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中国宗族社会:自治、法律与资本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7 次 更新时间:2019-07-08 08:5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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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  
但也常常拥有货币财产,贷款利息并不总是很低的。货币财产主要来自传统的市场费:同世界各地一样,市场摊贩受地方神保护。庙田同祖田一样,用于出租,而且主要租给村里无地的人,由此而来的地租和庙里的全部收入年年都交给收入承包人,他在扣除各项经费后将剩余的纯收益进行分配。庙里的管理事务,似乎经常由村里的家长们分担:一家一家地轮,因此村子被分成地区,每个地区有关人 100-500个居民。除了这些管理者以外,还有乡绅:宗族长老们和儒生,报酬有名无实.不喜欢任何法人或法人代理的政府只承认他们是村里的代表。他们一方则以“庙里”的名义行事,“庙里”通过他们与村里缔结各种契约,“庙里”对小事有审判权,常常包揽种种这样的诉讼,只有在事关国家利益时,政府才插手。受到民众信赖的正是这种公堂,而不是国家司法当局。“庙里”负责管理道路、运河、防卫、政治安全——通过轮流值勤,但实际上大多已经取消了——、防范强盗或邻村的侵扰,兼管义塾并施医舍药,在宗族管不了或不愿管丧葬时,庙里也要管起来。村庙掌管村里的武器库。通过村庙,全村从法律上和实际上具有了地方自治体的行动能力,这种职能正是“城市”没有的。乡村,而非城市,是村民利益范围内的一个有实际防御能力的联合体,这一点十分重要。

  

   政府对这种非官方的自治,并非总象旧政体的最后时期(明清两代)那样采取自由放任的立场。例如在汉朝统治下,政府就曾试图通过有计划地请社区长老出任地方自治官职三老[(古时执长教化的乡官。秦朝设乡三老,汉增设县三老,东汉以后又设郡三老,有时还设国三老。据《汉书·高帝纪上》:“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1人,择乡三老1人为县三老。”)],来瓦解始皇帝的纯粹世袭的绝对主义,关对原始的自治进行整顿,使之合法化。村长(守事人)须经选举产生并得到认可,前提是地主们为他的品行担保,其实只是偶尔这么做。政府总是无视作为单位的乡村,因为纯粹的财政利益总在作怪。我们在别的地方已经提到,王安石主要是在这种观点下使制度理性化的。直到今天,形式上仍是10家组成1牌,有牌长,100家组成1甲,有其头:保甲(可能系甲头、甲长之误。——译者),通常称为“地保”。在乡村和城市的每一家门上都有一个招贴(实际上,传统存在的地方都有这种招贴),上书门牌号数、甲、牌、所有人、户主姓名、家庭的出生地(籍贯)、其成员、房客及其职业、不在家的成员(何时起不在?)、地租、纳税义务、自住与出租的房间数等。保甲正式负责巡察、监视罪犯和秘密社团。担负以后要讲的皇家宗教警察的责任不属于保甲无足轻重的任务。——这种自治宫(地保)应当在上级政体与自治体之间建立联系,不管在哪里,只要这种制度发挥着职能,地保总要在县太爷府里呆上些时候,为的是给他通气。现在,这一切都已经本质地形式化了,“地保”的职务经常——在中国作者看来,似乎是按照常规——变成一种不见经传的、因而不太受重视的公职。国家机器必须切实考虑到的力量,是站在村政后面的宗族长老,他们会私设公堂,一遇冲突,将是危险人物。

  

   从各种迹象来看,决不能把一个中国乡村里农民的生活想象成和谐的家长制的田园诗。不仅对外械斗经常威胁着每一个人,而且,族权与庙政根本不足以保护财产,尤其是富人的财产。那些,这么说吧,“实诚的”农民[被称为“老实(人)”]很容易受到“光棍”们的十分典型的辖制。“光棍”,用俄国农民的术语来说,就是“拳头”。这些老实农民并不像在俄国那样受“乡村资产阶级”——这种资产阶级是由高利贷者及与其利益一致的人(例如俄国的“拳头”)组成的——统治,对此,农民很容易寻求神助或人助,我们已经说过了。恰恰相反,统治老实农民的正是由光棍们组织起来的无产者,用布尔什维克的术语来说,就是“乡村农民”,就此而言,布尔什维克主义似乎可以找到其在中国的根基。对这种(光棍)组织,任何个人,甚至任何较大的地主集团,都防不胜防、无能为力。如果说,过去几百年中大规模的土地占有在中国十分罕见的话,那么,这种状况,即一种在伦理上天真的“农民布尔什维主义”,无疑起了某种作用,这种受到族权大力控制的思想,是缺乏国家强制下的财产保障的直接产物。——县同英国“郡”的面积差不多大,县里只有这类本地人的自治部门,名义上是荣职,实际上作为“光棍”发挥作用。但是,除了各区划的官方行政以外,一直到省里,都有许多委员会,委员“任期”3年,政府随时可以收回成命——实际上是由公认的或强占的卡里斯马“任命”的——,委员向官员进“谏”。此处暂不讨论这些委员会的结构。

  

   在乡村内部,有一个同乡村对峙的磐石般团结的地方乡绅阶层的委员会。不管你想做什么,比方说提高传统的租税,不管你想进行什么变革,都必须同这种委员会达成协议,才能做点实事。不然的话,你这个知县就会像地主、房东、东家,一言以蔽之,一切族外的“上司”一样,遇到顽强的抵抗。感觉受到歧视的人的宗族,协力同心帮助自己的同胞。宗族的联合抵抗产生的经久影响,当然是我们那种自由组合的工会的罢工无法比拟的。仅此一项就足以使西方大产业所有的那种“劳动纪律”和市场对劳动力的自由筛选,同任何西方式的理性管理一样,受到挫败。受过儒学教育的官吏阶层面临的最强大的反对力量是非儒的老人阶层,在由传统确定的宗族事务内部,一个不管通过了多少次科举考试的官员,也得无条件地服从他那绝对没有受过教育的族长。

  

   世袭官僚制面临着一种实际上颇具规模的自治。这种自治或是强行的,或是得到了官方认可的,宗族组织无论如何算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穷人的组织。官僚制的理性主义在这里碰上了破釜沉舟的传统主义势力,从整体和长远的角度来看,传统主义都绝对占上风,因为它一直有影响,而且受到至亲的私人组织的支持。此外,任何一种革新,不管是什么形式的,都会招致穷凶极恶的诅咒。革新似乎总有财政至上的嫌疑,因此,遇到了强烈的反抗。没有一个农民会心血来潮,相信(改革的)“客观”动机,——他们同托尔斯泰的《复活》中的农民完全一样。族长似的影响对于接受或拒绝改革往往至关重要,——这也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当然,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倒向传统一边,尤其在他们预感到祖宗孝道受到威胁时。受严格的家长制控制的宗族势力十分强大,这种宗族势力实际上就是在中国经常讨论的那种“民主”的体现,不过,它只意味着:1.封建等级制的中止;2.世袭官僚制行政的粗放;3.家长制宗族的坚不可摧和万能,同“现代”民主毫无共同之处。

  

经济关系的宗族制约


   几乎一切超出个体经济范围的有组织的经济实体,都建立在现实的或模仿的宗族化的基础上,我们先来看宗族这个共同体。以这种形式组织起来的氏族除了宗祠和校舍以外,还有存贮用的宗族房屋以及加工稻米、制备长期贮藏的食品、纺织和进行其他家庭生产的器具,必要时雇一位管家专管这类事宜。除此以外,宗族还通过互助及无息或低息贷款,扶持那些处境困难的成员。宗族相当于一种按照生产合作社性质扩大了的氏族共同体与蓄积的家庭共同体。另一方面,除了城里工业的个体工匠经营以外,还有典型的小资本主义(合作社性质的)经营共同体。这是一种集体聚合,有广泛的手工操作分工,在技术上和商业管理上已经完成了专门化,利润按照股份和专门化的(例如商业的与技术的)劳务进行分配,主要是按股份。在希腊古代和伊斯兰中世纪也有过类似的现象。在中国,这种集体聚合似乎主要存在于季节性产业里,旨在同舟共济渡过淡季,除此之外,当然也为了贷款方便和分工生产。所有这些较大的经济单位的创建形态,从社会角度看,都具有一种典型的民主性质。它们扶持个人的生存,反对无产化和资本主义压制的危险。负责提供原料和经销产品的分发加工包销体制在我们这里导致了资本主义的统治,在中国却相反,直到近代才在数量上有了长足的发展,而且主要是在边远地区销售行业中,在组织上似乎仍然限于工匠对商人的各种实际依赖中,只在个别行业中,才进步到拥有零散的中间工匠工场和中心销售事务所的家庭劳动的水平。我们已经看到,很难强迫下属人员工作,尤其是强迫他们按规定的质量、数量和日期交活,这大概是造成上述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历史上,似乎很难找到私人资本主义的大型手工工场凭证,大批量生产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恒久的市场。纺织工业难以同家庭工业竞争,只有丝绸有其市场,并且畅销国外。但这国外市场又被皇家的丝绸商队把持着,由于矿山收益甚微,所以冶金工业规模很小。这是某些普遍原因造成的,我们已经讨论了一部分原因,下面还将讨论另一部分。可以找到关于茶叶制造的生动描述:有劳动分工的大工场可以同古埃及的画面相比。国家工场(一般)生产奢侈品(同伊斯兰教的埃及一样);国家冶炼工业受货币本位的影响,具有暂时性。我们已经谈过的行会规定学徒制度。我们没有听说过与此对立的帮工团体。只有在特殊场合,工人才联合罢工反对师傅,除此之外,似乎没有显示出同一个阶级发展的萌芽状态,其原因类似俄国30年前的原因,据我们所知,工人是有平等权利的行会会员。确切地说,行会一般说来并不以垄断身份排斥后来人,这同中国工业的性质吻合,中国的工业纯粹是小手工业,连小资本主义都不是。分配职业的思想一再露头,似乎还一度推行过,这本来可能导致社会等级的形成,但是,最后还是没有出现这种结果。史书上特别提到公元6世纪末进行的一次这样的失败的试验(5世纪末,北魏孝文帝进行过按门弟高下分配官职的改革),被咒为“不洁”的种族和职业残存下来。人们习惯于把下贱“等级”分为9类:(1)特定的奴隶、(2)特定的奴隶或隶农的后裔、(3)乞丐种姓、(4)以前的叛乱者的后裔、(5)蛮旅移民的后裔(客族)、(6)乐师、(7)唱堂会的戏子,此外还有(8)优伶与(9)变戏法的——很像西方中世纪的情况。同印度的情形一样,不洁职业的光顾者有固定的、祖传的和卖身的。所有下贱等级不准同别人通婚、共居,也不能获得封赏。不过,根据皇帝的恩赦,某些放弃了不洁职业的人可以在法律上恢复名誉[例如1894年(光绪二年)还颁布过关于为这些等级中的个别人恢复名誉的规定]。自从侵略战争停止以后,奴隶的来源或是父母的屈从、出卖,或是政府的惩罚。跟西方一样,解放奴隶有服从庇护人的义务,而且没能力获得学位、军衔或官阶。雇工在受雇期间必须服从东家,而且不能与主人通婚。

  

   在这些类似种姓制的现象中,一直生存到当代的,仅仅是旧日等级制划分的一点可怜的残余。这种等级划分的实际后果主要在于使特权等级(“望族”——“国”之“百姓”这种说法就是指的这个阶层——和儒士)从徭役义务和体罚中(在他们那里变成了金钱与拘役)解放出来。有可能贬为“黎庶”。古代世袭卡里斯马的等级制划分,早就被为了财政目的而一再采用的单纯占有阶级的划分破坏了。

  

   除了宗族、工商行会以外,在近世的中国——关于往世,我这个门外汉没有得到确切的资料——在各个领域中,也包括经济和信贷领域中,又出现了俱乐部形式的协会:会。我们在这里不打算详细考察、近世,参加一个有声望的组织,无论是中国的平均主义的会社,还是美国的民主制的俱乐部,都是名利欲的目标和刺激,取得了这类组织的成员资格,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获得了社会承认。这同在商店里挂着的中国行会的接纳书向顾客保证商品的质量是一样的。世袭官僚制行政的粗放,加上缺少有法律保障的等级制划分,也决定了这类现象。

  

除了一个被授予名号的贵族以外,近世——如果不考虑满族在旗家庭那种代表着17世纪以来的外族统治的严格划分——汉人自身那种与生俱来的等级制的差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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