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永乐:威尔逊主义的退潮与门罗主义的再解释

——区域霸权与全球霸权的空间观念之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4 次 更新时间:2019-07-01 21:3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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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永乐  
1890年,在时任美国国务卿詹姆斯·布莱恩(James G. Blaine)的努力下,首届泛美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merican States)在华盛顿举行,包括美国在内,共有18国参与。其第二、第三与第四届分别于1901年、1906年与1910年在墨西哥城、里约热内卢与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首届泛美会议试图在美洲国家之间建立一种仲裁机制,以解决国家之间可能出现的分歧、争端或争议。而仲裁是美国长期偏好的一种解决纠纷机制,从1794年美国与英国签订《杰伊条约》以来,英美两国多次通过仲裁解决相互之间的纠纷,在1899年海牙和平会议上,美国也大力倡导以仲裁解决国际争端。

  

   1890年的首届泛美会议还讨论了阿根廷和巴西关于宣布征服行为违反美洲公法的提议,最后通过了一项将强制仲裁与禁止征服结合起来的方案,规定在仲裁条约持续期间,在战争威胁或武装部队存在的情况下作出的强制领土割让为无效,相关割让行为应当提交仲裁;任何在战争威胁或武装部队存在之下放弃仲裁的权利,皆为无效。[13] 这一方案最终未能形成有效的国际条约,但可以集中体现美国主导美洲的基本思路:由于与其他美洲国家实力的悬殊,美国有可能通过仲裁机制,来保证自己的主导地位,而根本无需诉诸欧洲列强所习惯的均势(balance of power)原则。在随后的几届泛美会议上,仲裁机制的建设仍然保持为核心议题。首届泛美会议还促成了美洲共和国国际联盟(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American Republics)及其常设机构美洲共和国商务局(The Commercial Bureau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s)的建立。商务局优先推进美洲地区的商业与贸易合作。[14] 对于拥有强大工业的美国来说,本地区的贸易自由,有利于其通过自身的经济力量,建立起对其他国家经济的影响力乃至支配力,进而巩固其在政治与军事上的霸权。

  

   20世纪初的美国不仅巩固了在美洲的霸权地位,而且已经有实力进行全球扩张。1905年,西奥多·罗斯福即打破美国一贯的“不干涉欧洲事务”的传统,在法德两国的摩洛哥危机和日俄战争中充当调解人。只是西奥多·罗斯福并未提出一整套哲学,为其介入欧洲事务提供系统论证。老罗斯福介入欧洲事务也是单方面的与高度选择性的,并不试图为美国招来某种稳定的介入欧洲事务的义务。而威尔逊在承担国际义务这一方面,走得要比老罗斯福远得多。

  

   在1912年威尔逊上台之初,其政策重心仍然是在内政。一战爆发之后,美国保持中立,同时向交战双方出售武器装备和其他商品,大发其财。但随着一战局势的发展,威尔逊意识到,美国在不改变中立政策的前提下,完全可以通过呼吁欧洲各国在美国的调停下达成一个和平协议,进而以国际联盟为依托,建立一个集体安全机制,这可以为美国带来更高的国际地位和更大的利益。但这必然意味着对欧洲事务的干预,因而,威尔逊需要对华盛顿与门罗总统奠定的“祖宗成法”作出重新解释和回应。威尔逊在1916年10月5日在奥马哈(Omaha)发表的一个演说中重新解释了乔治·华盛顿的告别演讲:“你们知道,我们永远怀念和尊敬伟大的华盛顿的建议,他建议我们要避免卷入外交事务。依据这个建议,我理解他指的是要避免卷入其他国家充满野心和民族主义的目标。”[15] 这就对华盛顿的意图进行了限缩解释,使得美国可以卷入欧洲国家那些并不涉及“野心与民族主义”的事务。

  

   1917年1月22日,威尔逊在参议院发表了后来被称为“没有胜利者的和平”(Peace Without Victory)的演讲,重新解释了门罗主义:

  

   所有国家应自愿将门罗主义作为世界性的原则;任何国家都不应将其政治体制扩展到其他国家或民族,而且每一民族都有自由决定自己的政治体制,有不受阻碍、不受威胁、不必恐惧地决定自己的发展道路的自由,无论是小国还是大国和强国。[16]

  

   在这里,威尔逊实际上将门罗主义解释为各民族自己决定的政治体制和发展道路的原则。这可以说是他稍后提出的民族自决权的雏形。但这种解释与“罗斯福推论”之间实际上存在张力。1905年,西奥多·罗斯福恰恰是以“文明程度”的名义,论证美国应当对美洲国家行使某种国际警察的权力,这对于美洲国家自己选择政治体制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必然构成限制。而威尔逊在自己总统任内也发动了对墨西哥、海地与圣多明各的军事干预。对于深入了解门罗主义实践的人来说,威尔逊的解释几乎就是“硬拗”,但既然世界上大多数人并不清楚美国在美洲的所作所为,威尔逊的解释仍然能吸引大量听众。

  

   威尔逊在这一演讲中同时提出了建立普遍的国际合作的设想,这实际上是后来的集体安全机制的雏形,但威尔逊强调,它基于自愿,不是一种义务性联盟,这一强调也打着19世纪美国外交传统的深刻烙印——慎于在美洲之外承担国际义务。威尔逊设想的理想状态是,美国基于自己的善意领导一个世界,却无需对这个世界负刚性的义务;它在世界之中,却又仿佛在世界之外。

  

   1917年4月,美国打破中立,对德奥宣战。威尔逊宣布美国是“为民主而战”,同时坚持了“没有胜利者的和平”的口号。然而1917年11月爆发俄国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宣布俄国退出一战,颁布《和平法令》,公布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之前俄国签署的各项秘密外交文件。为了防止欧洲各国被布尔什维克所吸引,威尔逊被迫将自己的外交主张具体化。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美国国会演讲中提出十四点和平原则,其主要内容包括:废除秘密外交,公海航行自由、签订贸易平等条约、减少军备、平等对待殖民地人民、民族自决、建立国际联盟等等。[17] 在此,威尔逊在1917年倡导的门罗主义普遍化,进一步发展为“民族自决”的主张。对于“民族自决”的适用范围,十四点原则的表述实际上是有限定的。然而,在随后威尔逊政府利用新设的“公共信息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展开的全球宣传之中[18],“民族自决”的地位不断抬高,越来越被普遍化,以至于在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都引发了极高的期待。而当威尔逊无法满足这些期待的时候,其声誉也就跌落尘埃。

  

   综上所述,在1823年发表门罗主义咨文时,门罗总统保持了华盛顿总统对于欧洲事务的疑惧,其积极主动地以美洲或西半球的名义发声,实际用意仍在于改善美国自身的国际环境。随着美国实力的不断增强,门罗主义的侧重点也从排斥欧洲列强对美国与美洲事务的干涉,转向以排斥外来干涉的名义来主导美洲事务,乃至成为西半球的“国际警察”。威尔逊提出的解决世界秩序问题的“美国方案”,其基础正是美国在西半球多年的经营经验。同时,威尔逊重新解释了华盛顿告别演讲和门罗主义,论证自己的创新并不违反“祖宗成法”,国际联盟方案不过是门罗主义精神适用地域范围的扩大。然而,威尔逊提出的“美国方案”,确实弱化了门罗主义对于两个半球的空间划分,美国现在要直接面对全世界和全人类,并承担前所未有的国际责任。而这就使得美国国内外许多人怀疑,威尔逊总统的步子迈得过大,已经背离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传统。

  

二、从威尔逊回到门罗?


   在巴黎和会上,威尔逊面临无数棘手的议题,但他似乎相信,一旦国联建立,就可以为其他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更有效的平台。因此,他不惜以其他方面的让步,来换取列强对国联方案的支持。与此同时,威尔逊自己面临着一个共和党人主导的国会,而共和党人从总体上对美国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持拒斥态度。因此,威尔逊的总体路线,是既能使美国获得更大的全球事务影响力,又不承担过多的国际义务。用我们耳熟能详的说法就是:尽量做增量改革,而不动存量。

  

   为了增加国际联盟在美国国会通过的几率,威尔逊促成了国联盟约第21条的出台:“国际协议如仲裁条约或区域协商类似门罗主义者,皆属维持和平,不得视为与本盟约内任何规定有所抵触”。这就将美洲事务排除在国联管辖之外,为美国维持在美洲的“门罗主义”传统,保留了空间。而美国根据国联盟约可能承担的最大的义务,当属第10条:“联盟会员国担任尊重并保持所有联盟各会员国之领土完整及现有之政治上独立,以防御外来之侵犯。如遇此种侵犯或有此种侵犯之任何危险或危险之虞时,行政院应筹拟履行此项义务之方法。”[19] 而这两条引发的争议,涉及到的是同一个问题:究竟是美国控制国联,还是国联控制美国?

  

   19世纪门罗主义给美国外交政策带来的路径依赖是,美国大部分政治精英都希望能够继续巩固美国在西半球的区域霸权,同时避免承担过多国际义务,避免卷入欧洲政治的泥潭。在威尔逊归国试图说服国会通过国联盟约之时,不少共和党人士对国联盟约不满,认为其已经是一种存量改革,要求白宫作出修改。1920年6月23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洛奇(Henry Cabot Lodge)公布了资深共和党政治家鲁特(Elihu Root)的三个保留:第一,拒绝国联盟约第10条——鲁特认为本条规定的义务过于含糊与普遍,会给美国带来束缚;第二,反对规定必须提前两年通知的退出条款,美国有权自行决定履行何种义务;第三,将所有“纯美国问题”排除在国联管辖之外,包括门罗主义和移民问题,明确欧洲不能干预美洲事务,美国也不参与欧洲事务。鲁特与洛奇可以被归为强硬保留派(strong reservationists),他们并不反对美国加入国联,但要求不能受到过多的国际义务的束缚。

  

   威尔逊在1916年大选中的共和党对手、法学家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也属于强硬保留派,他提出的保留基本上与鲁特方案一致,将国联盟约第10条视为麻烦的根源,认为美国无论在法律还是道义上都不应该有捍卫其他国联成员的义务,第10条应当删除。[20] 至于涉及门罗主义的第21条,他认为应当作出两条解释:一是外国势力不能通过征服、购买以及其他方式来获得美洲大陆及其相邻岛屿的领土;二是纯粹美洲的问题必须首先由美洲国家自行解决,欧洲国家非经美洲国家请求,不得干预。[21]

  

   而共和党中的温和保留派人士并不主张取消盟约第10条,只是要求对其作出限制,如前总统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认为可以将第10条的义务限制在10年之内,之后由总统和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决定是否延续。

  

共和党中以波拉(William Borah)为代表的另一派则完全反对加入国联。在1917年1月威尔逊发表“没有胜利者的和平”演讲后,波拉即在国会提出议案,重申华盛顿、杰斐逊与门罗的外交政策。在1919年的争论中,波拉认为国联盟约第10条会使得美国陷入欧洲事务中无法自拔,而外国也可以借此来控制美国。他尤其指出,由于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印度在国联之中都有席位,因而会是英国而非美国主导国联的决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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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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