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梁漱溟对中国传统社会认识之重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3 次 更新时间:2019-06-21 20:4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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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 (进入专栏)  
所以你如果不指出中国社会的特殊之处,就等于没有说一样了。”[注]如果我们不先考虑梁漱溟后面的结论,应该承认他的这种分析也自有其道理在。

  

   那么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究竟何在呢?梁漱溟强调,中国社会之特殊性主要在于中国社会虽然存在着阶级分野的现象,但其自始至终都未能构成俨然对峙、利益根本冲突的两大阶级,“故其形成阶级之趋势,二千年间不绝于历史。同时,其特殊性亦不断发扬。二者迭为消长,表见为往复之象,而未能从一面发展去。”[注]究其原因,即在于中国社会没有像列宁所分析的那样,有一个阶级处于社会经济结构中的绝对地位,“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注]具体而言,一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人人可以得而有之,无法形成高度垄断,造成一部分人占有生产资料,而另一部分人不得不出卖劳动力;二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遗产非长子继承制,也不利于财产集中;三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生产力极端落后,也无法造成资本垄断之势。无垄断即无阶级,生产者各自拥有自己的工具,可以自行其生产。”各人作各人的工,各人吃各人的饭,只有一行一行不同的职业,而没有两面对立的阶级。所以中国社会可称为一种职业分立的社会。在此社会中非无贫富、贵贱之差,但升沉不定,流转相通,对立之势不成,斯不谓之阶级社会耳。”[注]这便是梁漱溟之所以迟迟不愿认同共产党对中国社会分析的根本原因之一。

  

二、伦理情意与阶级斗争


   梁漱溟关于中国传统社会无法构成俨然对立的两大阶级的说明并非全无道理。关于第一点,我们还可以为他补充点论据,那就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统治者不断采取均田之类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土地的高度垄断。然而,也正从此点不难推论出,土地垄断的趋势是如何严重而不得不由最高统治者不断采取“均田”“限田”等等措施,大量资料表明,自唐宋以迄明清,土地垄断一直呈上升趋势,大量皇田、庄田正是土地高度垄断的象征。土地自由买卖虽为事实,不过也正是这种自由买卖政策更加速了土地垄断的进程,遂使“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至于中国古来相传的“遗产非长子继承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社会财富的集中和垄断,但也不能不看到,遗产均分也只是家族内部的均分,而不是全社会的均分,因此,这一措施的实际效用可能要比梁漱溟所估计的小得多。所以说,梁漱溟关于中国社会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阶级的判断,虽然敏锐地看到了中国社会之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特殊性,但对这种特殊性的深层原因的揭示,似乎也并不合乎中国社会的实际。

  

   当然,梁漱溟这一理论的关键,并不在于中国社会是否存在阶级对立,而着重在于他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职业分途”的社会。这种职业分途不仅表现在经济上,亦且表现在政治上。就政治而言,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不似西方中世纪政权垄断于贵族,而较早采用了以科举取士的文官制度。各级官吏上至宰相,下至县令亲民之官,大抵是士人通过考试而来,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贵族专权,使政权开放给众人,让大家都能得到参政的机会,而且使士人与农、工、商并为四民,禄以代耕,实际上不过是一种职业,为构成此职业社会所不可缺少的成分而已。

  

   中国历史上的实际情况或许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然而梁漱溟把包括政治在内的一切社会分工均作为一种职业的想法亦实有其合理之处。他认为,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各人所从事的职业决无高下优劣之分,而只是职业“分立”之不同,各级官吏从国库中领取俸禄,这不仅难以造成与民众相对抗的另一阶级,而且使官吏们较能顾全大局,主持公道,无偏无党地为公众办事。包括官吏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在根本点上不是受制于法律和各种规章制度,而是受制于充满诗情画意的各种伦理情意和道德约束。因此,梁漱溟毕生坚信中西社会之不同,中国社会之特殊性,除了中国社会自始至终没有形成俨然对立的两大阶级之外,另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便是中国社会理性早熟而带来的伦理色彩。

  

   梁漱溟指出,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自古以来就缺少一种“集团生活”,因而也就无从映现社会与个人之间的问题。个人与社会这两个极端均非中国人所具备,而中国人所有的恰好是这两个极端的中心环节即“伦理关系”。伦理关系始于家庭,家庭在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中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当然,家庭关系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普遍现象,绝非中国人所独有,然则何以在中国人那里占有重要地位?梁漱溟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人向来缺乏集团生活的训练,严格地说,“西洋人从前的宗教后来的国家,在我们都是没有的。中国的宗教不像宗教,或原不是宗教;中国的国家不像国家,或原不是国家”[注],由于社会团体与个人之间关系松驰,因而家庭关系便在中国社会结构中异常突出地显露出来。“中国古代社会与希腊罗马古代社会,彼此原都不相远的。但西洋继此而有之文化发展,则以宗教若基督教者作中心;中国却以非宗教的周孔教化作中心。后此两方社会构造演化不同,悉决于此。周孔教化‘极高明而道中庸’,于宗法社会的生活无所骤变(所改不骤),而润泽以礼文,提高其精神。中国遂渐以转进于伦理本位,而家族、家庭生活乃延续于后。西洋则由基督教转向大团体生活,而家庭以轻,家族以裂,此其大较也。”[注]显而易见,以家族、家庭生活为主要特征的中国社会必然与西方社会存在明显的不同,而这种不同便决定着西方的进步与发展可能更多地凭借集团之间的合作或斗争,而中国的进步与发展则别有途径,不与西方的手段相同似可肯定。

  

   应当承认,梁漱溟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侧重于家庭伦理关系的分析,较阶级斗争的方法更为准确地把握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征。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与人都处在相互关系的网络中,人一生下来就有与他相关系的人,且一生都将在与人的相互关系中而生活。儒家经典中的所谓“五服说”似可从一个方面清楚地证明这一点。既在相互关系中生活,彼此便自然发生了情谊,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道德规范正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在观念意识层面的投影。对于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自汉儒、宋儒以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都作过大量的描述与分析,或持严厉的批评态度,或以此为中国社会优于其他民族、国家的突出例证。

  

   梁漱溟关于中国社会伦理特征的判断如同他的职业分立的判断一样,或许是一种本然事实,或许更合乎历史真相。然而如同我们前已提及的那样,梁漱溟毕竟不是在对中国社会进行纯学理的研究,且他的学术兴奋点毕竟一直围绕着他所关心的“中国问题”,即他所常说的,“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因此,他的学术理念只是他政治理念的思想基础,是他进入实际政治操作层面的思想工具。于是,他以否定阶级和阶级斗争为主要目的的学术分析,不论其学术价值如何,便不可避免地与二十世纪中国另一个重要思潮和实际政治运动——中国马克思主义——相冲突。

  

   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相冲突,也是一种本然事实,梁漱溟对此也从不否认。他曾郑重其事地宣布:“中国革命,不出于其社会内容观事实的要求,而实发动于少数人意识上的先见;即所谓以先觉觉后觉领导之民族自救运动是也。此其性质上与欧洲革命为其社会内部问题爆发者大异。故欧洲人之问题或得以斗争解决之,而中国则天然的必当从理性解决。抑又当知者,中国于历史上为世界最尚理性,最有理性之国民,甘于服善,而耻于用暴。吾民族今后而果有新生命之辟造也,其必自此精神之发挥以得之。乃国人为共产党所误,亦欲以斗争解决中国问题,是有乱而已,不能有积极的结果也。今其事亦既可验;国人宜可以猛省而改途矣乎!”[注]这便从根本上否认共产党以阶级斗争解决中国问题的合理性、合法性。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尤其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反对马克思主义与共产党的思想流派和政治派别并不在少数,也并不需要多大的勇气。问题亦不在于这种反对的论调是否合情合理,而关键之点在于这些反对者所提出的正面主张是否能够解决中国问题。换言之,他们的这些主张如果得以实现,是否较共产党的主张更合理、更理想,所遗留的问题更轻、更少?

  

   历史无法假设。因为历史现实毕竟是中国共产党通过阶级斗争的手段夺取了全国政权,取得了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胜利者作为历史的描述者很难正视自己在取得胜利的手段上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这一点不仅胜利者如此,即便是被历史证明其理论业已破产的梁漱溟面对共产党取得胜利的既成事实,也不能不点头称是,承认中共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可能具有某些合理性。这些已见前说,兹不赘述。

  

   然而历史研究的复杂性还不仅仅在于如何证明胜利者取得胜利之手段的合法性、合理性,历史研究似乎还应当说明那些被证明破产的理论之所以破产的深厚原因、内外背景。我们知道,梁漱溟之所以否认以阶级斗争为手段能够根本解决中国问题,他之所以强调中国社会“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特殊性,其最根本的目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不想通过分化、斗争的手段完成中国社会的转型,而期望以中国社会特殊性的基础,利用中国的特殊性,走出一条既不是西方经典模式,又不是苏俄模式的现代化道路。

  

   遗憾的是,梁漱溟的这些主张由理论转化为实践,不仅受到极大的区域性限制,能够说得上的也只是山东实验区的个别县。而更重要的是,他的那些实验为时甚短,未及深化、未及结果便因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断。因此,全面评估梁漱溟这些主张的实际价值,更多的恐怕不是“已经怎样”,而是“应该怎样”的理论分析。

  

三、唯物史观与中国社会


   由于复杂的内外背景,梁漱溟的理论设计最终并没有转化为政治实践。他以反对阶级斗争、阶级分化为宗旨的“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中国社会分析框架,也终于被信奉阶级斗争学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胜利前后批得体无完肤。甚至连梁漱溟本人面对共产党胜利的事实,也偶尔流露出对自己既往理论分析的些许怀疑。梁漱溟的理论分析似乎已成为不值一提的历史笑料。

  

然而,如果我们不是以成败论英雄的话,也应当承认梁漱溟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理论分析并非全无道理。事实上,他虽然一贯反对以阶级的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分析中国社会,但在实际分析过程中,他之所以得出“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结论,却也无疑在于他心目中先存一个阶级斗争的“戒心”。这样,他的分析结论虽与共产党阶级斗争的结论相左,然而实在说来只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或不同侧影。换言之,从梁漱溟看无产阶级革命,共产党可能夸大了中国社会的阶级分化与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故而期望以阶级斗争来解决中国问题;然而从共产党看梁漱溟,梁之所以夸大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强调“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特征,其根本原因似乎也在于他并不懂得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农村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不了解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所具有的同一性、普遍性,过分夸大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总而言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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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关东学刊》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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