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华:有限制度设计:一种中道制度设计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2 次 更新时间:2019-06-24 00:0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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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立华  
而且如不加限制,也会在“科学主义”外衣的庇护下同样会走向全能主义,同样会导致专制、独裁和极权主义。正是在这样的处境下,我提出要发展有限制度设计学,其目的就是要政治学家和公共管理学家直面制度设计问题存在的客观事实,毫无顾忌地深入研究制度设计问题,同时回答如何有效避免哈耶克、波普尔等人所担忧的制度设计所导致的专制、独裁和极权主义,同时回答众多政治学家和公共管理学家对西蒙设计理念的过于科学主义的怀疑和批评。有限制度设计希望能够超越专制(极权)主义、科学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简单划分和讨论,进而提倡一种谦恭而自信的中道制度设计观。也正是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在再次对话哈耶克,并指出哈耶克理论所暗含的整体主义、结果主义和不可知论的矛盾和危险之后,我提出了有限制度设计理论,并分析了有限制度设计的基本特征。

   由于无论在国内外,有关制度设计的系统研究仍处在初级阶段,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大力开拓有关有限制度设计的研究应当成为当代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研究的中心任务之一。但如何才能更好地推进有限制度设计的研究呢?首先,我认为,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包括规范、形式、定性、定量和混合研究法(86)乃至为后实证主义哲学家们所划分的解释性(explanatory)、诠释性(interpretive)和批评性(critical)研究(87)等,都可以被采纳来研究有限制度设计的相关问题。这就是说,有限制度设计强调方法论的多元主义(88),也将依赖方法论的多元主义推动其未来发展。当然,除了规范性、理论性和批评性研究之外,更多的实证研究也应该被鼓励以探讨与有限制度设计相关的各种具体问题,因为好的实证研究不仅可以进一步确认和验证已有的有限制度设计理论,而且可以帮助我们发展和创造新的理论。它不仅可使有关有限制度设计的研究更加可信、有效,并且可使这些研究更加具体、丰富和深刻。而且,“如果实证理论的重建得不到足够的重视,现存的规范理论将长期丧失应有的严谨性,并加重……在最基本的规范命题上的认同危机”(89)。其次,大规模的国际比较和跨文化研究也应当被鼓励以发展更具有普遍性和理论普适性的全球性有限制度设计学。制度设计存在于任何一个社会,且不同社会的制度设计往往千差万别,这就使得一个社会的制度设计研究往往不可避免地带有这个社会的自身特征和局限性,不能简单地照搬或者应用到其他社会,也不能简单地宣称或夸大这些研究结果的普适性和全球性。因此,要建立全球性有限制度设计学,就必须比较研究不同国家、社会、传统、文化、群体的制度设计问题,并在大量比较和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最终建立系统的全球性制度设计理论。这样的全球性有限制度设计理论不仅要回答有限制度设计理论的全球性和普适性问题,同时也要能够解释不同国家、社会、传统、文化和群体等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再次,必须超越学科藩篱,应用“大科学”和“大社会科学”研究法(90)的思维,将制度设计看成是一个完整的研究主题或分支学科进行系统研究。而不能像现在一样,经济学只关注微观的机制设计问题,法学等更关注宪法等一般法律的形成和确立,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却更多地关注政治和公共管理制度的设计问题。当然,由于学科分工和传统的不同,每个学科关注不同的问题本身没有什么不对,但如果各个学科不仅各取所需,而且壁垒森严,不能相互借鉴,互通有无,就都只能形成有关制度设计知识的零散片断,难以理解整个人类制度设计的全貌,也必将妨碍有限制度设计学的系统发展。最后,我也要强调,除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之外,正如米尔斯所说“社会学的想象力”一样,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制度学、制度分析、有限制度设计学都需要自己的想象力。作为一种我们感到自己所需要的特定的心智品质,想象力可以帮助我们运用信息,发展理性来清晰地概括出周边世界正在发生着什么,我们自己又会遭遇到什么,并使我们有能力把握历史,把握人生,把握两者在社会当中的关联(91)。因此,我认为,学科和科学研究的想象力,即使不能被视为远比方法重要,也最起码和方法同样重要。而事实上,我也确实相信,想象力远比方法重要。爱因斯坦就曾经明确指出“想象力远重于知识;知识是有限的,想象力却拥抱整个世界(Imagin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knowledge.Knowledge is limited.Imagination encircles the world)”(92)。如果把爱因斯坦的话改一下,这里我也可以说:“想象力远重于方法;方法是有限的,想象力却拥抱整个世界(Imagin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methods.Methods are limited.Imagination embraces the world)。”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很多西方社会的学者总是过分强调某些理论的普适性,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一些理论简单而武断地看作是全球性真理(“universal truth”);与此同时,很多中国的学者却总是乐于讨论“中国国情”的独特性,总是过分夸大了“中国特殊论”。持平地说,科学和理论固然都有一定的普遍性,这是理论的基本要素;而且越是好的理论,其普遍性和普适性也越强。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理论都具有一样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有些理论的普适性可能强一点,有些可能弱一点。而且,由于没有完全正确的理论,所有的理论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各种各样的局限性,这就是使得理论的普适性程度进一步降低了。因此,理论的普适性和普遍性是存在的,但由于情景、条件和理论本身的局限性,又都是有限的。同样地,理论的独特性和特殊性也是存在的,但也不能简单地用独特性和特殊性来排斥或否定普适性和普遍性。一句话,就是普遍性和特殊性同时存在,普遍性中有特殊性,特殊性中有普遍性,这就是理论和科学的多样性。研究有限制度设计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找到制度设计之中的普遍性和普适性,这是科学和研究的核心任务;但也必须认识到制度设计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在分析和探讨制度设计问题的普遍性和普适性的同时,也要深入探讨制度设计问题的特殊性和多样性,这是避免教条主义、机械主义制度设计研究和实践的前提。一个好的有限制度设计理论,在拥有最大的全球普遍性和普适性的同时,也必须具有足够的弹性和包容性,能够同时充分解释不同国家、社会、传统、文化和群体等的差异性的独特性。我期待这样的有限制度设计理论,也相信经过全球学者的不断努力和合作,这样的有限制度设计理论,这样的超越了“天使”和“魔鬼”的“人间”制度设计理论,定会越来越丰富多彩,越来越系统深刻,并将在全球范围内发挥越来越大的理论引领和实践指导作用。

   总之,只有理论和思想的创造才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真正价值所在,也唯有理论和思想的创造才能真正催生发达繁荣的社会科学;而失去了理论和思想家园的社会科学,无论多么“深奥精密”,无论多么“富丽堂皇”,无论多么荣耀地获得了无数的“恩宠和嘉奖”,到头来都只不过是社会科学的“行尸走肉”,其脚下所踩的也只不过是社会科学的无边荒漠,对人类社会科学的真正发展将毫无裨益。这对中国和国际的社会科学是如此,对中国和国际的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也是如此;同样地,对中国和国际的有限制度设计学也是如此。钱穆先生(93)也曾经指出,“制度的背后,都应有理论和思想,一切制度决不会凭空无端的产生”(94)。因此,就让我们在此热情呼唤有限制度设计研究的春天的到来吧,也让我们满怀深情地期待有关有限制度设计的各种各样的理论或思想能够像春天绚烂的繁花一样争相开放。

   注释:

   ①Elinor Ostrom,"A Diagnostic Approach for Going beyond Panacea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Vol.104,No.2,2007.

   ②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基础》(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6页。

   ③Karl R.Popper,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Complete:Volumes I and II),5th edition,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66.

   ④[美]赫伯特·A.西蒙:《人工科学》,武夷山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11页;Herbert A.Simon,The Sciences of the Artificial,3rd ed.,Cambridge,MA:MIT Press,1996[1969],p.111.

   ⑤Ralph.F.Shangraw and Michael M.Crow,"Public Administration as a Design Science",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Vol.49,No.2,1989.

   ⑥Richard M.Walker,"Globalized Public Management:An Interdisciplinary Design Science",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Vol.21,2011.

   ⑦Isaiah Berlin,Four Essays on Liberty,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

   ⑧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0,p.61.

   ⑨Eugene F.Miller,Hayek,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London: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2010,p.43.

   ⑩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0,pp.33-35.

   (11)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0,pp.58-59.

   (12)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0,p.61.

   (13)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The Fatal Conceit:The Errors of Socialis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

   (14)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The Road to Serfdo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4.

(15)Robert F.Durant,"Taking Time Seriously:Progressivism,the Business-Social Science Nexus,and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Administrative Reform",(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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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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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大政治学评论》第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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