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华飞:美国学者研究当代中国周边外交与安全的新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8 次 更新时间:2019-07-03 00:5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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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华飞  
中缅的政府间关系和军事关系也比印缅之间的关系更牢固。(44)

   第三,现实地面对印度战略影响的局限性。洛曼认为,美国应当帮助印度积极地参与该地区的外交架构,欢迎印度参加双边与多边对话,以及官员之间的日常协调,参与美国主导的联合军事演习。在印度完善其战略利益之际,让其所有与地区大国进行合作的选项得到充分发展,这对美国大有好处。美国必须现实地面对印度目前在东亚的力量基础,以及印度自己的战略优先重点。印度对其邻国的关注远多于对西太平洋的关心。印度不可能被动地成为美国抗衡中国的政策的一部分。美国学者认为,如果没有认识到印度作为伙伴国的局限,就有可能使美国为了换取理论上的地缘政治讨论而放弃实际利益。更重要的是,它有可能掩盖为美国在西太平洋提供真正力量基础的关系和其他因素:美国的盟国、强大的前沿军事部署,以及对自由贸易的承诺。(45)由此可以看出,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对印度的亚太战略角色持乐观而又谨慎的态度。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印度推行的“东向”战略在某种意义上与日本的“南下战略”、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合流。美国海军学院中国问题专家莱尔·戈尔茨坦(Lyle J.Goldstein)认为,“如果这三个战略遥相呼应,形成事实上围堵中国的海洋地缘政治环境,则将对中国的海洋安全及海权发展造成更大的危害。”(46)然而,中印两国都是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中心,中印的地缘政治范围和地缘经济范围的交叉性,为两国的经济交往提供了机遇。美国担心中印加强合作会削弱其全球霸主的地位。实际上,中国在莫迪政府的“印度制造”构想中有重要的地位。同时,中国期盼全面深化并扩大与印度的关系。印度所希望的是同所有主要大国保持伙伴关系,用印度前外交官M.K.巴德拉库马尔的话说,“支持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不符合印度的利益”。(47)不少印度智库学者认为,“印美关系不应被说成是以抵御威胁、对抗中国为基础的伙伴关系。那样做最终会削弱新德里无论是与华盛顿还是与北京讨价还价维护其国家利益的能力。”(48)

   2017年10月18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蒂勒森(Rex Tillerson)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首先提出“自由而开放的印太”这一概念后,美国政府就开始使用“印太”的说法取代“亚太”。蒂勒森称,包括整个印度洋、西太平洋沿岸所有国家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将是21世纪全球最重要的部分。他强调,美国需要加强与印度的合作,以确保印太地区是一个日益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地方,使它成为一个没有混乱、冲突和掠夺式经济的地方。蒂勒森强调,“世界重心正向印度-太平洋中心转移”(The world’s center of gravity is shifting to the heart of the Indo-Pacific),美国政府希望推动建设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49)尽管特朗普政府竭力避免使用过去常用的“亚太”概念,但事实上,所谓的“印太战略”并非什么新概念,它依然属于美国传统亚洲战略范畴。美国希望以更加深入的方式与这些地区经济崛起的国家进行接触,构建美国治下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秩序,确立以美、印、日、澳四国为中心的本地区安全架构和“印太战略”构思,但印度奉行的独立和不结盟政策很难与美国的“印太战略”合拍。

  

   四 美国联盟战略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

  

   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不断强化其在亚太地区既有的联盟体系,加强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存在和军事部署,对中国的周边安全构成了巨大挑战。美国国内智库纷纷发表对策建议和研究报告,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的研究报告《21世纪的亚洲联盟》(Asian Alliances in the 21th Century)提出“亚洲将是21世纪的地缘政治中心”的观点。这份报告认为,“由于受到经济上高度相互依赖的制约,中美两国在安全方面的新的对抗关系将会影响该地区的未来。美国在这种持续不断的地缘政治转变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50)卜大年等中国问题专家认为,美国战后的亚洲政策使得多数亚洲国家能在经济上取得发展,从封闭的社会转变为比较开放和稳定的社会。亚洲国家实现这些目标是通过积极接受“自由主义秩序”。事实上,这个秩序以资本主义为特征,是美国所建立和维护的。

   有些美国学者把美国亚太政策的成功归功于以下三个因素:第一,美军控制着全球的公共领域,包括海洋、空中、太空和网络空间,从而使其在遥远的亚太战区(the distance Asia-Pacifc theater)进行迅速和果断的力量投射成为可能。美军一直在亚洲进行前沿部署,从而提供了亚洲国家据以发展的安全保护伞(security umbrella)。(51)第二,美国主导的经济与法规方面的秩序是开放的,并为许多国家所接受。第三,在必要的时候,美国总统对亚洲国家领导人施压,迫使其放弃独裁统治和政治上的腐朽,转而实现政治发展和民主。(52)很显然,这是要用美国的价值观指导亚洲事务的处理。

   关于中国外交战略的目标,一些美国学者认为,中共已经把自己的合法地位与维护中国的“完整性”(whole)和扭转“百年国耻”联系在一起。美国学者宣称,从军事上讲,这意味着要挫败大陆内部的或者来自台湾的“分离主义”威胁。(53)有些美国学者从三个维度分析人民解放军对中国的海上边界,尤其是东海、黄海和南海的控制力度:首先,中国坚信,一个大国需要对意欲在其近海进行活动的任何国家行使否决权。其次,中国想发挥影响力,以便按照自己的条件解决与日本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由来已久的领土或主权争端。第三,中国想把力量投射到其大量海上贸易所途经的遥远的海洋。他们认为,这些目标是可以理解的,即所有崛起大国都有这方面的野心,没有任何国家以为中国的轨迹会有所不同。(54)卜大年等承认,中美之间在安全方面的竞争并不预示着一场新的冷战将要爆发。在大国竞争中,贸易和经济融合水平的提高将会与军事对抗的加剧不和谐地共存。他们认为,合作与竞争的这种混合使得美国承担保障和威慑的任务要比冷战期间困难得多。为了维护亚洲的秩序,美军必须阻止冲突,让盟国感到放心并为其提供保护,在必要的时候主宰和控制全球公共领域,以投射军事力量。美国必须一方面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另一方面与中国“保持接触”,华盛顿对华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把中国的各个利益攸关方融入自由的秩序之中。(55)

   在有些中国问题专家看来,虽然美国需要盟国以便确定更强有力的军事姿态来抗衡中国,但是它并不想造成使其精力衰弱的竞争或者核武器方面的军事竞争。由于美国继续与中国保持接触,同时让该地区各国受益,所以它能够抗衡中国的力量,而又不显得具有太大的对抗性。因此,盟国和伙伴国将会有强烈的愿望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抗衡中国的实力,如果它们认为美国的政策有希望使中国“和平崛起”的话。这种混合战略带有内在的风险和困境。美国的决策者必须小心谨慎,以免使保持接触的政策沦为妥协或者绥靖政策。(56)

   美国智库的研究报告称,导致美国亚太战略更趋复杂的原因是中国在东北亚、东南亚及其他地区扮演着不断增大且捉摸不定的战略角色。美国迫切需要重新思考和重新构建其在亚洲的联盟体系。冷战期间,为了冷战的目的而建立的联盟体系不利于实现当前和今后的目标。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历届政府为了适应亚洲新的现实而对美国的战略做出的调整仅仅是微乎其微的。在迅速变化的亚太地区,美国战略的有限改变就等于失败。这种失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承认这是可以理解的并不意味着目前的战略是可持续的。(57)

   有美国学者建议,冷战时代维护亚洲安全的“辐射状”模式必须改变。他们认为,美国的优先地位基于华盛顿能够继续主宰全球公共领域。这种需要使所有其他军事任务,从人道主义救援到地区威慑和打赢战争等责任都能完成。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麻省理工学院安全研究项目主任巴里·波森(Barry Posen)认为,中国军队正在制造“有争议的地区”,以便阻止美军进入。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还对美国在空间和电脑网络公共领域中的“主导战略”构成了挑战,这一事态发展将危及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优势地位。(58)在一些美国学者看来,中国的“有争议地区”的地理位置涵盖了美国的许多盟国和伙伴国,以及重要的海上航道。这些“有争议地区”将会为中国构成盾牌,以抵御美国的力量,并使中国能够胁迫地区内的任何国家。这里所谓的“有争议地区”在历史上都是中国固有领土或领海,即使如此,中国也希望同有关国家通过谈判解决领土争议问题。在这些问题上,美国学者的观点存在明显的偏见。

   有美国学者强调,为了应对这些挑战,美国必须进一步增强实力,以便重新获得对全球公共领域的主导权,在有争议的地区活动。首先,美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盟国的帮助,以获得共同的利益。他们认为,由于美军在爆发冲突的时候攻入有争议的地区要花费时间,所以盟国的首要任务就是开发本国有争议的地区,以阻止中国军队进入。其次,盟国必须提供支援能力,以帮助美国将其压倒一切的实力投射到中国军队可能会争夺的地区。最后,所有盟国都必须彼此提供更多的支援,它们尤其需要“点对点”(point to point)的安排来取代“辐射状”安排。(59)

   (一)美国安全利益下的联盟体系战略

   “辐射状”模式主要建立在美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泰国和菲律宾的双边联盟体系基础上。除了澳大利亚,各盟国都做出了基本相同的妥协:它们为美军提供基地和港口,为支援美国驻军做出相应的贡献。一些盟国还提供军力以支援美国的战争,譬如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以及早些时候在越南。作为回报,美国提供威慑和防御力量。这一模式曾经是灵验的。(60)卜大年等人认为,美国与其他亚洲国家或地区的关系具有比较单方面的性质:台湾主要关心的是获取美国的武器和“服务”;雅加达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变化多端,因而没有确立任何真正的合作模式。虽然“辐射状”模式按照有意的安排具有模糊性,从而使美国(“中心”)和盟国(“外围”)在做出反应方面获得了灵活性,但是中国的军事崛起所构成的挑战使得明确性变得更加重要。美国学者承认,“辐射状”体系设计出来时,两个方面原因证明其具有合理性。第一,该地区方兴未艾的各国担心日本会卷土重来,也担心台湾和韩国获得发动战争的灵活性。第二,华盛顿与其所有盟国之间的实力差距很大,因此亚洲各国领导人基本上满足于任凭美国来选择何时及如何应对侵略。华盛顿并没有像它在欧洲所做的那样推进集体安全。(61)然而现在,联盟需要结成一个集体网络。这个网络要能使各个联盟迅速和有效地单独或者联合行动,无论有没有美国的参加。

   如何克服上述这些障碍,卜大年等人指出,一项共同的战略构想将会强有力地保卫共同的战略目标。美国的盟国和新的合作伙伴都具有共同的消极与积极的两方面目标。所有国家都希望得益于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但没有任何国家希望中国在该地区占据主导地位。澳大利亚、韩国、菲律宾、印尼、越南、新加坡和泰国等国都希望各国遵守国际秩序的规则,保证国际航行自由,和平解决领土争端,以及对全球公共领域的自由与合法的使用。(62)有美国学者称,美国在亚洲的盟国想要享有自己来之不易的独立、日益增强的经济繁荣,以及不断增加的自由。只有一项共同的联盟对策才能实现这些目标。在最为宏大的层次上,共同的联盟目标应当是说服任何企图侵略的国家,使之认识到,如果把一个盟国列为打击目标,就意味着引起其余国家的愤怒。这一方针会大大增强地区稳定,巩固盟国持续不断的政治和经济努力,以创建一个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控制的地区。(63)这些主张无疑是为美国维护亚洲联盟体系、插手亚洲事务制造理论依据。

从某种意义上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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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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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美国研究》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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