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明:卢梭思想中的世界主义和普遍意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7 次 更新时间:2019-06-13 09: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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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  
在其行为中用正义取代了本能, 为其行动赋予了先前缺乏的道德。”这一转变形成了义务和美德的观念, 使人从前道德的自然人转化为有道德的公民。这种转化是个体通过普遍意志重新认识个体欲望以及自我和他人关系的结果。

  

   因此, 卢梭的普遍意志一方面是上帝的或全人类的普遍意志的收缩, 同时又是对个体意志的提升和扩展。这一双向进程的目的是把自由从个体私欲的奴役和普世情感的虚弱中拯救出来, 以共同体的普遍意志来实现作为人的本质的自由。

  

   卢梭以人的普遍本质为参照论证了共同体普遍意志的正当性, 可以说, 他仍然是通过理性来发现普遍意志的必要性。这样, 他仍然无法回避他对狄德罗的批评: 软弱的理性如何能够发现或者让人服从普遍意志? 卢梭事实上试图回应这个挑战。首先, 在《社会契约论》中, 他像霍布斯一样把社会契约阐释为某种由事物性质决定的产物。在霍布斯那里, 社会契约是自然法的条款之一, 而自然法是由人的自然欲望推导出的。对于卢梭而言, 社会契约的条款则是由联合这一行动的性质决定的, 以至于构成社会契约的诸条款在任何地方都相同并且都得到了默认。不过,卢梭不得不承认, 在权利、理性、正义与事实和历史之间往往存在着巨大差异。事实上,每个共同体的组建方式都各不相同。虽然只存在一种把人统一(unir) 起来的方式, 人们在现实中看到的却是成千上万种把人聚集(rassembler)起来的方式。那么, 如何才能克服权利和事实之间的巨大差异从而使得共同体确实被普遍意志支配呢?

  

五、普遍意志与爱国主义


   我们看到, 卢梭在其看上去非常现代的政治建构计划中加入了非常古老的因素。卢梭诉诸神一般的大立法者和公民宗教来帮助一国的公民认识和服从他们的普遍意志。卢梭求助于大立法者和公民宗教的意图是在未能以政制创造民情之前以某种超凡的力量来形塑政制需要的民情, 以此来弥补理性的不足。无论是大立法者的立法还是公民宗教, 其目的均在于依据每个共同体的特质培育公民对于共同体的情感, 从而使个体意志自觉地认同和接受普遍意志。因此, 在卢梭那里,普遍意志并不是一种消除共同体差异的同一化力量, 而是使普遍意志与每个共同体自身的特殊性结合起来。对于立法者和治国者来说, 既要以普遍意志克服特殊性中背离它的因素, 又要使这一特殊性成为对它的有力支持。

  

   卢梭并不试图通过社会契约和普遍意志来消除民族之间的差别。虽然一切立法体系的目的都是所有人的最大福祉, 而这一福祉可以归结为两点即自由和平等, 但这种普遍性的目标必须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加以调整。这是因为:“除了一切人所共同的准则之外, 每个民族自身都包含有某些特殊的原因, 使它必须以特殊的方式来规划自己的秩序, 并使它的立法只能适合于自己。”虽然每个国家由此形成的制度未必就其自身而言是最佳的, 但对于这个国家来说一定是最适合的。卢梭认为每个民族应该根据自身的物质状况、人民的性格以及两者的关系来立法和建立各种制度, 如一个国家应该根据其土壤、位置等选择适于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更为重要的是, 一个国家所制定的政治法律是否优良, 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第四种法律——国民心灵中的法律或者说民情是否优良, 从根本上说, 在于民情是否能够保证民众充分认同甚至热爱这些法律。

  

   因此, 仅仅让公民遵守法律是不够的, 还必须让他们热爱法律。法律是普遍意志的产物, 一个公民如果热爱法律, 则意味着他愿意以个体意志服从普遍意志, 也就是说他具有德性, 因为德性意味着个体意志对普遍意志的服从。德性不只是对普遍意志和法律的服从, 还是对法律的超越, 因为它使人愿意投身于法律所没有规定但有益于所有人的最大福祉的行动, 甚至为此牺牲个人的利益乃至生命。在共同体中,对所有人的最大福祉的关心也就意味着对国家的关心。德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爱国之情的产物:“德性的最伟大奇迹是对祖国的热爱所创造的。”对普遍意志的热爱是普遍意志能够战胜利己主义个人意志的必要条件, 而这种热爱事实上就是爱国主义。对祖国的热爱使个体公民对共同体产生认同, 从而使祖国的声音代替自然个体的声音成为公民的指引, 公民因此把祖国颁布的法律作为自我给自我颁布的法律, 实现公民自由和道德自由或者自律的合一。在卢梭看来, 公民不仅用自己的理性构建和接受普遍意志, 他的情感也应该参与其中; 普遍意志不只是要说服公民的理性, 它也必须能打动公民的情感。政治的基础不仅仅是理性, 还必须是友爱和激情。这种情感来自于每个人对他所生活的土地的热爱, 来自于他在所参与的共同生活中得到的智慧、道德、友爱。土地和共同生活构成了祖国, 祖国必须能够把这种情感放在她的公民的心里。由于祖国只能是历史中形成的特殊共同体, 有其自身的法律、风尚、习俗, 而特殊共同体塑造了其成员的性格与偏好, 因此, 爱国主义必然首先是一种特殊主义的情感。然后, 由于普遍意志是人类的道德实现之路, 爱国主义也因此成为人类道德建构的不可缺少的力量。

  

   普遍意志和爱国主义是卢梭思想中最引发争议的地方, 也是卢梭遭人诟病、被指责为极权主义先驱的根本原因。然而, 我们不能忽视卢梭建构普遍意志的出发点以及他对爱国主义的前提的界定。这个出发点和前提就是: 共同体必须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公民, 为每个公民的生命和利益提供切实保护。这是社会契约和普遍意志的基本规定和要求。对公民生命和权利的保护是祖国对于公民的一项义务。国家不能违背和伤害民众的利益, 不能使民众在祖国觉得自己是陌生人。在卢梭看来, 任何一个公民遭到来自于其他公民的不正当的伤害, 就表明普遍意志已经不存在, 或者说契约和社会联盟无论是在利益上还是在法上都已经不存在。卢梭以斯巴达、马其顿和罗马为例说明自由的民族多么珍惜每一个公民的生命。一个自由的民族必须承诺保护其最微不足道的成员, 一个成员的安全和国家的安全同样都是公共事业。在卢梭看来,“政府可以为了一群人的利益牺牲一个无辜的人”这样的准则不过是暴政的发明。卢梭认为, 远不是全体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牺牲个体, 而是全体应该保护每一个个体。他突出平等的普遍性, 意图在于防止任何人特别是官员把国家变成满足其个人私欲的工具,使得国家沦为一部分人掠夺另一部分人的机器。普遍意志的首要意义在于它是个体权利的保障,如果个体权利被践踏, 普遍意志也就不复存在,爱国主义自然也无从谈起。卢梭虽然提出以义务作为政治体的原则, 但认为公民服从法律的义务首先是以统治者对公共事业的义务以及国家保护公民的义务为条件的, 因此, 培育民众的美德必须从官员的榜样和国家对公民的保护开始。普遍意志和爱国主义的根本指向是每个公民的生命、自由和德性。

  

六、结语: 人的境况


   从人类的普遍意志收缩的共同体的普遍意志, 事实上已经不再是人类的普遍意志, 对此, 卢梭有清醒的认识。他指出:“尽管国家的意志对于国家的成员而言是普遍性的, 但对于其他国家及其成员则不再是普遍的, 对于他们来说成为个别的和个人的意志。”这样一来, 每个人和自己的同胞处于公民状态中, 但却和全世界的其他人处于自然状态中。由各自拥有其个别意志的国家构成的世界是一个可能发生冲突和战争的世界。一个治理得很好的共和国也可能会发动战争。不过, 卢梭倾向于认为, 这不是由共和国的普遍意志的不正义造成的, 而是公共商议被蒙蔽和滥用的结果。公共商议并不必然反映普遍意志, 因为难免会有人操纵公共商议使之服务于某些人的利益, 从而背离普遍意志。更为重要的是, 即使公共商议本身无可挑剔, 由此发现的普遍意志也未必是正确的, 因为人民自身并不总是能够正确地理解什么对他而言是好的。在政治共同体中,“普遍意志总是正直的, 但指导它的判断却并不总是开明的”。也就是说, 普遍意志的意愿是好的, 但其依据的理性判断却可能是错误的。即便是构成世界的所有国家都实现了普遍意志的统治, 战争的阴影仍无法完全消除。不难理解, 卢梭为什么对在当时的欧洲和世界以联盟或联邦的方式实现永久和平不抱希望, 因为当时的欧洲多为个人意志统治的君主制国家。对于君主而言, 自身的强大远比和平繁荣更为重要。

  

   不过, 卢梭并没有因为共同体的普遍意志可能具有的排他性而将其放弃, 他深信, 人生活于共同体中, 这构成了人的政治境况, 甚至就是人的境况和条件本身。超越这一境况也就意味着摆脱人性的限制。放弃共同体的世界主义可能才是非人性的。普遍人类对于个体而言过于遥远, 个体对人类的情感虽然是一种自然的情感, 但在现实社会中非常淡薄。人类社会的爱的秩序更多地与费奈隆的理想背道而驰。因此, 普世道德必须下降而进入到人的具体的社会、政治和道德存在中才能发挥作用。也就是说, 必须把普世道德政治化, 而这种政治化的途径就是共同体的普遍意志。共同体的普遍意志至少在共同体中把处于奴役和敌对状态的个体转变为自由、平等、有德性的公民。而前文提及, 卢梭认为公民品质是人的品质的前提。自由、平等、德性在作为一种公民属性之后也会因此而成为人的属性, 公民对同胞的情感也因此可以扩展到外国人中。至少, 卢梭告诉我们, 战争是主权者之间的战争, 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战争。自然法要求人不得杀害他的相似者。普遍意志创造的不仅仅是公民, 也是相似者, 这个相似者的概念在民主时代特别是全球化的今天成为一种世界主义的推动力量。不过, 卢梭始终反对以抽象的人取代特殊的公民, 因为这将背离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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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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