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剑南:极限施压与极限博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43 次 更新时间:2019-07-05 23:2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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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剑南  
真正改善关系绝非一日之功。而苏联(俄罗斯)大体上与古巴保持了特殊关系,冷战后,古巴的战略重要性有所下降,但俄古关系依然保持了较好的延续性。2016年12月,俄古签署了到2020年防务合作计划,规定俄将帮助古巴实现军事现代化。2017年5月,俄古签署协议,古巴恢复中断20多年的俄罗斯原油进口,俄罗斯进入了古巴能源市场。2018年4月,迪亚斯·卡内尔当选古巴新领导人后,普京致电祝贺并表示加强俄古战略伙伴关系。美、古、俄三角关系保持了持续的稳固性:美国要维持全球霸权和立足拉美,美古关系可改善但美俄关系难亲密;俄罗斯要重拾大国雄心反击美国挤压,加强俄古关系有利于与美国博弈;古巴要谋求开放与发展,保持良好古俄关系有利于在古美关系中讨价还价。

   第三个历史遗产是,美国出于维护和巩固全球霸权地位,利用自身霸权国的超强实力,必要时仍会祭出精准的极限施压办法来促进美国利益并确保美国优势地位。例如,美国签署或退出“伊朗核协议”,并威胁实施“最高程度”经济制裁、“史上最强制裁”,称要让伊朗为“保持经济生存”而挣扎;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在朝鲜周边大搞军演并认真准备武力打击朝鲜,并推动联合国通过对朝“史上最严制裁”,试图以威逼利诱、软硬兼施方式,按照美国意图促使朝鲜完全、彻底、不可逆地弃核;美国对土耳其种种不满之后,在2018年8月宣布对其钢铝关税提高一倍,分别加征50%和30%的高额关税,美国的精准施压造成土耳其金融市场剧烈动荡。显然,如果对手不是强大国家或有强国支持的国家,美国就会超越极限施压手段,直接采取军事打击行动,如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对美国来说,今后是否采取极限施压或极限制裁办法,或是采取超越极限施压手段,取决于即时条件下对手是否足够强大,只要有可能,美国就会祭出极限施压的撒手锏来维护其利益和巩固其霸权利益。当前,全世界都在观察美国对中国贸易战的态度,中国作为被美国特朗普政府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贸易战会打多久,会以什么状况收尾,是否会延伸到其他领域,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世人仍然担心美国利用其非对称优势进行诸如对中兴公司一剑封喉的单一性极限施压的措施,迫使中国在某一方面或者某些领域做出让美国满意的让步。

   此外,古巴导弹危机的四个历史启示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即使是核大国或霸权国也不能为所欲为,在理论上和行动上都是有局限性的,尤其双方都是核大国的情况下,不能为了自身单方面安全与利益而刻意去威胁他国国家安全或损害他国核心利益,否则必然引发对方可能不惜代价、不计后果的强烈反制,因此极限对抗和极限施压的后果难料,必须谨慎地全面评估并做出正确的决策。其次,有效管控分歧能避免事态恶化,国家间持续高强度对抗并不能解决分歧与实质问题,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较好地解决摩擦与争端,才能避免可能的事态升级恶化并进一步冲突,从而有利于建构双边或多边安全机制与合作机制,维护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再次,国家领袖的远见卓识与理智决断,对于化解极限对抗中的危机局势或解决重大纠纷时能发挥关键性作用,因此领导人必须谨慎地全面分析评估并进行理性决策,以防止一个看似微小的错误决策可能引发国家间的危险对抗乃至爆发战争。第四,美国作为实力超强的体系霸权国,为了维护其全球霸权利益,在其认为必要时,将会运用高压策略或现实打压来达到目的,而且对盟友也会如此,例如1985年9月迫使日本签订“广场协议”,从而使曾经一路高歌猛进的日本经济陷入多年停滞。

  

   四、结语

  

   古巴导弹危机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是,国家间特别是大国间的极限对抗没有出路,极限博弈危险重重,极限施压后果难料,让对方对自己恐惧意味着反过来会使自己陷入不安全境地,双方都难以摆脱“安全困境”的现实逻辑。冷战结束以来,大国间对抗再未达到美苏冷战时的极限对抗状况,像古巴导弹危机这样高危性的极限博弈事件也没有再发生,这显示了时代的进步性和国际关系的进步性。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化新时代,国际格局转型和全球治理变革正在加速推进,各国间尤其是大国仍然存在各类尖锐矛盾与错综复杂的关系,仍有可能存在某种形式的极限对抗-极限施压-极限博弈,仍需要将重大分歧与矛盾冲突限制在可控范围之内。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大势的今天,遵循联合国宪章与宗旨精神,建构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解决国家间利益纠纷与冲突的最佳方案,也是人类共同走向自由、民主、文明、进步、繁荣的必由之路。

   注释:

   ①Foreign Affairs,Fall,1987,p.170.

   ②[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291页。

   ③桂立:《古巴导弹危机决策分析》,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第79页。

   ④G.W.Sand,Soviet Aims in Central America,A Division of Green Word Press,1989,p.6。

   ⑤[苏]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1956年2月14日)》,《赫鲁晓夫言论(1956年)》第五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0页。

   ⑥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108页。

   ⑦时晓红:《古巴导弹危机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载《湛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第22页。

   ⑧郝承敦:《古巴导弹危机新论——关于赫鲁晓夫决策动机及结局的分析》,载《拉丁美洲研究》2002年第2期,第40页。

   ⑨[俄]《赫鲁晓夫回忆录》,张岱云、王长荣、陆宗荣、潘绪年、关可光等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697页。

   ⑩Blight and Welch:Cuba on the Brink,New York:Pan the on Books,1993。

   (11)两国政府的代表还草拟了一份协议,其基本原则是,导弹本身及其操纵,完全处于苏联军事人员的管辖之下,不过这个协议因为苏联担心古巴公开而未真正签署。参见:钱海英:《论古巴导弹危机》,载《法制与社会》2010年2月(下),第170页。

   (12)《赫鲁晓夫回忆录》,张岱云、王长荣、陆宗荣、潘绪年、关可光等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696-697页。

   (13)在冷战时期,美国虽然在世界各地与苏联争霸,但美国历届政府始终信守肯尼迪政府关于“不入侵古巴”的国际承诺;冷战后,美国在伊拉克、科索沃、巴拿马、南斯拉夫、阿富汗、利比亚等多个国家也实行了军事打击与政治干预,但却仍始终没有对古巴“动刀子”。

   (14)Mary McAuliffe,CIA Documents o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Washington,D.C.:CIA History Staff,1992.P.140- 150; Raymond Garthoff,The Havana Conference o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J].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1992,PP.2-3.

   (15)Alexander Fursenko,Timothy Naftali,“One Hell of a Gamble:Khrushchov,Castro,and Kennedy,1958-1964(New York:W.W.Norton Company,1997),p.189.

   (16)杨存堂:《美苏冷战的一次极限——加勒比海导弹危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17)资中筠:《战后美国外交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7页。

   (18)《赫鲁晓夫回忆录》,张岱云、王长荣、陆宗荣、潘绪年、关可光等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698-699页。

   (19)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Fidel Castro,Glasnost,and the Caribbean Crisis,Georgy Shakhnazarov.

   (20)[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21)蔺陆洲:《苏联国内政治斗争与古巴导弹危机决策》,载《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5期(下),第292页。

   (22)[捷]姆林纳日著,新征译:《严寒来自克里姆林宫》,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转引自蔺陆洲:《苏联国内政治斗争与古巴导弹危机决策》,载《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5期(下),第292页。

   (23)《赫鲁晓夫回忆录》,张岱云、王长荣、陆宗荣、潘绪年、关可光等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679页。

   (24)[俄]谢·赫鲁晓夫:《导弹与危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517页。

   (25)桂立:《美苏关系70年》,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88页。另一种具体一点的说法是:1962年,美国拥有洲际弹道导弹294枚,潜艇发射导弹144枚,远程轰炸机600架;而苏联分别拥有75枚、75枚和190架。参见:[美]丹·考德威尔,张黛云译:《论美苏关系》,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177页。

   (26)[俄]谢·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616页。

   (27)蔺陆洲:《苏联国内政治斗争与古巴导弹危机决策》,载《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5期(下),第292页。

   (28)[美]约翰·纽豪斯:《核时代的战争与和平》,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5页。

   (29)[苏]A.C.阿尼金:《外交史》(第5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761页。

   (30)《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35页。

   (31)吴文成,梁占军:《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官僚位置与决策》,载《国际政治科学》2006年第4期,第54页。

   (32)Graham T.Allison and Morton Halperin,“Bureaucratic Politics:A Paradigm and Some Policy Implication”,p.44.

   (33)Graham T.Allison,Essence of Decision: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p.165.

(34)[俄]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徐葵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转引自:蔺陆洲:《苏联国内政治斗争与古巴导弹危机决策》,载《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5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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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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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战略决策研究》 2018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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