了伊朗国内局势的动荡,很容易为美国特朗普政府钻空子,用以颠覆伊朗政府。

   其二,恶化中东地区的安全形势。自二战结束以来,中东地区饱受战乱干扰,地缘政治形势异常不稳定。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美国经常采用经济制裁、军事威胁等手段,压制、威慑伊朗,以无限接近战争的“灰色区域战略”应对伊朗问题。(60)美伊两国的对立无疑使得中东地区安全形势的进一步复杂化。另外,伊朗还同中东其他主要国家存在民族与宗教等方面的矛盾。由此,伊朗问题同巴以冲突、叙利亚内战等中东其他地缘政治问题相交织,造成异常复杂难解的局面。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政策使原本动乱的中东形势更加具有不确定性。比如,以色列、沙特等国利用特朗普政府的反伊朗态度,正在尝试使用武力打击亲伊朗的什叶派武装力量,并很可能升级为对伊朗的军事打击,酿成国际冲突。伊朗不会甘于被动挨打,肯定会以各种形式进行反击。比如2018年5月9日,伊朗炮击戈兰高地,以武力形式回应美国与以色列不断高涨的敌意。

   虽然特朗普政府多次批评伊朗在“恶化”中东地缘政治形势,但实际上伊朗并没有表现出所谓的威胁,反而在一直努力维护该地区的稳定。近年来中东地区发生的大变局迫使伊朗采取的安全政策本质上都不具有进攻性,更多是防御性的。比如,接受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军事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帮助阿富汗与伊拉克建立稳定的政府等。稳定的中东更符合伊朗的国家安全利益,而混乱的中东必将使伊朗首先受到大规模难民潮、国际恐怖主义等方面的冲击。正如瓦利·纳瑟尔(Vali Nasr)所强调的,这期间的伊朗外交并非进攻性政策,而是基于现实的国家利益,其远比西方人所理解的更为务实。(61)相反,特朗普政府各项反伊朗政策却极可能给中东带来更多混乱,目前针对伊朗的军事冲突一触即发,地区安全危机迫在眉睫。

其三,冲击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稳定是世界和平的基石。但是,近年来一系列事件不断挑战这一机制,特别是伊朗核问题的爆发,更使得核问题领域的全球治理呈现出复杂化的趋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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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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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现代国际关系》 2018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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