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海学:清末小说疾病叙事的形态、特征与结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 次 更新时间:2019-07-03 00:30:34

进入专题: 清末小说     疾病叙事     主题形态     现代特征     认知结构  

晋海学  
由致病因素所引起的一种复杂的有一定表现形式的病理过程。此时,在不同程度上,人体正常生理过程遭到破坏,表现为对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降低、劳动能力受到限制或丧失,并出现一系列的临床症状。”⑩可是在清末的知识语境中,疾病普遍被看作民众精神的隐喻,具有象征的意义。当梁启超认识到“盎格鲁撒逊人之气焰,谁能御之”(11)时,即以此反观到了中国社会的病态:“一国之大,有女德而无男德,有病者而无健者,有暮气而无朝气。”(12)“我国人格所以日趋于卑贱,其病源皆坐于是。”(13)值得注意的是,如何把民众转换成病人?不仅仅是修辞意义上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现代转换的问题。对此,柄谷行人曾说:“只要医生如此命名我们便是有病的,即使在本人没有意识到疾病的情况下,这仍然是‘客观的’病,反之,本人感到很痛苦而不被认为是疾病这样的情况亦存在。换句话说,与每个人身体上的反应无关,病以某种分类表、符号论式的体系存在着,这是一种脱离了每个病人的意识而存在着的社会制度。”(14)柄谷行人在考察日本文学的现代起源时,认为其间包含有现代性的认识装置,它构成了日本文学起源的关键。清末小说的疾病叙事里也包含有这样的认识装置。如果看不到这一认识装置,就很难解释中国的“四万万人”缘何会患上“软骨证”,也难以解释中国官员如何会患上“胆战心惊的病”等问题。在《介绍良医》中,这一认识装置显得尤其清楚:

   这博士又说,看我神气,像是有病,叫我解开衣服睡着。他从身旁取出一支玻璃管儿,贴在我肚皮上,侧着耳朵听了半晌,便说道:“先生,你果然有了病了。”我道:“老先生说的不错,我生性最好吃酒,那酒病,大约是不能免的。”他连忙摇手道:“不是不是,你的病是脏腑里中了一种毒,弄成一个极顽极硬的东西。这毒气化作微菌,从毛孔钻出,又传染到别人脏腑里去。这种病下等人染了,还不甚要紧,惟有你们上等人染了,是更要利害了不得的。”我一听这话,心里不免有点惊慌,便央恳他诊治。他道:“这病非药石可以奏功,必须将脏腑一件一件取出,换上一具完好的,才能回复天然的精神。我近来发明一种机器,专为做这个用的。去年,贵国上海《时报》上的闲评,不是已经给我介绍过的吗?”我恍惚记得《时报》上有这段故事,并且自己素性崇拜外国人,差不多外国人放的屁都是香的,何况他如今说得这么有条有理呢,便一心请他找具好脏腑来,调换我的坏脏腑。我又请教他道:“人家有了好脏腑,那里会肯掏出来给你?”他道:“不难,如今世界上的人,无论脏腑怎么好,大约要钱的毛病总是有的。只要你花上若干钱,给那有好脏腑的人,那人既有钱赚,又不丧命,什么不愿意呢?”我想博士的话也不错,便和他讲明了二千块洋钱的医金。买脏腑的钱,且俟言定价值多少,临时再付。自此以后,他便到处访察有好脏腑的人。(15)

   这是一段“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对话。在对“我”是否有病的诊断上,作为博士的医生与“我”的意见起初并不相同,但“我”最终还是认同了那位医生的判断,也接受了他所提出来的“换脏腑”的建议。这里表明,把民众当作病人不是他们自己认知的结果,而是知识者的理性认识使然,所以,“疾病的产生”和清末知识者的觉醒与否紧密相关。也可以说,只有既心系国家又觉醒了的人,才会有意识地寻找救国策略,而疾病恰恰是在这一寻找过程中被发现的。由此可以看到,通过医生对疾病的发现,清末小说中的疾病叙事带上了清晰的理性色彩,这使它们与传统小说有了本质上的区别。

   第二,小说家们不再把理想看作居于彼岸的存在,而是居于未来的在世目标,并确信只要运筹得当,“国之安富尊荣”(16)就可以在不远的将来实现,表现出了明显的理想主义倾向。《月球殖民地小说》中龙孟华术后醒来,听到玉太郎的追叙之后,便“一跃下床,向哈老施礼”(17)。《介绍良医》中的“我”在麻醉后刚刚醒来时就已经不觉疼痛:“我低头一看,果然是些冰凉挺硬的东西,用手摸摸肚皮,却已裂了一道,缝是用针线扎好的。外面束着一条皮带,倒也毫无痛楚。”(18)从医学常识上讲,手术之后的恢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各种辅助性治疗并不比手术本身来得轻松,小说家们缘何会如此忽略病人术后的痛苦感受?对此,曼海姆曾这样说:“在乌托邦思想中,各种事件的排序形式,以及个人在无意识地观察各种事件时强加给时间流的无意识的明显节奏,似乎是一幅可以直接看见的图画,或者至少是一套可以直接理解的意义。……在这些目的和期望的基础上,一个给定的思想不仅在对未来的事件,而且也在对过去的事件进行排序。……在对事件的排列中,整体可以‘优先’于部分,而且通过这个整体我们第一次真正理解了事件的整个过程以及我们在其中的位置。”(19)曼海姆的这段话有两层意思:一层是乌托邦目标可以决定事件的排序,另一层是在事件的排序中突出整体性原则,即“整体可以‘优先’于部分”。由此反观清末小说,疾病叙事中对国家的未来建构的设想构成了它的乌托邦目标,病人被治愈则是其象征意义的策略表达,它构成了曼海姆所说的“整体”。依据整体优先原则,小说家完全有权利围绕病人被治愈这一“整体”来安排其他各种环节。《女娲石》中楚湘云说:“我党领袖,姓汤名翠仙,因见我国人民年灾月难,得下软骨证来,所以许下齐天大愿。若得我国病愈,愿洗四万万脑筋奉答上帝。”(20)《新法螺先生谭》中“余”想在上海开办一所“改良脑汁之公司”,以根治“我国深染恶习之老顽固”的毛病。在这里,不管是“洗四万万脑筋”,还是开办“改良脑汁之公司”,都被当作了乌托邦目标,这不仅是小说家们基于现实状况所达成的思想共识,也是对于未来新社会的某种承诺。而为了达致这一目标,疾病叙事表达了对治愈结果的大胆预测和书写,却省略了对治疗过程的详细描述,呈现出乐观的理想主义精神。

   第三,如果说上面两种现代特征来自于小说的内里,那么,接下来的这一现代特征则反映在小说的外表。小说的功能在于“易入人”“易感人”(21),即是让读者从小说的阅读当中受到领悟,并进而觉醒,所以,如何让小说叙事赢得读者的信任,应是小说家构思的关键所在。吉登斯认为:“信任与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缺场有关。”(22)传统小说依赖全知全能的叙述者虚构小说的“真实”,曾取得很好的效果。但是到了清末,随着现代意义上的个体觉醒,读者可能更相信个体的所见、所闻与所感才是真实的,这是一个新变化。清末小说尝试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应是这一变化带来的结果。《新法螺先生谭》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余”看到了水星上“灌脑浆术”的全部过程,手术完毕,“余”不禁为医生的精湛技术叫好,并发出由衷赞叹:“今得取其故者,代入新者,则齿秃者必再出,背屈者必再直,头发斑白者必再黑,是能将龙钟之老翁而改造一雄壮之少年。”(23)考虑到小说中“余”既是主人公又是叙述者的双重角色,读者对于这样的感慨,已不再会把它们与传统小说里那些置身事外的干预评论联想在一起,而是既可从前文“余”的所见中找到“以证其所言不虚”的根源,也能从自身的经验里连带出“英雄所见略同”的共鸣。《介绍良医》是由叙述者“我”以病人的身份讲述的一段治疗故事,叙事基本都限制在“我”的视野之内,几个细节处理得尤其好:一是“我”对手术过程的猜测,“人事不省”“约莫”“才恢复”等语词,间接说明了“我”的不知;二是“我”对医生的话语只作记录,不作转述,更体现了叙述主体在视角上的自觉。《催醒术》也使用了第一人称视角,作为觉醒了的主体,“予”既看到了未觉醒的人身上的层层“污垢”,也受到了他们善意的嘲讽;既看到了未觉醒的人种种的不文明行为,也受到了他们集体的无视。在这里,“予”的叙事态度是鲜明的,他把接下来所积累出的“无奈”与“迷惘”情绪,归结为自己的觉醒,揭示了清末启蒙思潮中的某种简单之处。

   当然,清末小说在限制视角的使用上往往会贯彻得不彻底。譬如,在《介绍良医》里,主人公在解释换脏腑的缘由时,表达了对医生治疗思路的一种臆测,“原来狼是最孝顺不过的,记得《聊斋》上载着一个狼,请了一位外科医生给他妈治疮毒,所以博士用了狼心”。医生是一名外国人,他看没看过《聊斋》,“我”未必知道得清楚,而更关键的是,“我”怎么会知道医生置换狼心的想法来自《聊斋》的启发呢?但是,不管限制视角使用得成功与否,这都表明了小说家期望突破全知视角的努力。正如陈平原所说:“我们从作家的具体创作及其只言片语的评述中,不难味出‘新小说’家的良苦用心及艺术追求:他们正通过不同途径一步步跨越全知叙事的局限。”(24)可以说,限制视角的使用显示了人们对于真实的重新理解,不从材料的真实性中寻找“真实”,而从叙述者的经验中寻找“真实”,这无疑是现代性叙事的主要特征之一。

   综上所述,清廷面对西方侵入的屡屡受挫,激起了清末知识者主动了解西方的热情,他们在洞见西方文明精髓的同时,也意识到了传统文化的症结,与此前“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不同,更强调自身的不足,把对国民性的批判作为救国实践的起点。清末小说中的疾病叙事,几乎无一例外地把民众想象为需要医治的病人,但批判不是目的,发现疾病是为了最后的治愈,这些都是现代理性精神的体现。当然,与此相适应的还有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使用。它的出现不仅是对传统说书人叙述格局的冲击,而且也重新阐释了小说中的真实观,其价值不在于小说家对此运用得成熟与否,而在于通过这一尝试,中国小说取得了由此走向现代的可能。

  

   三、疾病叙事的认知结构

  

   清末小说家们在建构其现代主体的同时,确立了新的认知结构。把自我从民众中区别出来的自我认识与改造民众的责任意识,一方面让自我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不再统一,另一方面则让自我与民众之间有了主客之分。这一认知在疾病的叙事中演化成了“医生—病人”的二分模式:医生在对病人的诊治中分裂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他们在确认出自我的同时,把病人当成了认识中的客观对象。其中的道理正如福柯所说:“在疯人那里,医学必须起唤醒作用,把笛卡尔式勇气的寂寞变成一种权威性干预,通过清醒的而且确信自己清醒的人来干预半睡半醒的人的幻觉。”(25)

   与“五四”时期鲁迅小说中的“中间物”意识相比,清末小说家虽然也处于传统的文化结构当中,但是因为没有生发出对自我的反省意识,所以,他们的认知中没有出现主体内部分裂的可能。于是,在具体的文本构思中,这些认知被清晰而完整地展现出来:无论是发现疾病,还是治愈病人,医生都居于主动的位置;无论是被诊断出疾病,还是被最终治愈,病人都处于被动的位置。或许是刚刚从传统社会中觉醒,或许是对自我认识的过于执着,这一认知结构充满了单纯和真诚的色调。

   首先,医生被放在了重要位置,小说家们把他们看作诊治民众的神医圣手。这包含两个方面:第一,医生并不是传统中医的江湖郎中,而是掌握了西医外科手术的现代医生,所以,清末小说中各种离奇古怪的治疗之术,均有西医外科手术的参与。《女娲石》中各种“洗脑筋”之法、《月球殖民地小说》中的“洗心肝”、《新法螺先生谭》中的“灌脑浆”、《介绍良医》中的“换脏腑”,都是地地道道的西医外科手术。如此多治疗术的频繁出现,足以证明现代医生在治病过程中的重要位置。第二,医生无论是在疾病的诊断上还是手术上均有话语权。以《介绍良医》为例,小说中的医学博士一眼就看出了“我”的病症,“看我神气,像是有病”,为了进一步确诊,他拿出听诊器在“我”的肚皮上认真听了起来,最终得出“我”已经患上了重病的结论。在并不太长的时间里,他走遍中国,做出了所有中国人都患上了这种疾病的诊断,“竟都和先生是同病相怜的”。可以说,在把“我”从一名“正常人”确诊为一名病人,把中国人都诊断为病人的过程中,这位医学博士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而“我”最终接受治疗则更加表明,在对疾病的诊断中,医生是那个掌握最终确诊话语的人。

如果考察西医在中国近代的传播,我们不难发现民众在现实中对西医的接受并非如此。中国民众习惯了中医的望、闻、问、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清末小说     疾病叙事     主题形态     现代特征     认知结构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中国古代文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6972.html
文章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 第6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