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康梁并称的缘起与流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2 次 更新时间:2019-06-28 00:4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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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正学,以祛积惑而储真才。他认为,“保邦制治,首重求才。而人才之兴,端由学校。学校不储正士,试场安有真才。现在乡会诸试,已复旧制,衡文校士之法,昨已剀切宣示。文体既正,自不致有奇邪之作,出乎其间。第恐士习安于固陋,又蹈从前积弊,揣摩剿袭,不求实学,是因噎而废食矣。朝廷所望于多士者,果安在乎。”既然要提倡新学实学,就不能不预防流弊,“京师管学大臣,各省督抚学政,凡有教士之责者,务宜宣明圣学,加意提倡,严定课程,宽筹经费,多购正经正史,一切经济性理有用之书。慎选生徒,专门肄业,俾成有用之才。不得但攻帖括,弋取科名,贻人口实。书院师长,务择经明行修,品望夙著之儒,尽心训迪。官师考艺外,专以敦尚品谊为主。诸生中果有品端学粹,志在匡时者,自应从优奖拔,俾底于成。其或内行不修,乡评不许,放言高论,气质嚣张,沾染康梁恶习者,严斥而痛惩之,不稍假借……学术既正,士习自端,人心风俗,亦必因之转移。强国之道,必基于此。”(67)

   实际上,与外界的观感有异,在此期间,梁启超与康有为的矛盾冲突也日趋激烈。梁启超一度试图以保皇会内部民主决策的方式逼康有为就宗旨问题表态,以致改弦易辙,而康有为则坚持不为所动,甚至屡次想将日益离经叛道的梁启超逐出师门,赶出保皇会。(68)不过,这一切均发生在保皇会内部,梁启超始终没有公开脱离保皇会的组织系统,或与乃师分庭抗礼,而且在整体上,保皇会的路线依然保持康有为的既定方针,因而对外仍然一体。这时的梁启超,受到内外夹攻,精神相当焦虑,对内他的激进倾向不能见容于师尊同门,对外又无法践诺于盟友同道,他与孙中山及革命党的矛盾日趋尖锐。而在后者看来,梁启超一次次的失信,表明其种种从权办理的言革言行,无非是虚情假意地故设骗局,以便趁机利用革命党的人脉资源。而昔日与梁启超关系密切甚至拜为弟子的留日学生及自立军余众,情绪倾向日益激进,也逐渐弃之而去。因此,当清政府继续以康、梁为词,指责革新人士的言行剿袭康梁余唾时,人们便毫不掩饰地纷纷与康梁划清界限,以至于后来有人(如胡适)还为梁启超抱屈,认为其在掀起革命潮之中,至少文字宣传应居首功。而革命党则坚决认定康梁为一丘之貉。

   1903年拒俄运动兴起,清政府故伎重施,署湖广总督端方致电沿江各地:“近日,有日本留学生数人,素不安分,竟煽惑二百余人借赴东三省拒俄为名,欲入长江一带煽乱。日在东京会馆聚议,以一班往北京见袁宫保,并探政府和战之信,其名目谓之特派班;编充卒伍者,谓之义勇队;往内地各口岸转运军装、钱粮者,谓之‘运动本部’。义勇队正在操练,运动部已入内地。上海爱国学社生徒亦有人为之响应。名为拒俄,实则革命,与庚子富有票情事相同,而饷械较充,羽党较伙,度必有康、梁、孙文诸逆居中主持。事关重大,未敢斥为谣言,不为之备。除札行沿江文武严密搜查,妥慎布置外,特密乞台端迅饬各属,互相防范,以遏乱萌,并随时互相知照。”各地官府遂于往来船只严查有无“前项党羽,及转运军装、钱粮者,务须随时知会,以遏乱萌”。(69)

   南京“各学堂总办闻有康、梁党人,分投沿江沿海各学堂游说学生之说,又见堂中学生多有与日本留学生函牍往还,且购阅堂中禁阅之新书新报,深恐革命、逐满、平权、自由、天演、物竞诸说,印入各学生脑中,妄生运动之心,不受长官压制,遂颁条例:

   一、禁外人擅自入堂会见学生密谈。虽父兄亲友相探,亦需先投门房挂号,由堂引至客厅,唤生所探之人与之相见。

   一、禁书信往来中有骇人听闻之语,如编义勇队及电请政府疆吏禀请拒法、拒俄等事。出入信件均需呈监督验明施行。

   一、禁阅新书新报。凡属康、梁著述,及日本近来刊行之各种报册,均不准购携入堂。

   一、禁学生聚众演说国政时事。

   有一于此,定即斥革严惩。各学堂防范学生之心如此周密,谅可致中国日益富强,不忧外患矣!”(70)

   面对清各级政府的防范和指责,留日学生纷纷撰文驳斥。不过,与几年前沈翔云的态度有所不同,留日学生已经不再以康梁为正义公理的同调。陈去病的声辩,还在揭穿清廷防民甚于御寇的行径,“兹马八再之留学生,洵亦可谓伈伈伣伣、低首下心者矣。不意满洲朝廷乃斥为党徒,目为悖逆,指为不轨,怒为对敌,且又重诬之以为孙文之党援,康、梁之臂助,移文州郡,传电畿畺,罗织搜索,防若寇贼。观其儆戒之情与张皇之态,盖几较俄事有过之无不及者。闻其密札有曰:‘名为拒俄,其实革命。’夫革命竟革命耳,何藉拒俄之词为?今既拒俄,则非革命固无疑矣。”(71)

   陈天华则进而强调留学生与康、梁势不两立,不可相牵混淆,力求划清彼此界线。“然以留学生之举动,归之于康、梁之党,则失实已甚。夫康、梁何人也?则留学生所最轻最贱而日骂之人也。今以为是康、梁之党,则此冤枉真真不能受也。国之亡也,必有党祸。吾非欲解免此名也,独奈何加我所不足之人乎?今使曰康、梁是留学生之党,尚且不可,况曰是康、梁之党!康、梁何幸而得此名也?留学生何不幸而得此名也?”(72)

   当然,对于那些因害怕牵连而撇清关系者,激进人士也予以道义谴责。《苏报》批评汪康年主持的《中外日报》道:“彼主笔者,素与康、梁为缘者也。戊戌政变,幸以《时务报》之争而免于拘连,常以此自庆。及庚子汉口之变,又拘连矣,以官力得脱。今者,又闻有上海道电告南洋大臣之举,恐又以第二次之集议被拘连也,故亟为此论,以自解于官场也。”(73)

   留日学生辨析拒俄只是爱国而非革命,目的是要说明在清朝统治下不能仅仅爱国,革命才是唯一可行的必由之路。而孙中山与保皇党的论战,却是力证保皇与革命水火不容。1903年梁启超远赴美洲,本来目的之一,是确定共和革命的宗旨,结果却中途幡然变计,告别共和,与革命党的关系遂致彻底破裂。是年底,孙中山抵达檀香山,认为该地的“保皇党出大阻力,以搤弟之行事。彼所用之术,不言保皇,乃言欲革命,名实乖舛,可为僇笑。惟彼辈头领,多施诈术以愚人,谓保皇不过借名,实亦革命,故深中康毒者多盲从之。弟今与彼辈在此作战,所持以为战具者,即用康之政见书以证其名实之离。”所谓彼辈头领,就是梁启超,“梁闻弟在檀,即不敢过此,而于暗中授意此地之《新中国报》及金山《文兴日报》,以肆排击。但人一见,皆能明其隐匿,知其为妒弟而发。”

   孙中山还认为:“康尚有坦白处,梁甚狡诈,彼见风潮已动,亦满口革命,故金山之保皇党俨然革命党,且以此竞称于人前。吁!真奇幻而莫测其端倪矣。弟以今日之计,必先破其戾谬,方有下手。”他向黄宗仰通报在檀岛与保皇党大战的战况,表示“非将此毒铲除,断不能做事。但彼党狡诈非常,见今日革命风潮大盛,彼在此地则曰‘借名保皇,实则革命’,在美洲则竞自称其保皇会为革命党,欺人实甚矣。旅外华人真伪莫辨,多受其惑,此计比之直白保皇如康怪者尤毒,梁酋之计狡矣!闻在金山各地已检[敛]财百余万,此财大半出自有心革命倒满之人。梁借革命之名骗得此财,以行其保皇立宪,欲率中国四万万人永为满洲之奴隶,罪通于天矣,可胜诛哉……今当乘此余暇,尽力扫除此毒,以一民心;民心一,则财力可以无忧也。”并且希望“在沪同志,亦遥作声援。如有新书新报,务要设法多寄往美洲及檀香山分售,使人人知所适从,并当竭力大击保皇毒焰于各地也。”(74)

   为了收效更加显著,不擅文辞的孙中山先后撰写了《敬告同乡书》和《驳保皇报书》,刊登于《檀山新报》,着重指出:

   夫康梁,一以进士,一以举人,而蒙清帝载湉特达之知,非常之宠,千古君臣知遇之隆未有若此者也。百日维新,言听计从,事虽不成,而康梁从此大名已震动天下……今二子之逋逃外国而倡保皇会也,其感恩图报之未遑,岂尚有他哉!若果有如公等所信,彼名保皇,实则革命,则康梁者尚得齿于人类乎?直禽兽不若也……公等何不一察实情,而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以己之欲推人之欲,而诬康梁一至于是耶?

   针对“借名保皇而行革命者,实明明出诸于梁启超之口,是何谓诬”的疑问,孙中山先是以“梁之门人之有革命思想者,皆视梁为公敌、为汉仇”为证,其中包括具名撰文驳斥张之洞的沈翔云,他们本来还认为康梁为公理的化身,此时则纷纷叛离,继而分析道:

   梁为保皇会中之运动领袖,阅历颇深,世情寝[浸]熟,目击近日人心之趋向,风潮之急激,毅力不足,不觉为革命之气所动荡,偶尔失其初心,背其宗旨。其在《新民丛报》之忽言革命,忽言破坏,忽言爱同种之过于恩人光绪,忽言爱真理之过于其师康有为者,是犹乎病人之偶发呓语耳,非真有反清归汉、去暗投明之实心也。何以知其然哉?夫康梁同一鼻孔出气者也,康既刻心写腹以表白其保皇之非伪,而梁未与之决绝,未与之分离,则所言革命焉得有真乎?夫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今梁以一人而持二说,首鼠两端,其所言革命属真,则保皇之说必伪;而其所言保皇属真,则革命之说亦伪矣。

   孙中山用“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的逻辑,指证二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并以自己与梁启超“私交虽密,一谈政事,则俨然敌国”为佐证,指认康梁均为“忘本性、昧天良、去同族而事异种、舍忠义而为汉奸者”。(75)

   平心而论,孙中山的批判之于梁启超过去的行事多少有些出入,梁启超的言革并非作假,也未必是偶发呓语,但就结果和趋向看,则所论大体不错。告别共和之后,面对华侨乃至保皇会内部的一片言革之声,梁启超继续打着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旗号,不仅客观上的确起到欺骗作用,主观上显然也有欺骗的故意。尽管回到康有为保皇旧轨的梁启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内心依然痛苦焦虑,与康有为的关系也是若即若离,可是在革命党、清政府乃至一般民众的心目中,康、梁一体同心已是不争的事实,双方的分歧,不过是保皇党内部的私事。

   不过,尽管革命、保皇双方已经势如水火,在清政府的眼中还是同为叛党。1904年6月21日,慈禧太后七十大寿,特降旨大赦天下,“京外臣民,无不均沾闿泽。因思从前获罪人员,除谋逆立会之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三犯,实属罪大恶极,无可赦免外,其余戊戌案内各员,均著宽免其既往,予以自新,曾经革职者,俱著开复原衔,其通饬缉拿并现在监禁及交地方管束者,著即一体开释。事犯在此次恩旨以前者,概行免究,以示覃敷庆典,法外施仁之至意。著该部及各省督抚迅即查明具奏,钦遵办理。”(76)也就是说,反清的革命党与尊王的保皇党,在清政府看来都是一视同仁的大逆不道,而康梁的保皇,在革命党和清政府的眼中则同样是“汉奸”。只是同名之下,意涵不一,后者是本意,直指“反满”尤其是鼓动或联合内外其他各族人反满的汉人,而前者却为演变,意指转而维护“满清”统治的汉人。

   康梁并称,在多部晚清小说中成为保皇党的代名词,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使得康梁一体的形象进一步深入人心。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梁启超本是近代小说革命的开山,可是小说却成为强化康梁一体最成功的载体。创作过《廿载繁华梦》、《洪秀全演义》等“风行海内,大受社会之欢迎”小说的黄小配,1909年出版新著《大马扁》,其海外友人所撰序言称:

近者,小配以新著之小说名《大马扁》者出而示余,余受而读之既竟,曰:嗟乎!吾子过矣!子毋以康梁二人,招摇海外,借题棍骗,于马扁界中,别开一新面目,而遂为康梁罪也。吾子之意,讵不曰康梁二人害社会实甚,有心世道者诚不能为之宽假也?虽然,社会害康梁,非康梁之害社会也。康梁之棍骗,非康梁之罪,而社会之罪也。夫社会不平,金钱实为万恶之原,世界一日有金钱,即人类一日不能无罪恶。康梁不幸生不逢社会平等之日,自呱呱坠地时,即浸淫于金钱铜臭之内,迷惘既深,则诗张为幻,人情大抵皆然,况才足以济奸者乎?故吾人方言康梁之不暇,而可以棍骗为康梁罪哉?抑余闻之,康梁所以能招摇于海外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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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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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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