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平:需要概念在人生哲学中的原点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4 次 更新时间:2019-06-06 17:5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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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讨论将这两个维度直接关联起来的需要概念时,却很容易误导人们将它自身同时包含的实然性因素与应然性因素混为一谈,结果导致种种扭曲。在这方面,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有关需要五层次的著名理论,构成了一个典型的案例。  

   本来,马斯洛不仅宣称“当我们谈到人的需要时,我们讨论的是他们的生活本质”,而且还试图从心理学研究的元视角揭示人的需要的内在结构,将它区分成生理、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实现五个层次,的确有助于人们了解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具有的复杂心理需要的实然性结构。然而,一方面由于这些实然性的需要本身就包含应然性的价值内容,另一方面由于未能清晰地辨析两者之间的微妙异同,他却不自觉地把某些规范性的诉求意蕴加到了这种元视角的理论研究之中,不仅主张这些不同的需要构成了一个从低到高、“等级固定”的渐进序列,只有满足了较低层次的需要才能形成较高层次的需要,而且强调像饥渴和性这样的“生理需要在所有的需要中占绝对优势”,甚至还因此把那些“等级颠倒”的现象说成是“例外”而不是“常态”[19]。结果,按照他的这一说法,英国伦理学家西季威克描述的下面这些并非罕见的人生现象,就将沦为所谓“反常”的“变态”了:“义务的召唤常常驱使着军人、其他公职人员或受迫害宗教的信徒们,毅然面对确定而痛苦的死亡。”[20]  

   细究起来,导致马斯洛犯下这种错误的主要原因,在于跨越了是与应当之间的严格界限:旨在探究心理规律之“是”的心理学理论,其任务只是描述和解释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有哪些种类的心理需要,在这些需要出现冲突的情况下又会做出怎样的取舍选择,以及为什么会做出这类取舍选择的实际原因。然而,倘若像马斯洛那样不满足于展开实然性的认知,而是还想进一步设定应然性的标准,把多数人的取舍选择升格为人人“应当”遵循的“常态”,却把少数人的取舍选择说成是“颠倒”的“例外”,就明显流露出牛不喝水强按头的规范性意向了,结果只能是扭曲人们心理活动的事实性真相。不管怎样,那些为了履行义务职责不惜放弃求生需要的人们,根本就没有违背实然性的心理规律,而仅仅是在同样遵循这些规律的基础上,做出了与其他人不同的应然性选择,所以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在理论研究中将他们视为“反常”的“变态”。  

   在人生哲学的两位一体架构里,无论本体论、还是价值学,都会同时涉及人的实然性存在和应然性诉求的因素;所以,是与应当的纠结缠绕在此更为复杂,我们尤其有必要仔细辨析两者之间的微妙异同,不可将它们混为一谈。例如,在从实然性的视角出发,把人的需要、存在和价值区分成道德、功利、认知、信仰、炫美这五大领域的时候,我们就没有理由直接赋予它们规范性的内涵,硬性地指认其中的某个领域占据着比其他领域更重要的优势地位,结果像西方学界常做的那样,据此提出“应当为了实现某种价值不惜牺牲其他价值”的应然性诉求。相反,人生哲学在元维度上的终极使命,只是描述这五大价值领域的事实性存在,解释所有人在冲突情况下展开选择的时候都会共同遵循的“趋善避恶”“取主舍次”的人性逻辑,亦即澄清为什么某些人会为了道德放弃功利、另一些人却会为了功利放弃道德的实然性普遍机制,而不可越界赞美某一种取舍却谴责另一种取舍,因为后者其实是人生哲学在规范性维度上才会具有的理论职责。更重要的是,即便当我们在规范性维度上依据自己的需要—想要—意志,提出了“应当”将其中某种价值奉为至上的“某某主义”时,我们也必须将这类应然性的诉求建立在元维度的实然性基础之上,为它们找到令人信服、站得住脚的事实性理据;否则,如果我们像西方学界的“理性主义”那样,为了证成理性认知在现实生活中“应当”发挥统辖一切的应然性主导效应,就不惜抹煞需要—想要—意志在人的存在中“实际”具有的实然性原点地位,最终只会让自己提出的规范性诉求变得像海市蜃楼一样,缺乏元维度上的坚实根基。  

   毋庸讳言,在依据作为原点的需要概念建构两位一体的人生哲学的进程中,我们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棘手难题。不过,只要我们牢记人生哲学在元维度上的终极使命,深入辨析实然性与应然性两个层面的微妙关联,就能从一个新的角度出发,如其所是地揭示人的本体论存在和价值学意义,纠正西方主流哲学在这方面造成的种种扭曲和误解,使人生哲学的理论研究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注释: 

   [①]彭聃龄主编:《普通心理学》(第4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70页。  

   [②]参见刘清平:《怎样从事实推出价值—是与应当之谜新解》,《伦理学研究》2016年第1期。  

   [③]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35页。出于行文统一的考虑,本文在引用西方译著时会依据英文本或英译本略有改动,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④]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47页。  

   [⑤]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3页。  

   [⑥]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页。  

   [⑦]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从西方哲学中分化出来的一门自然科学,心理学的理论架构迄今为止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认知理性精神的积淀性影响,不仅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认知心理学的领域,而且许多普通心理学教材也往往将讨论感觉、知觉和思维的认知性部分置于讨论需要和意志的诉求性部分之前,尚未自觉地承认需要—意志在人类心理结构中的原点地位。  

   [⑧]参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3-5页。  

   [⑨]参见周晓虹主编:《现代社会心理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8-199页。  

   [⑩]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3-44页。  

   [11]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7页。  

   [12]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13]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9页。  

   [14]参见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96-510页。  

   [15]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杰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19页。  

   [16]参见刘清平:《自由意志如何可能》,《伦理学研究》2017年第1期;《自由、强制和必然—“自由意志”之谜新解》,《贵州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17]参见刘清平:《试析诸善冲突的根源和意义》,《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18]其实,心理学中讨论的意志概念,与其说是指与需要直接相联的想要—意志,不如说是指在不同的想要—意志之间出现冲突的情况下如何将其中的某种想要—意志付诸实施并且坚持到底的“意志力”。参见彭聃龄主编:《普通心理学》(第4版),第379-380页。  

   [19]参见马斯洛:《动机与人格》,许金声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5、40-59页。  

   [20]西季威克:《伦理学方法》,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0-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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