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剑南:极限施压与极限博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43 次 更新时间:2019-07-05 23:2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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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剑南  
意在告诉苏联,事态已经十分严重,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肯尼迪要求赫鲁晓夫第二天(28日)必须给出明确答复。

   27日晚上,白宫笼罩在“悲观、沮丧”凝重氛围中,尽管美国已经做好了大战的一切准备,但他们仍不知道,赫鲁晓夫是否准确理解了美国在做最后努力的含意,也不知赫鲁晓夫是否真的打算开战,因此,他们不知第二天到来的是毁灭之战还是和平钟声。

   同一天,克里姆林宫也处于美国即将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巨大忧虑”之中,为了争取时间,赫鲁晓夫和其他重要高级官员在他的别墅从27日一直连夜讨论到28日,在他们的讨论过程中,27日上午收到了卡斯特罗说美国将在24-72小时内可能对古巴进行空中打击和入侵的急信,此外,其他渠道也传来了同样情报,所有迹象都显示美国的确将于29日发起对古巴的军事打击。下午,苏联军方又报告称美国一架飞机在北极地区进入苏联领空,在收到肯尼迪的书面信件及口信后,赫鲁晓夫也感到情况已经万分紧急,必须立即做出适当决策了,他当即说道:“同志们,现在我们必须找到一种体面的方式来摆脱这场对抗。”(39)当时,由于苏联出于整体实力不及美国,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苏联都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40)而且在地缘上,苏联与古巴相距遥远,而古巴却近在美国眼前等因素的考虑。在28日的苏联中央主席团的会议上,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大部分成员认识到,面对美强苏弱和古巴距离苏联遥远的现实,苏联的军事选择的余地十分常有限,并且如果事态升级,美国除了入侵古巴,还可能对苏联本土进行大规模报复性打击,而苏联即使采取反击措施,但也缺乏对等能力。经过权衡各方面信息和持续的紧急讨论,赫鲁晓夫和其他官员最终认识到,“肯尼迪已经做出了最后的让步,除非苏联做出妥协,否则美军对古巴的进攻不可避免。”(41)

   赫鲁晓夫及其高级官员们紧急集体讨论如何回复肯尼迪的信时,他们都知道情况实际上已经万分危急,因此,当时紧张到,回信的最后部分还未校阅完,彻夜未眠的赫鲁晓夫,就迫不及待地开始通过广播口述信件的内容了。赫鲁晓夫表示,苏联决定接受肯尼迪的有关建议,同时他还声明:“苏联已给自己的军官下达了指示,中止在古巴的导弹工程建设,将设备拆卸运回苏联。”(42)

   28日上午9时,肯尼迪正式收到了赫鲁晓夫发来确认撤除古巴导弹的复信。肯尼迪心中担忧的巨石终于安全落地,他欣喜异常并当即复信,称赞赫鲁晓夫的决定是“具有政治家风度的决定”。至此,持续13日的重大危机终于结束。第二天(10月29日)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下令:在1963年4月1日前撤销在土耳其的导弹基地。危机终于得到较好解决。

   (二)美国极限施压原因及理智决策的背后考量

   古巴发生革命后,美国一位惊慌又无奈的企业家表示,“这场革命也许像一个西瓜,愈切愈红。”(43)出于对社会主义的敌视,古巴倒向苏联阵营是美国难以接受并反对的,在美国看来,“共产主义在美洲的存在是不容谈判的”。(44)艾森豪威尔也曾经宣称,美国不会“允许在西半球建立一个为国际共产主义所主宰的政权”。(45)在美国军方和硬派看来,倒向苏联和社会主义东方的古巴已成心腹之患,必须加以尽快解决。古巴导弹危机的发生,就成了彻底解决“古巴问题”的时机,因此,军方和鹰派强烈要求抓住这一时机,立即大规模采取军事行动进行,先是连续5天每天出动700-1000架次飞机对在古巴的军事目标进行轰炸,然后派9万地面部队攻入古巴,“消除对美国的威胁,同时解放古巴。”(46)为此,在危机期间的最后几天,美国军方已做好全球范围内与苏联进行大规模战争的一切战备,当时美国军方的意见简单而明确:“希望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将苏联的力量和影响从西半球彻底赶出去。”(47)因而,愤恨的美国得知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后,立即大规模实施极限施压,与苏联进行了极限博弈,意欲谈判破裂后就不惜一切代价以武力解决古巴问题。

   然而,怒气冲冲的美国最终采取了理性决策,只是保持在极限施压与极限博弈层面上,没有最终爆发核大战,其背后主要有政治、民意和后果的三重考量。

   第一,政治考量。虽然美国军方做好了万全的军事准备,肯尼迪也认识到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给了美国进攻古巴并颠覆卡斯特罗政权的一个难得的良机,但这种行动风险实在太大,难以预料这种可怕的后果,而且在政治上也难以有效。“实际上,由于受到诸多国内和国际因素的制约,肯尼迪并不真的希望动武,而是以此来威慑苏联,促其妥协。”(48)在这一重大危机面前,肯尼迪表现出了必要的谨慎和难得的理智,他曾明确地告诫说:“我认为我们应该牢记英国人在布尔战争、苏联人在苏芬战争以及我们自己在北朝鲜的教训。”(49)他表示,入侵古巴将是一个错误,是“错误地使用了我们的力量。”(50)他强调,“我们应该提醒自己,我们正在走上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51)这表明,作为美国的三军统帅和最后下决定的人,肯尼迪认识到有必要进行极限施压,以维护美国的利益和尊严,但也不能过度而导致难以预料的后果。古巴导弹危机后,肯尼迪后来间接地阐释了美国的对苏、对古政策及行动底线,他认识到,“世界和平并不要求每个人都爱他的邻国……只不过要让他们在相互宽容的情况下共同生存。”(52)后来,肯尼迪在1963年6月发表的“世界和平”演说中也说到,“归根结底,我们最基本的共同纽带是,我们全都生活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之上……我们可以在不放松警惕的情况下谋求紧张局势的缓和。”(53)作为曾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时任司法部部长的肯尼迪胞弟罗伯特·肯尼迪,后来在撰写的回忆录中,也提供有力的佐证,他写道:“古巴导弹危机所得出的最后一条教训就是,设身处地为别国着想是很重要的。在危机期间,肯尼迪总统在试图制定某项行动方针并估计其将对赫鲁晓夫或俄国人产生何种影响上所花的时间,要比他在其他方面作的事情上所花的时间更多。”(54)正是出于这样的谨慎与考虑,肯尼迪最后既达到了目的,也成功避免了一场核大战。

   第二,民意考量。尽管鹰派和军方主张强硬反击,但民间和有识之士仍希望和平解决。在10月17日盖洛普的民意测验中,有超过60%的人反对入侵古巴。在22日肯尼迪就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而发表讲话的当天,《新闻周刊》的民调显示,有高达90%的受访者反对入侵行动。(55)不只是民间有反战声音,肯尼迪周围的高官也有反战声音。肯尼迪的特别顾问索伦森认为,入侵古巴的风险很大,会使苏联在柏林问题上或其他地方进行报复,可能会引发世界大战,也从此会被历史认为进行了侵略。被肯尼迪崇敬有智慧的时任财政部部长道格拉斯·狄龙,(56)也提出他的意见:“入侵会使美国深陷古巴泥潭,并对拉美国家造成不良影响。”(57)在综合权衡各种现实情况与意见之后,肯尼迪做出了他的判断:“必须采取某种行动,现在的问题是,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才会减少核交锋的概率,而核交锋显然意味着最终失败。”(58)肯尼迪明白,越是关键时候,他越是必须做到谨慎决策。

   第三,后果考量。从后果来看,基于核大战的双向毁灭性后果,最终美国不得不谨慎行事,表现出了较强的理智态度与必要的谨慎。美国在周全准备的情况下,仍然没有最后轰炸、入侵古巴并与苏联开战,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核武器的大规模毁灭性效果,使得双方始终没有跨越冷战的最后边界,“这个边界便是核时代塑造的。”(59)当时,美国获知并确认苏联在古巴部署核导弹后,情报部门估计,苏联部署在古巴的核力量占到当时苏联的一半,面对可能的强度超过8000万美国人死亡的灾难性后果。(60)面对如此大的灾难性后果影响,美国不得不谨慎行事。肯尼迪认识到如果行动引起苏联强大军力的绝地反击,也将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他后来曾明确地说出了他的这一考虑:“我并不准备把俄国人逼到超过必要的境地。”(61)肯尼迪不止一次表达了这样的观点,1963年6月,肯尼迪在美利坚大学发表演讲时谈到古巴导弹危机,他又表示,“最重要的是,在保卫我们自己的切身利益的同时,核大国必须避免发生那种会使对手不是选择屈辱性的失败就是选择发动一场核战争的对抗。”(62)法国历史学家让·巴迪斯特·蒂罗塞尔评论道:“从今以后,不论是美国参加越南战争,还是小国之间发生冲突,包括中东冲突,再也不会使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达到真正紧张的程度了。”(63)时代的发展与进步,核武器的毁灭性效果,使得冷战中的美苏双方最终在理智的天平下,平息了重大危机,达成了脆弱而微妙的核和平。

  

   三、美苏双方极限博弈的历史遗产及启示

  

   古巴导弹危机是苏联基于战后实力扩张和信心膨胀的战略反制举措,就其观念、身份、利益维度来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种行动具有高冒险性,显然也低估了美国的再反制决心,最终在美国的极限施压下不得不撤回导弹。这一事件影响深远,至少有三个重要历史遗产和四方面重要历史启示。

   第一个历史遗产是,事件本身已成为国家间极限博弈中危机管理的一个经典案例,对于其后、当前、今后仍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尽管极限对抗通常在大国间战争边缘发生,但特殊情况下,大国作为极限施压方,仍有可能发生。如伊朗扼守的霍尔木兹海峡,这是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的唯一水道,对于石油运输具有极大意义,美国若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有可能使伊朗采取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非对称极限博弈。再如美国若对朝鲜进行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极限施压,将可能迫使朝鲜突然攻击咫尺的韩国作为非对称极限博弈手段。同样,即使在美俄这样的大国之间,也仍可能发生极限博弈情况。例如,冷战后,美国和北约不断挤压俄罗斯势力范围,2007年5月,美国故伎重演,打算将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反导系统,俄罗斯针锋相对,表示将在加里宁格勒部署导弹反制,2007年10月,普京警告称,美国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所引发的局势,“类似于古巴导弹危机”。(64)2008年7月,俄罗斯与格鲁吉亚战争爆发前夕,为了牵制美国可能的干涉,一位未具姓名的俄高级官员在《消息报》上放风说,可能会在古巴部署“远程核动力轰炸机”,美国闻知后非常震惊,海军发言人表示这逾越了“红线”,为了不至于引发新的“导弹危机”,普京后来出面表态说:“俄罗斯并不需要委内瑞拉和古巴的海军基地。”(65)其后,2009年9月,奥巴马发表电视讲话表态称,“美国将放弃具有争议的反导系统。”(66)事情以双方适当退让而解决。

第二个历史遗产是,美、古、苏(俄)三角关系保持了相对固化性、延续性与微妙平衡性。危机以后,古巴的独立性得以保持,美国无论对古巴有多憎恨也没有直接入侵古巴,美古关系改善没能改变古巴政体与社会,美古、美俄关系的变化与否,也没能改变俄古盟友关系,例如2014年在乌克兰问题上,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站在俄罗斯一边,批评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施加制裁。(67)美古彼此始终互有不信任感,美国于1962年2月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与贸易禁运,这一政策一直延续至今,并且仍无解封迹象。美古化敌不易,为友更难。2014年12月,美古宣布开启关系正常化。2015年7月,美古恢复邦交并互设大使馆,美国有限松绑了对古巴的旅游与贸易限制。2016年3月,奥巴马访古,成为88年来美国首位访古的在任总统,两国关系持续回暖。但在特朗普上台后又收紧对古关系,2017年6月,他指责奥巴马与古巴达成的协议“完全不公平”,同时亦指责古巴人权问题、向朝鲜运送武器、为恐怖分子提供庇护等,宣布收紧旅游限制,继续对古巴维持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古巴发表声明强力回击,对美国人权进行了“全方位扫射”,(68)古巴表示,“古巴政府在主权和独立问题上决不让步,也不会接受任何附加条件,古巴人民将自主决定本国发展的方向。”(69)显然,美古两国仍缺乏互信,并有解除制裁、资产清查赔偿、归还关塔那摩湾军事基地等大量历史遗留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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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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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战略决策研究》 2018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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