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蓓 孙成昊:特朗普执政以来美欧关系的变化、动因及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3 次 更新时间:2019-07-05 23:3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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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蓓   孙成昊  
134个国家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支持率都出现下降,65个国家下滑10%,其中包括美国的欧洲盟友,葡萄牙、比利时、挪威等国家尤其明显,支持美国领导地位的比率直线下降40%以上,德国也下降了25%。(28)在2017年的七国集团峰会之后,默克尔表示,“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互相完全依赖对方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欧洲人真正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29)2017年马克龙在索邦大学的演讲也提到,欧洲身处“美国渐进的、不可避免的脱钩”背景中。欧洲对美国信任的下降将导致美欧关系的基础更为松动。(30)

   (二)欧洲一体化发展面临的挑战大于机遇

   欧盟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经济虽已实现复苏,但经济竞争力、欧元区结构失衡等问题仍有待解决。在安全上,地缘政治等传统安全与恐怖主义、难民等非传统安全挑战交织;在政治上,民粹主义仍是毒化欧洲政治生态的重要因素;在内部治理上,英国脱欧进程和东欧国家内政发展仍是欧盟面临的重大挑战。

   美欧关系的变化将对欧洲未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美欧关系一直是欧洲发展的稳定因素,但目前却成为加剧复杂形势的因素。欧洲一体化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更为艰巨和深远的挑战。

   就机遇而言,美欧关系的调整将是欧洲加快实现战略自主的动力。2016年《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全球战略》将战略自主作为长远目标。长期以来,美国是欧洲的战略“安抚奶嘴”(31),欧洲国家普遍存在搭美国安全便车的心理。自特朗普执政以来,欧洲对实现战略自主的紧迫性大大增强,欧洲国家明显加大防务投入。根据北约年度报告,2017年欧洲防务支出增加5%。(32)同时,在德法领导下,欧洲国家在共同安全和防务政策基础上朝战略自主迈出切实步伐,包括发起永久结构性合作(PESCO),设立欧洲防务基金等等。

   另外,由于“美国优先”的理念主导特朗普政府在贸易、气候变化等领域的政策,因此在这些议题上出现了领导力真空,这为欧盟发挥领导作用创造了条件。以贸易领域为例,欧盟已开始利用美国退出多边贸易协定在国际社会推广欧盟认可的自由贸易规则。在特朗普执政后,欧盟在世界各地的自由贸易谈判的速度明显加快。2018年7月,欧盟已与日本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与墨西哥的谈判已经完成,与南方共同市场国家的谈判也取得积极进展。

   就挑战而言,美欧关系的变化将影响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当前美国向“非自由主义的霸权”或“无赖超级大国”转变,试图重新改写国家间交往的规则,这对欧洲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构成极大冲击。欧洲一直以来信奉的多边主义和全球化信条均遭到冲击,而欧洲目前又缺乏实力和手段有效应对大国竞争、零和博弈、保护主义、政治保守主义等带来的诸多挑战。

   从具体领域看,在安全上,特朗普政府在全球事务上的撤出将使欧洲、中东等地区出现新的战略真空,加剧欧洲周边地区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在价值观上,由于特朗普对西方共同价值观的漠视,欧盟也忧心忡忡。在经济上,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对全球贸易格局将产生深远影响,不仅冲击欧洲市场、影响欧洲经济,也将增加欧洲维持贸易自由化的难度。总的来看,欧洲在维护利益、寻找伙伴的过程中将面对更为不确定的国际环境。

   更重要的是,此轮美欧关系的调整凸显欧洲塑造独立外交政策的紧迫性。美欧在伊核协议上的分歧、美国在钢、铝问题上对欧盟征税都表明美欧利益分歧明显,美国不愿再向欧洲让利。这要求欧洲必须拥有真正独立自主的外交,重塑自身国际地位,勇于捍卫自身利益。

   (三)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面临更大挑战

   美欧关系的变化及其深层次动因将对战后西方共同建立和维护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产生巨大影响,让这一已承受巨大压力的秩序面对更大挑战。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在二战后由美欧主导建立,并在冷战结束后被推广至全球。经过多年发展和演进,这一秩序在经济上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推动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推崇投资和贸易便利化,将全球化视为圭臬;在政治上强调人权、民主、法治等理念;在机制上建立了以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多边体制。(33)就主体而言,这一秩序是美欧共同建立的,美国负责领导、监督执行,欧洲参与、维护。这一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凝聚了美欧共同利益,赋予“西方”这一名词实质意义。

   但是,目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已受到多重压力,冷战结束时的“别无选择”被证明是错误。首先,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在西方国家看来,中国受益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提供的稳定环境和全球化提供的巨大机遇,但并未接受这一秩序内含的政治和经济治理要求。其次,这一秩序在西方传统的边缘地区面临挑战,俄罗斯、土耳其甚至一些欧盟成员国都在不同程度上拒绝接受其政治、经济、价值观要求。最后,西方内部也对这一秩序或其中一些要素产生信任危机。美国逐渐怀疑自己建立的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的机制性框架不再符合自身战略利益,“我能得到什么好处”的声音日益凸显;欧洲社会也抱有类似的怀疑态度,英国脱欧、西方民粹主义势力上升均是其表现。欧洲认为世界经济缺乏监管、贸易机制不公平使欧洲利益受损,应当更好地管理全球化、降低其负面效应,对全球化的反思甚至怀疑已逐渐进入欧洲主流政党和政治的话语体系。

   早在特朗普执政之前,美欧曾希望携手适度改革国际秩序,奥巴马执政时美欧力推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就是双方试图结合经济和政治优势,按照对西方有利的经济原则和政治价值观调整国际贸易规则的努力,但特朗普执政后对这一秩序的背弃是欧洲难以接受的。欧洲是高度外向型的经济体,维护贸易自由化和开放的贸易体系符合其利益。欧洲各国政府和欧盟认为以合法、有效的国际机构和规则为支柱的国际秩序最能保护欧洲利益。(34)尽管欧洲认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面临巨大挑战,但这一秩序仍能更好保障欧洲安全和利益。(35)

   因此,欧洲与美国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态度存在较大分歧。二战结束以来,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美欧共同的目标,只是在维护秩序的方式、方法上存在争论,但目前双方出现根本性分歧,西方内部出现较大裂痕,将使国际秩序面临更大挑战。

  

   结束语

  

   特朗普执政以来,随着美国内政外交战略的调整,美欧关系出现明显变化。从目前来看,美欧关系面临同盟退化的风险,从此前的安全、经济、价值、国际秩序“四位一体”的同盟关系退化到以安全为主要支撑的同盟关系。欧洲安全仍然依赖美国,但在其他领域美欧竞合交织,交易性凸显。

   中国因素在美欧关系中的能见度也在上升。一直以来,美国战略界存在联合欧洲制衡中国的声音,但尚无具体政策;而欧洲学界也在思考欧洲是否应该参与美国在东亚的地缘战略博弈。从目前来看,在经济层面,美欧决策者与中国交往的规则趋同,它们在有相同关切的涉华问题上倾向于合作,最主要的领域是所谓“更公平的贸易行为”,共同向中国施压,以扩大对外资的开放程度,减少非关税和监管壁垒,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36)然而在其他领域,美欧的身份特性、利益和政策关注点均不同,美国主要从霸权护持的角度思考对华政策,而欧盟的主要关切仍是中国是否尊重经济交往规则、是否拥护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37)因此,美欧在对华认知和政策上存在显著差异,欧洲和美国虽然都在思考中国崛起的影响,酝酿应对措施,但远未达成战略合作的共识。

   在此背景下,中国应如何应对美欧关系的新发展值得思考。中国战略界存在美欧联手制衡中国的隐忧,但也看到中欧合作反制特朗普单边主义、维护多边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美欧安全纽带仍然牢固,在经济等其他领域的规则、价值观趋同,在两者利益和目标一致的领域联手施压中国的情况难以避免,但中欧在全球治理、地区安全、经贸往来上的利益交汇点也在增加,对于欧洲来说,与中国合作的价值持续上升。(38)当前,美国朝野上下、两党内外对华态度逐渐强硬,普遍认为过去四十年对华接触政策失败,从“集体抱怨”转向“集体焦虑”,急于寻找新的对华制衡战略,战略灵活性有所降低,中国不得不做好充分准备。同时,中国也不能低估欧洲对华的两面性和实用主义,应力求扩大中欧合作面,并在合作中增信释疑,化解欧洲对华焦虑,推动中欧关系良性发展。

   本轮美欧关系的调整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内部危机的新表现。尽管中国对国际秩序的理解与西方国家存在显著差异,并不完全认同西方定义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但是中国支持的国际秩序在内容上也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有较大重合之处。因此,中国从不期待或计划从西方主导的秩序的衰落中渔利,但认可国际秩序渐进改革的必要性。中国作为现行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建设者、贡献者,随着自身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将成为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公平、正义方向改革与发展的关键力量。

   注释:

   ①Thomas Wright,A Post-American Europe and the Future of the U.S.Strategy,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December 2017,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7/12/fp_20171205_post_american_europe.pdf; Hans Kundnani and Jana Puglierin,“Atlanticist and ‘Post-Atlanticist’ Wishful Thinking,” GMF Policy Essay,January 3,2018,http://www.gmfus.org/publications/atlanticist-and-post-atlanticist-wishful-thinking; and Xenia Wickett,“Transatlantic Relations:Converging or Diverging?” Chatham House,January 2018,https://reader.chathamhouse.org/transatlantic-relations-converging-or-diverging#.

   ②Barry R.Posen,“The Rise of Illiberal Hegemony:Trump’s Surprising Grand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Vol.97,No.2,March/April 2018,pp.20-21; and Robert Kagan,“Trump’s America:the Rogue Superpower,” Los Angeles Times,June 15,2018,http://www.latimes.com/op-cc-rogue-comment-20180615-story,amp.html.

③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首次将特朗普政府的外交形容为“退出主义”,参见Adam Taylor,“Ditching Deals has Become Trump’s Main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Post,October 13,2017,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7/10/13/ditching-deals-has-become-trumps-main-foreign-policy/?(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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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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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展望》2018年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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