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汉与罗马:交通建设与帝国行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8 次 更新时间:2019-06-11 21: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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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今  
而与宫廷道路相关的排水设施等级更高[11][12]。

   作为重要工程,古罗马水道的建设保留了引人瞩目的宏大遗存。“自442年即前312年和492年即前262年即已存在的两条水道——一条是阿庇安水道,一条是阿尼奥水道——又在610年即前144年彻底重修,而且造了两条新水道。610年即前144年造马尔库斯水道,水质甚好,水量丰富,以后无以复加;十九年以后,又造所谓喀里达水道。”[3](P396)古罗马水道工程并非交通建设事业,但是修造效率必然与交通条件有关。而秦代作为水利工程的水道,有李冰“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沫水“水脉漂疾,破害舟船,历代患之”,李冰于是“发卒凿平溷崖,通正水道”[13](P133)。

  

   四、交通与商业

  

   对于古罗马是否持续坚持“罗马商业霸权主义”,表现出“商业扩张主义精神”,对于罗马对外政策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罗马商业与资本利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由于问题复杂[14](P270-286),难以作出明朗的判断。有的学者指出,282年,“罗马的船队第一次访问意大利东南部的海面”,罗马建造“巨大的军用舰队”时代稍晚,“如果罗马是一个商业强国的话,这些事实怎么可能呢”[15](P190)古罗马国家设置的驿递系统服务于军事、政治。也有民间类似的交通设置。“除了属于公差的驿站以外,还有一系列私人经营的客栈为市民提供食宿”[7](P239)。

   有学者指出,罗马人修建的道路“最初是军用的,但自然地很快地被转作经济用途”[1](P427),民间社会经济生活利用国家道路,确实是很自然的事。汉王朝也有这样的情形。据《后汉书》卷九〇《乌桓传》记载,在交通条件未必最为优越的北边道上,乌桓入侵云中,一次即“遮截道上商贾车牛千余两”,也可以说明当时商运发达的情形。

   汉帝国对于商人利用交通条件予以限制。《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记载,汉高帝八年(前199年)春三月,令“贾人勿得衣锦绣绮縠絺纻罽,操兵,乘骑马”。《史记》卷三〇《平准书》记载:“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汉武帝推行算缗、告缗制度,对商人的交通能力予以剥夺式打击,《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记载:“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与汉帝国不同,古罗马对于商人似乎没有交通条件方面的歧视性限制。坎尼一战(539年即前215年)以后不久,通过一个人民法令,禁妇女戴金饰、穿彩衣或乘车,然而与迦太基结和(559年即前195年)以后,“她们竟能促成此法令的废止”[16](P400)。

  

   五、海洋航行与海盗的发生与除灭

  

   由于阿尔卑斯山、亚平宁山等地理条件的限制,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意大利不能从这些方向得到文明要素,“意大利古代所吸收的外国文化,都由东方的航海民族带来”[17](P135)。有学者指出,海上航行是古罗马行政实践的重要条件。“罗马派出使团,让他们……穿越风平浪静的海面前往四面八方。”[1](P427)政令的传达,需要通过海路。而汉帝国主要疆域在大陆,但是秦始皇、汉武帝均非常重视海洋的探索。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5次出巡,其中4次来到海上。汉武帝又远远超过了这一记录,一生中至少10次巡行海滨。他最后一次行临东海,已经是68岁的高龄[18](第11版)。

   古罗马交通道路的建设注重沿海道路的规划与通行。上文说到“622年即前132年执政官普布利乌斯·波皮利乌斯所造自卡普亚至西西里海峡的支线”,据研究者介绍,“在东海岸,迄今只有自法努姆至阿里米努姆作为弗拉米尼路的一段,现在沿海路线向南延长,直至阿奎莱亚,至少由阿里米努姆至哈特里亚一段也是上述波皮利乌斯同年所造。埃特鲁里亚的两条大道——一条是沿海路,又名奥勒里路自罗马达庇萨和卢那,建于611年即前123年间……”[3](P395)秦汉帝国交通建设可以与这种沿海路比较的是并海道。秦始皇、秦二世和汉武帝都曾经循并海道巡行[19](P31-46)。并海道有益于海港之间的沟通及近海航行的开拓[20](P61-64),对于沿海区域文化的形成也有积极的作用。就沿海区域控制而言,并海道也有重要的意义[21]。海上航运得以发展的同时,可见海盗的活跃。有的罗马史论著指出:“从可以追溯到的最早的海盗活动开始,海盗便犹如一种挥之不去的顽疾,始终影响着古代的海上航运。”“(海盗)严重危及地中海东部的船运安全。这一地区的海岸和通商航行经常遭受海盗袭击。自远古时代起,劫持绑架一直是古代海盗活动的重要形式,海盗通过勒索赎金或将俘虏卖身为奴的方式获得丰厚利润。就这一点而言,罗马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海盗经济学。”海盗对贸易和运输造成的严重困扰,促使元老院决定开展打击海盗的行动。“公元前102年,元老院授予马尔库斯·安东尼厄斯总督治权,目的是让他捣毁西西里和旁非利亚沿海的海盗巢穴,肃清海盗在那里的主要据点。这次行动只取得了局部胜利,最多短期内对遏制海盗起到一定作用”,“罗马与米特拉达梯交战期间以及罗马内战时期,海盗乘隙将势力范围由地中海东部向西部扩张,西西里和意大利沿海地区也不免受到海盗舰队的袭击。”海盗活动蔓延到整个地中海地区。公元前76年,庞培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加入打击海盗的行动的。“有关授予庞培抗击海盗特别指挥权的法律”获得通过[22](P270-273)“。庞培以几乎无限的全权率兵征讨海盗。”[23](P111)他在整个帝国范围内调动资源,征调了500艘战船和125000名步兵,在海战中获胜,又摧毁了海盗的真正据点[22](P274)。不久,堡垒和山岳中的海盗大众不再继续这绝望的战争,听命投降。前67年夏季,即在开战后三个月,商业交通又走入常规[23](P110)。

   记录东汉历史的文献中可以看到海贼称谓。如《后汉书》卷五《安帝纪》“:(永初三年)秋七月,海贼张伯路等寇略缘海九郡。遣侍御史庞雄督州郡兵讨破之。”永初四年(110年)春正月,“海贼张伯路复与勃海、平原剧贼刘文河、周文光等攻厌次,杀县令。遣御史中丞王宗督靑州刺史法雄讨破之”。《后汉书》卷三八《法雄传》有关于法雄镇压海贼的内容:“永初三年,海贼张伯路等三千余人,冠赤帻,服绛衣,自称‘将军’,寇滨海九郡,杀二千石令长。初,遣侍御史庞雄督州郡兵击之,伯路等乞降,寻复屯聚。明年,伯路复与平原刘文河等三百余人称‘使者’,攻厌次城,杀长吏,转入高唐,烧官寺,出系囚,渠帅皆称‘将军’,共朝谒伯路。”海贼的活动直接冲击滨海地区社会治安。居延汉简中可以看到出现海贼字样的简文:“书七月己酉下一事丞相所奏临淮海贼乐浪辽东得渠率一人购钱卌万诏书八月己亥下一事大”(简号33.8)。“购钱卌万”赏格之高,远远超出其他反政府武装首领“五万”“十万”的额度,可知海贼对行政秩序的危害非常严重。由简文“临淮”字样,可以根据地方行政区划的变化推知这一有关海贼史料的出现,早于《后汉书》的记载[24](P39-46)。

  

   六、立国形态的比较与交通史异同

  

   钱穆说:“凡治史有两端:一曰求其‘异’,二曰求其‘同’。”[25](P11)他是指史学的纵向比较。进行横向的比较,也应当求其“异”,求其“同”。钱穆论道:“姑试略言中国史之进展。就政治上言之,秦、汉大一统政府之创建,已为国史辟一奇迹。近人好以罗马帝国与汉代相拟,然二者立国基本精神已不同。罗马乃以一中心而伸展其势力于四围。欧、亚、非三洲之疆土,特为一中心强力所征服而被统治。仅此中心,尚复有贵族、平民之别。一旦此中心上层贵族渐趋腐化,蛮族侵入,如以利刃刺其心窝,而帝国全部,即告瓦解。此罗马立国形态也。秦、汉统一政府,并不以一中心地点之势力,征服四围,实乃由四围之优秀力量,共同参加,以造成一中央。且此四围,亦更无阶级之分。所谓优秀力量者,乃常从社会整体中,自由透露,活泼转换。因此其建国工作,在中央之缔构,而非四围之征服。罗马如于一室中悬巨灯,光耀四璧;秦、汉则室之四周,遍悬诸灯,交射互映;故罗马碎其巨灯,全室即暗,秦、汉则灯不俱坏光不全绝。因此罗马民族震铄于一时,而中国文化则辉映于千古。我中国此种立国规模,乃经我先民数百年惨淡经营,艰难缔构,仅而得之。以近世科学发达,交通便利,美人立国,乃与我差似。如英、法诸邦,则领土虽广,惟以武力贯彻,犹惴惴惧不终日。此皆罗马之遗式,非中国之成规也。”[25](P13-14)这样的认识,可以启示我们在比较汉与罗马立国形态的区别时有所深思。有学者认为,古罗马时代,通过资本势力的作用和商业兴隆“,罗马始成为地中海各国的京都,意大利成为罗马的市郊”[16](P379)“。罗马资本家由这些巨大营业所得的全部赢利,终久必总汇于罗马城,因为他们虽然常到海外,却不易定居于海外;他们早晚必归罗马,或把所获的财产换成现钱而在意大利投资,或以罗马为中心,用这种资本和他们既得的联络继续营业。因此,对文明世界的其余部分,罗马在金钱上的确占优势,完全不亚于其在政治和军事上的确占优势。在这方面,罗马对他国的关系略如今日英国对大陆的关系……”[16](P374)

   古罗马的经济生活有颇为先进的形式。“特别在航海和其他大有危险的营业,合股制应用极广,以致实际代替上古所无的保险业。最普通的无过于所谓‘航海借款’即近代的‘船舶押款’,把海外商业的损失和盈余按比例分配到船只和载运货的所有者以及为这次航行而放款的一切资本家。然而罗马的经济有一条通则:一个人宁愿参加许多投机事业的小股份,而不独营投机业;加图劝资本家勿以资金专配备一只船,而应协同另外四十九个资本家排除五十艘船,收取每艘船的赢利达五十分之一。这样,营业必更趋繁复,罗马商人以其敏捷的努力工作和用奴隶以及解放人的营业制度却能胜繁巨——由纯粹资本家的观点看,这种营业制度远胜于我们的账房制度。”“罗马财富的持久性由这一切奠定了基础,其持久性较其宏伟尤堪注意。罗马有个或属举世无双的现象,即大家巨室的状况历数百年殆无改变……”[16](P377)

   与罗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汉帝国商人财富的持久性不能得到保障。元鼎四年(前114年),汉武帝又下令实行告缗,鼓励民间相互告发违反算缗法令的行为。规定将没收违法商人资产的一半奖励给告发者。于是,在告缗运动中,政府没收的财产数以亿计,没收的奴婢成千上万,没收的私有田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中等资产以上的商贾,大多都被告发以致破产。算缗、告缗推行之后,政府的府库得到充实,商人受到沉重的打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空前加强,得到了强有力的经济保障。商人的地位,商业经济的地位,市场的社会作用,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的不同,通过比较可以得到清晰的认识。这一差异与交通的关系,也可以发人深省。

   参考文献

   [1] 约翰·博德曼,贾斯珀·格里芬,奥斯温·穆瑞. 牛津古罗马史. 郭小凌等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2] 史念海. 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河山集: 四集.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3] 特奥多尔·蒙森. 罗马史: 第3册. 李稼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4] 史记. 北京:中华书局,1959.

[5] 汉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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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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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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