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华:有限制度设计:一种中道制度设计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3 次 更新时间:2019-06-24 00:0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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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立华  
只不过他的这种整体主义是以一种个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新面貌而出现的,他的本意是在捍卫人类及其个体的自由,但当他为了反对极端社会主义体制等所显示出的“致命的自负”的时候,下意识地所采用的一种整体主义和结果主义分析观则同时漠视或贬低了个体和个体的每天的生活与劳作的价值。这种矛盾使哈耶克在反对部分人类的“自负”的同时,也使自己无意中“自负”地把人类打到了“可以忽略其价值和生活意义”的境地,打到了“只能懵懵懂懂地生活而一点儿都不能影响和控制自己命运”的境地。这种将人类的命运完全交给过程不可知亦完全不可影响的“进化”的状况,和将人类的命运交给一个未知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又有什么两样呢?只不过在哈耶克的眼中,这一“权威”就像仁慈的上帝一样总是或者在大多数情况下会给人类带来积极或者可以接受的结果。因此,在哈耶克的理论里,在他以他的方式反对极权主义,维护个体自由的时候,也使得个体和过程的价值变得异常的卑微了,这应该是他始料不及的,我也相信这绝不是他的本意。

   而且,哈耶克极端的制度进化论,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世界上不同的社会往往具有不同的制度。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哈耶克的说法,制度都是自发进化的,那么所有社会如果在原点上是一致的,那么其进化路径和结果也应该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种进化的不一致呢?哈耶克显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影响制度进化不同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很多的,包括自然和社会环境,当然也包括社会中的人的行为。哈耶克既没有详细深入讨论人的自我行为对制度进化的作用,也没有讨论其他环境要素对制度进化的影响。这就为我们进一步发展哈耶克的理论提供了最基本的出发点。当然,也不能就此断言说哈耶克全然没有看到制度的多样性,这也是不公平的。事实上,哈耶克正是认识到了德国法西斯体制和苏联体制与欧洲自由体制的区别,才扛起了捍卫自由主义体制的大旗。但由于哈耶克的根本任务是唤醒人们对于专制和极权主义体制的警惕,在于捍卫他认为至关重要的自由世界和体制,因而他自然而然地极力反对以“计划”和“设计”为突出特征的非自由体制,也就自然地忽视了从可能的和合理的“人”的和“设计”的角度来探讨制度演化的多样性问题。

  

   三、有限制度设计:谦恭而自信的中道制度设计观

  

   要走出哈耶克的矛盾,首先要从对人类及其个体的态度上走出“自负”(专制和全能的设计主义者,甚至包括极端的设计科学主义者)和“自卑”(极端的哈耶克主义者)两个极端,恢复或者走到对人类及其个体的具有自知之明的以及知其能也知其不能的“自信”的态度上来。这种“自信”肯定人类及其个体的价值,但也清楚地知道,人类的理性、知识和能力是有限的,因此人类在“自信”以及“乐观”、“积极”的同时,也必须时刻警惕不能将“自信”发展膨胀为“自负”,那是非常危险的。“自信乃至自觉”的人类肯定自己和个体的价值,但同时深知自己的理性、知识和能力的有限性,深知自己会经常犯错误,因此时时会为问题的解决留有余地,并时刻准备着改正自己的错误,故而又都是非常谦虚乃至谦恭的。但这种谦虚和谦恭是对自己有正确认识的结果,同时也是保持自己永远要探索,要学习,要和别人合作,要纠正自己的错误,要将自己的行为保持在一定限度内等的必然要求,是人类认识到自己的“能与不能”、“有知和无知”、“理性和非理性”之后的主动选择的结果,因此它绝不是“自卑”和“自贬”。这就是我超越哈耶克的“自负”和“自卑”两个极端的“谦恭而自信”的人类观、人类个体观、制度观,也就是我的“谦恭而自信的中道制度设计观”,我的中间路线,也可以看作是与“魔鬼派”和“天使派”相对的“人间派”的立场和观点。当然,这也和孔子和亚里士多德主张的中庸的观点相一致。与哈耶克所描述的要么愚昧悲观,要么过度自负,要么懵懵懂懂的制度演化图景不同,这条中间路线希望为人类找到一条谦恭而有自信的生存和发展道路。这条路线不是哈耶克所反对的绝对或全能设计主义的观点,也不是哈耶克自己所主张的绝对反设计主义的观点,而是一种处在中间状态的相对设计主义的观点。这一路线不仅在理论上是可能的,而且也更符合人类社会的现实情况,同时也是对人类更有益的。与中间主义的制度设计观相匹配,我的知识观也是处在“完全无知论”和“完全有知论”之间的“无知的有知论”,是承认自己的“无知”的相对“有知观”。在这里,承认自己的“无知”不仅是为了让我们变得更加谦恭,以避免因自己的无知和知识的有限性而导致的诸多错误,而且也是为了让我们变得更加“有知”一些,从而能够使自己做得比过去相对更好一些。而且,也恰是无数的这样的一些“比过去做得更好一些”的不断的累积,推动了人类社会和文明的持续进步。所以,苏格拉底也曾经指出:“承认我们的无知,乃是开启智慧之母。”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更放心地去相信歌德所说的“知识是人类的守护神”,乃至培根所说的“知识就是力量”等名言。

   因此,我认为,制度虽然在整体上和最终结果上是自发演化的过程,但此过程无时无刻不被人为因素乃至人的理性、知识甚至愚昧和无知所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完整地理解这个过程,也只有理解了这个过程,才能真正理解人类秩序的起源和发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制度是非设计的,但同时也是设计的,是设计和非设计共同作用的结果。前者关注制度设计的哈耶克般的整体和最终结果,后者则关注制度设计的部分和过程。“设计的结果”是说,这些制度无一不是人类理性和智慧的产物,或者说无一不打上了人类理性和智慧的烙印,即使我们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非设计的结果”则是说:首先,没有任何一个人或者团体能够一下子设计一个社会所需要的所有制度。虽然不同的个人或个体组织参与制度设计的角色、时机、作用、效果等往往各不相同,但社会的各种各样的制度设计总是无数人共同参与或影响的结果。其次,所有现存的复杂的制度设计事实上都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甚至经历了几十年、几代人、几十代人,从而使得制度设计在整体上呈现出了几乎与人无关的自然演化的特点。再次,也并不是所有的制度都能被完美地设计,我们必须认识到制度设计的不完美性和不完全性,必须时刻注意到制度设计可能包含的错误和危害,必须时刻对其加以修正和完善。所以,我们必须从哈耶克所关注的整体和结果的维度中逃离出来,更多地关注部分和过程的维度,这样才可以获得对制度起源和发展的更完整的理解。

   此外,在哈耶克所划分的“人造”、“外生”和“自发”秩序类型学的基础上,这里也必须对制度类型学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以提出更符合制度起源和发展实际的新视角。按照上面对哈耶克视角的整体和结果主义的分析,如果从整体和结果以及部分和过程主义相结合的角度来划分,又可将哈耶克所说的“人造”、“外生”秩序之外的秩序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从整体和结果来看的自然演化的秩序;一种是从部分和过程来看的被有限设计的秩序。因此,和哈耶克的直接和纯粹的整体和结果主义观念不同,也和他所主张的完全自发的扩展秩序理论不同,有限制度设计理论显然将整体、结果、部分和过程主义结合了起来,因此也可将其称之为“基于部分和过程设计的自发进化秩序或制度”新理论,或者叫“受到有限设计影响的自发进化秩序或制度”新理论。简言之,和哈耶克完全超出人的理解和影响的秩序或制度进化观不同,这是一种受有限设计影响的进化观,是既考虑部分又考虑整体,既考虑结果又考虑过程的进化观,也是一种更为真实和系统的进化观。我认为,虽然制度从整体和最终结果(由于制度的不断演化,所谓的最终结果也只是我们站在某一个时点上向后看的时候临时所设定的)上看,是自发演化或进化的结果,但其部分和过程却被有意识乃至无意识的、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设计所影响。也就是说,有限制度设计理论同时强调了制度的整体自然性和有限或部分设计性,这是我和哈耶克的重要不同。也正是这种不同,使有限制度设计理论不仅可能更符合制度起源和发展的实际情形,而且可以避免哈耶克所担忧的自负和过度的设计主义所产生的悲剧性后果,同时也使我们可以在哈耶克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部分和过程中的制度何以设计以及如何设计的问题。这不仅为前面所提出的“制度设计何以可能”的问题提供了明确的肯定性回答;而且也为进一步研究虽为哈耶克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了规避,但却不仅客观存在而且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制度设计黑箱”大开方便之门,也为更加清晰而准确地了解“制度进化”的实际过程提供了无限可能。

   事实上,就连哈耶克自己也承认:“我也不想否认,如是抱着审慎谦恭的态度,采取点滴改进的方式,理性可以在评价、批判和摒弃传统制度与道德原则上发挥指导作用。就像我早先的研究一样,本书所反对的是指导着社会主义的那些由来已久的理性规范,即我认为体现着一种幼稚而无批判的理性学说的规范,一种我称之为‘建构论理性主义’(1973)的陈旧而反科学的方法论。”(41)可是,由于所处时代的环境因素的影响,哈耶克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批判社会主义,维护自由体制,因而他就自然而然地将几乎全部精力都用去阐述他的知识分散和扩展秩序等理论了,而没有对他所说的具有一定价值的基于“审慎谦恭的态度”的理性的指导作用以及“点滴改进”的制度发展方式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同时也妨碍了后来学者的研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将我的研究事实上看作是对哈耶克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其研究基础上对人类知识体系的进一步扩展式的发展,而不应当看作是对其理论的全面否定或挑战。认识到这一点显然是非重要的,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我全然地同意所有哈耶克曾经提出的论点或论断。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波普尔严厉批判了基于柏拉图和黑格尔等的思想的“社会工程学(social engineering)”,认为其极易导致极权主义,是极权主义的温床,但他本人事实上也并没有完全否定“社会设计”和“制度设计”的必要性。因此,与他所批判的“社会工程学”相对,波普尔提出了自己的“零碎社会工程学”或“零碎工程学”。与传统的“社会工程学”不同,波普尔的“零碎工程学”认为没有人能够具有一个理想社会和宏大社会工程的完美蓝图。“零碎工程学”下的蓝图必须是比较简单的、单一目的、小损害的、易重新调整的、较少风险的、较少有争议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些蓝图也都是零碎的。秉承“零碎工程学”的工程师也并不寻求社会的最伟大的最终利益或者善,并为之努力奋斗;他们仅仅寻找那些最大的和最紧迫的灾害或者错误,并尽力和它们战斗。波普尔的这些思想显然和我所提出的有限制度设计的思想是一致的,虽然他并没有从制度设计的角度进行专门和系统的分析。

   当然,和波普尔所提出的“零碎社会工程学”相似,我也希望我们在理解有限制度设计观、有限制度设计理论的基础上能够建立起系统的“有限制度设计学”,并将其看成是当代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重要的分支领域,以丰富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理论和思想,为其研究开辟新领域,提供新舞台,并推动学科发展到一个新境界。

  

   四、研究有限制度设计的必要性

  

   研究有限制度设计的必要性可从多个方面进行探讨,但下面三点可能是最为重要的:

首先,研究有限制度设计是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和制度分析理论发展的需要。既然制度设计是现实政治和公共管理实践的重要内容,没有对制度设计的深入研究,当代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就是不完整的,也很难对现实制度设计实践提供理论和思想的参考,并将限制学科实际作用的有效发挥。正如前言,制度研究和分析固然是政治学的传统研究领域,但现有的研究传统主要集中在对现有制度的描述性研究上,虽然也时常涉及制度设计问题,但还没有专门的研究,也没有形成系统和专业的理论。同时,不同于经常把制度看作外生变量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虽然把制度引入到了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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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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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大政治学评论》第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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