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华:有限制度设计:一种中道制度设计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8 次 更新时间:2019-06-24 00:03:35

进入专题: 制度设计     有限制度设计学  

杨立华  
也研究了一些机制设计问题,但都基本集中在对具体经济问题机制设计的研究上,并不关注一般意义上的制度设计问题,也没有形成一般意义上的制度设计理论。因此,皮尔逊甚至从更广泛的制度研究的角度明确指出,虽然在当今的社会科学中,制度位于许多理论和解释的中心,且很多研究者从各种视角对其进行了有力的分析,强调了制度安排对政治和社会结果的影响。但是,当把制度本身当作重要的解释对象时,我们所取得的进步却仍然很小,我们对诸如制度源头和制度变迁根源等问题的理解也仍然一知半解。(42)而制度设计问题是非常复杂和专业的现象,没有专门和系统的研究就很难把很多问题搞清楚,也不利于制度分析研究的深入发展。发展有限制度设计可弥补这些缺陷,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制度分析理论的深入发展,也有利于最终形成相对独立和具有系统理论体系的“制度学”,这将不仅是制度研究领域的大事,也必将对研究制度问题的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的发展产生广泛和深远的影响。而且,我认为,相对于以凡勃伦、康芒斯等为代表的老制度主义(可称为制度主义研究的第一波)主要从法律、组织、国家等宏观角度对制度进行分析以及以科斯、诺斯、布坎南、奥斯特罗姆夫妇等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制度研究的第二波)主要从个体主义和经济理性的角度对制度进行微观分析不同,有关制度设计的研究必将是第三波制度主义研究的核心主题。

   其次,研究有限制度设计也是不断改进和完善现存社会制度的需要。现存的社会制度总是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特别地,就我国制度设计的目前状况而言,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一样,其当前所拥有的制度和制度设计无论怎么说也都是极不完善的,亟需改进和优化的。邓小平也曾经明确指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43)梁启超在1896年撰写的《论不变法之害》一文中也早己指出:“法行十年,或数十年,或百年而必敝,敝而必更求变,天之道也。故一食而求永饱者必死,一劳而求永逸者必亡。”(44)并说:“要而论之,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钱穆也说:“一切合理性有法度的制度全都该不断改进,不断生长。”(45)今天的国人们总是热衷于谈论中国世纪,谈论中国崛起,但是“优良的制度安排才是大国崛起的标志和根本保障”(46);“无制度的政府,哪能有好施为?哪能有好结果”?(47)因此,研究制度设计,并为我国当下制度的改进和完善以及未来制度的进步和发展提供参考,是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研究者不得不承担的责任。

   最后,研究有限制度设计也是有效防止全能、专制乃至极权主义制度设计的需要。洛克曾经明确指出,制度的问题仍必须通过更为合理的制度设计予以防范。(48)哈耶克曾经指出:“如果人们能及时认识到自己的努力会引起的后果的话,他们就能防止这些发展。”(49)通过研究有限制度设计,不仅可以通过推广有限制度设计思想和有限制度设计实践来逐步揭露全能、专制和极权主义制度设计的弊端,帮助更多的人们认识到这些设计所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而且可以通过逐步弄清楚有限制度设计的合理性、途径和方法,为防止和改革社会方方面面所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全能、专制和极权主义色彩的制度设计提供可能。因此,我和哈耶克的相同之处是,都主张必须尽力避免过度自负的制度设计及其恶果,在这方面我也是哈耶克思想的赞同者。但不同之处是,哈耶克在批判和反对全能主义制度设计的同时,也有意无意地把现实和合理的制度设计一并排除了,我则主张通过研究有限制度设计来更加有效地防止全能、专制乃至极权主义的制度设计。哈耶克还曾经指出:“虽然我们当务之急是赢得这场战争,但是赢得这场战争只不过是使我们获得另一个机会去面对根本问题,并寻求一种途径以避免重蹈类似文明的覆辙。”(50)显然,在20世纪的那场捍卫自由主义的战争中,哈耶克无疑赢得了那场战争,但哈耶克的模糊制度理论并没有解决我们所面对的根本问题,也没有提供一条可供我们得以避免“重蹈类似文明的覆辙”的途径。因此,这个根本问题或许必须通过研究有限制度设计来回答,而研究有限制度设计的根本目的也是希望能为人类避免重蹈“类似文明的覆辙”探讨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

  

   五 有限制度设计的基本特征

  

   要建立“有限制度设计学”或“制度有限设计学”,首先必须把它和“可以设计派”和“不能设计派”的观点区分开来。因此,和“可以设计派”和“不能设计派”的基本主张和观点相对应,并以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复杂性理论、有限理性理论、多样性理论、治理理论、渐进主义理论、多元主义和民主理论等为理论基础,可将“有限制度设计”的一些基本特征简单说明如下。

   第一,有限制度设计强调社会、制度、制度设计和人的复杂性。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是非常复杂的(51),制度是非常复杂的(52),制度设计是非常复杂的,就连我们自己也是非常复杂的(53)。简单地将社会归类为某一种类型,把社会的组织、制度、制度设计归类为某一种类型,乃至把人的本性也归类为某一种类型(诸如我们熟知的性善、性恶、自利、无私、经济人等)的做法,都是片面的,都不能帮助我们有效地理解自己所处的社会,乃至社会的制度、制度设计以及自己的真实情况。一个社会可能既具有一些民主化的特征,也具有一些专制社会的特征;一个社会的制度和制度设计可能既有现代和先进的成分,也有传统和落后的成分;一个人可能既是自私的,也有无私的时候;或者说,有些人可能更自私一些,但有些人可能更无私、更具有奉献精神一些。过于简单的理论分类或机械主义划分,往往会使我们对社会、制度、制度设计和人的分析过于脸谱化、简单化,从而否定了社会、制度、制度设计和人的复杂性。认识到它们的复杂性,是正确认识社会、制度、制度设计和人的前提。虽然,任何科学的初期工作都在进行分类(54),分类也是人类认识世界和科学研究的第一步;但那些否认被分类对象复杂性的过于简化、脸谱化和极端化的分类,那些非白即黑、非此即彼的机械式分类,往往扭曲了事物的真相,促使我们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是研究有限制度设计时必须时刻注意的问题。就像当下的中国社会、制度和制度设计一样,呈现着方方面面的复杂化特征:既有现代先进的成分,也有传统落后的成分;既有很多所谓东方特色的成分,也有很多所谓西方社会的特征;既有不少民主和开放的成分,也有很多专制和封闭的成分;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只有系统全面地认识这些复杂性,才能对中国社会及其制度和制度设计有相对较为全面、清晰和正确的认识。

   第二,有限制度设计强调人类理性和制度设计的有限性。人固然不是完全理性的,但也不是完全非理性的。同样地,人的知识和理性固然不是无限的,但也不是全然没有的。正如西蒙(55)和哈耶克(56)所指出的,人的知识和理性是有限的,不能设想人的知识和理性是无限的,世界上除了上帝之外,没有任何人是全知全能的,就连孔子和柏拉图也不行,他们所设想的圣君明主和哲学王也不行。乐观的完全理性主义者总是相信制度设计者可以完全理解制度设计问题,可以设计出所有解决问题的可能选择方案,可以精确地计算不同设计方案的成本和收益,同时可以最终做出一个完全理性的最优选择。(57)但事实上,由于不可避免的有限性,没有任何一个制度设计者能拥有有关设计问题的所有知识,能理解和找到所有设计的可能选择,能精确计算所有设计的成本和收益,能最终做出最优的完全理性选择。哈耶克也指出:“十分重要的东西是这个基本事实:即任何人都只能考察有限的领域,认识有限需求的迫切性。无论他的兴趣以他本人的物质需求为中心,还是热衷于他所认识的每个人的福利,他所能关心的种种目标对于所有人的需求而言,仅仅是九牛一毛而己。”(58)因此,所有的制度设计都必然是有限理性的,必然是零碎的和不完整的。而就政治和公共管理所涉及的群体性设计而言,阿罗不可能定理(59)和阿莱悖论(60)等更是揭示了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甚至进一步批评了有限理性的有限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或许也可以这样认为,那些采用极端社会主义观点而对制度进行绝对设计的人们,可能恰恰不是因为他们过度的知识和理性所造成的,而是由于他们的知识和理性的不可避免的有限和欠缺所造成的。因此,波普尔也指出,制度设计者必须像苏格拉底一样充分认识到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必须充分尊重其他人,绝不能希求去强迫别人,即使你认为是为了别人的幸福和快乐,绝不能把自己的设计当作科学,从而像柏拉图一样变成一个可怕的伪理性权威。(61)因此,我们绝对不能把一个人的知识和理性无限抬高,过分地相信圣人、强人和能人,认为他们往往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个人崇拜,导致强人的专制和独裁。而那些为此而不断鼓吹的人,如果不是真正的愚昧无知,就一定是别有用心和心怀叵测的,这不仅会害了他自己,害了他所鼓吹表扬的人,也会害了全社会。所以,作为每一个人,每一个社会个体,每一个制度设计者和研究者,我们都必须充分认识到自己理性、知识和能力的有限性,认识到社会、制度、制度设计以及知识和信息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时刻保持谦虚和清醒的头脑,这是极其重要的。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像哈耶克那样过度地否认人的知识和理性,否认人的能动性,否则就会走向不可知论,这也不符合人类知识和理性的现实,同时也不利于制度设计的研究和现实发展。因此,坚持人类知识和理性的有限性,坚持走不可知论和全能主义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道路,是进行制度设计研究及其实践的知识论和理性论前提。这就像中国古人所说的那样,是“人贵有自知之明”;或者如老子所强调的那样,是“自知者明”。在这里,我们首先需要知道的就是自己的“能”与“不能”,并在知道自己的“能”与“不能”的基础上走既不过度自负也不过度自卑的谦恭而自信的人间正道。

第三,有限制度设计强调制度只能被部分科学地设计以及制度设计学的“软科学”性。自从牛顿以来,科学主义成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形态(62)。按照科学主义的观点,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应该遵循完全客观的标准,都应该按照自然科学的严格和标准的方法进行研究,并且都应该发展成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也只有采取和自然科学研究一样或类似的方法获得的知识以及通过自然科学标准评估的知识,才是真正科学的知识。科学主义不仅强调研究对象的绝对客观性,强调研究对象的标准化和客观化,强调知识的唯一性,同时坚持对科学的乐观主义态度,认为人类可以依靠科学和科学方法解决几乎所有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绝对科学主义和完全理性主义是一致的,都过分强调了人类理性的力量,只不过科学主义把完全理性主义对人类理性的过分乐观和相信转化成了对科学和科学方法的过分乐观和相信。但科学的本质之一也是理性,没有理性也就没有科学;同时,科学也是人的“科学”,是建立在人的理性和知识之上的科学,离开了人,也不会有真正的科学。因此,和西蒙等所强调的科学主义态度不同,我认为:一方面制度设计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因此制度可被部分地科学设计,也可使用科学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和设计;但另一方面,制度设计非常复杂,无论何种制度设计主体,无论依靠何种科学技术和手段,都不可能完全或绝对科学地设计制度。因此,也与西蒙的观点不同,我认为:制度设计学绝对不会最终发展成和自然科学或硬科学一样的制度设计科学,也不能要求其追求纯粹的科学性和极端的客观性,充其量它也只能发展成现代意义上和自然科学具有巨大区别的社会科学,也就是哈耶克所说的软科学(63)。除了科学性之外,复杂性、价值、不确定性、灵活性和规范评价也是有限制度设计研究必须考虑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制度设计     有限制度设计学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思想与思潮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6845.html
文章来源:《北大政治学评论》第4辑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