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把“天下”带回历史叙述——换个视角看五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5 次 更新时间:2019-06-06 00: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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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 (进入专栏)  
与前述看到“社会”的傅斯年准备放弃“国家”的思绪相近。可知五四时代的人言社会, 多少存在一种与国家对应甚或对峙的倾向。那时傅斯年等人正在提倡“造社会” (36) , 并主张新文化运动的重心也应转向社会, 一方面是对清季兴起的国进民退倾向的一种反应 (37) , 另一方面也与傅斯年表出的那种从个人到人类的倾向有某种共性, 即“非国家”。

   当年的无政府主义杂志评论俄国革命说, “俄人做的, 系世界的革命、社会的改革, 国家思想, 简直半点也没有”。就像观“西剧, 若以旧剧的眼光批评, 玩其唱工, 味其嗓子, 总觉格格不入, 无有是处”。所以研究俄事, 不能“以旧世界的眼光观察之”, 而当“以新眼光观察之”。 (38)

   这段话意蕴丰富, 首先是“国家思想”已形同“旧剧的眼光”;而作为对应的, 是“世界的革命”和“社会的改革”。两者的并列正凸显出时人心目中“社会”与“世界”的关联。的确, 新文化运动时世界主义流行, 上述与社会主义相关的那些主义, 就都表现为相对虚悬的世界, 带有不同程度的“超人超国”意味 (世界可以是却不必是万国组成的) 。如周作人就说, “五四时代我正梦想着世界主义”, 试图“养成一种‘世界民’ (Kosmopolites) 的态度”, 他针对的正是“偏狭的国家主义”。 (39) 而国家也是无政府主义攻击的目标, 社会却是无政府主义努力的方向。 (40)

   所有这些“非国家”取向的同时出现, 当然与作为“爱国运动”的五四有关, 特别能提示五四丰富蕴涵中的内在紧张。另一方面, 从前引田培林所说清末小学生“知道有‘人’有‘家’有‘国’”却不能理解“非国非家”的社会, 可知“国”虽有不少新含义, 但毕竟与旧义相衔接, 普通人尚易领会。而社会则意思全新, 既与“人”“家”“国”之字义相关联, 然又非国非家, 确更复杂。同样需要注意的是, 社会那取代国家又非国家的含义里所指的“国”, 正是state。

   从陈独秀不知“国家”到杜威看到“国家”的诞生, 从田培林不解“社会”到傅斯年看见“社会”的出现, 也不过就是二十年左右, “国家”和“社会”就从五四重要人物自己都不甚清楚的概念转化成为观察、认识、理解和诠释五四的“概念工具”了。 (41) 当事人大致仍同在, 却像已处于不同的时代, 颇有几分人还是, 物已非的感觉。 (42) 这样一种急剧的时代转变, 是认识和理解五四必须注意的语境。从这些人的不同表述看, 五四究竟见证、表述和区分了什么, 还大有可探索的余地。

   若借用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一个界定, “国家”与“社会”可以说是一对“早熟” (43) 的概念, 因为它们在其自身意义尚在形成之中时, 就已成为描述时代变迁的诠释工具了。勒高夫 (Jacques Le Goff) 曾有“驾驶汽车的人仍使用骑马者词汇”的比喻 (44) , 五四或许就是一个从骑马向驾驶汽车转移的时段。时人尚未完全脱离“骑马”的时代, 却已开始“早熟”地使用“汽车”时代的词汇;而他们在使用“汽车”词汇时的思虑,却又留有骑马时代的色彩。 (45) 而这些名相在运用中的各种“在地化”演变, 又对其意义的形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惟或也因其“早熟”的特色, 它们的诠释力恐怕有限。

   现在我们已经充分接受外来的国家概念, 并习惯了以国家作为观察和思考历史事件的单位, 从国家的角度来看问题。但在国家观念刚刚起来的时代, 国家是不是有那么重要?或者说, 我们是否可以假设五四时代的当事人都会从国家视角看问题, 或在国家立场上想问题?而在有意无意间, 他们是否会从天下的视角看问题, 甚至在意识层面从非国家的视角看问题呢?如果昔人确实这样看了, 我们是否因为自身眼光的惯性而忽视了他们的思考呢?

   毕竟五四前后的当事人本身面临着一个对国家的熟悉化进程, 处在一个类似于英语语法中“现在进行时态”的过渡时段, 在由生疏到熟悉的进程中要用尚未定型的名相来思考和诠释其所见所闻, 必然不像后人那么驾轻就熟。他们在意识层面或许会努力趋向于产生中的名相, 但在下意识层面, 无意中恐怕仍延续着新名相产生前的意态。 (46)

   后之研究者如果用名相大致定型后的标准和指谓来理解过渡中的言说, 出现郢书燕说的后果是非常可能的。其实昔人自己对这些新兴名相也时有不适之感, 并曾有突破的尝试, 尽管是在有意无意之间。

  

   二、后天下时代“国家”概念的困乏和昔人的因应

  

   20世纪的前二十年, 大体被辛亥鼎革中分为两段。如前所述, 在这二十年开头时, 一些走在时代前面的人也不过刚刚知有“国家”, 而很多人对什么是“社会”还如一头雾水。到这二十年差不多结束而杜威看到“国家”的诞生时, 傅斯年却看到了“社会”的出现, 并已在打算放弃国家。名相意义的转换, 不必与政治变化同步, 似也不能与政治脱节。在一个国家和社会有所对立的时代, 出现一个可能兼具国家和社会的运动, 既表现出“五四”蕴涵的丰富, 也揭示出理解“中国”的困难。

   过去外国人常把古代中国称为中华帝国, 后来我们不少人也喜欢学着这么说。最近欧立德 (Mark C. Elliott) 教授好像又说以前的中国不是帝国 (47) , 估计这个说法也会逐渐影响我们的学者。如果帝国就是帝制的中国, 说古代中国是帝国也问题不大;如果像前些年西方所谓“帝国转向” (Imperial Turn) 所说的帝国 (48) , 恐怕就有些牵强。这个问题当然不是这里可以讨论清楚的, 但五四时的“国家”总要有出处。如若它们不是从“帝国”转化出来的, 就要斟酌是从哪里转化出来的?

   近代中国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就是康有为所说的从“独立一统之世”进入了“万国并立之时”。 (49) 这不仅是现实世界的变化, 而且有配套的学理。与新兴的“国家”伴随而来的, 就有社会 (群) 、民族等一系列(群体性) 名相, 它们既密切关联而又独立“自主”, 有时甚至互不相容, 呈现出一种“专门化”的意味, 而国家就给人以一个政治单位的感觉。更重要的是, 在外来学理的影响下, 国家成为历史的基本分析单位。过去的中国历史强调延续, 以道正统, 并以正闰的区隔来建构整体的历史。而转手于日本的西方观念虽也强调全面的通史, 却以国家为分析单位。 (50)

   作为历史分析单位的“国家”当然有其主体性, 同理也适用于“社会”, 以及渐显优劣之分的“文化”。这些名相对自身特性的捍卫割裂了彼此的关联, 带来不“必要”的对立, 导致见仁见智的不同认知。其实以前有一个耳熟能详的词, 可涵盖这些有争议的名相, 那就是梁启超指责中国人所知有的“天下”。

   在没有国家、社会这类分歧概念之前, 说“天下”人人都明白。因为天下的含义丰富, 既可以是本朝普天之下的王土, 也可以是“天之所覆、地之所在”的广阔空间, 以及人类社会。只要放在上下文的脉络里, 这些意思都无需进一步界定。只是在近代“天下”涣然崩解之后, 由于迄今为止仍未出现一个可以完全取代“天下”的新词语, 我们不得不去界定究竟是天下转化成了中国, 还是转化成了世界, 以及更内在的国家与社会。

   对许多近代读书人来说, 国家与社会等名相是此前思考不多的“新”问题, 因此解释不一, 最后导致一些同人的分道扬镳, 甚至成为竞争对手。 (51) 盖大一统的“天下”包罗万象, 涵容了空间、人群、文化等各种范畴, 也遮蔽了这些门类的差异。与天下似乎无所不容正相反, 国家、社会和文化等似乎都自有其畛域。此前在适当的语境中, 它们的意思常可以天下一言以蔽之。但在新的语脉中, 就像梁漱溟所说, 中国“是国家, 非国家?有阶级, 无阶级?是封建, 非封建?是宗法, 非宗法?民主不民主”?这些“在西洋皆易得辨认”的问题, 在中国则任何一个都“累数十百万言而讨论不完”。 (52) 因为这些众人想要厘清的名相,以前在中国都不是“问题”, 大家基本不往那些方向想。 (53)

   由于天下的隐退, 在外来的新定义下, 中国是不是一个国家忽然成了问题。从20世纪开始, 不仅有中国无史说 (54) , 而且也有人以为中国不是国。梁启超就一面不否认“我黄帝子孙, 聚族而居, 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为实有其国, 一面自认“问其国之为何名, 则无有也”。他更反复说及“吾人所最惭愧者, 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从唐、虞到明、清, “皆朝名耳”。朝不是国, 故朝名非国名。于是“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 不过有朝廷耳”。既然“数千年来, 不闻有国家”, 说历史也只能勉强“用吾人口头所习惯者,称之曰中国史”。 (55)

   梁启超意向中“立于地球之上”的国家, 当然是“万国并立”时代的国家, 更多是空间向度的;而那个“吾人口头所习惯”的国家, 因不断改朝换代而显出时间向度。其新旧意思之间, 似不无紧张。而后者更带有某种超越意味 (“中国”之名显然超越于所有的“朝名”) , 其实已向天下倾斜。梁氏说他“万不得已”而使用“中国”的称谓, 既表明国家这一新名相在当时已有一定气势, 却也暗示着其诠释力并不充足。

   因不符合新的国家定义, 实际是国家的中国却“不是一个国家”。类似的说法在20世纪初年相当流行, 那时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国家的人不少。多数人是从中国还不够“进步”的意义上这样看的, 所以也总有另一些国人特别想证明中国从来就是一个国家。但张东荪在1924年提出了一个不太有人注意却非常重要的见解, 他说中国从晚清开始几十年的改革, 所有的努力都是向着西方所谓“近世国家”的一个方向在走, 其实可以考虑这是不是一个必须的方向。具体言,

   (中国)近三十年来,无论是练新军,是兴学校,是办铁路,是谋立宪,是讲共和,要而言之是学外国,希望和外国一样。这种革新运动于有意识无意识之间行了数十年。其间虽波折无数,失败重迭,然却有一个一定的方向:就是向着近世国家而趋。详言之,即是努力于构成一个近世式的国家。 (56)

   此所谓“近世国家”, 就是近代从外国引进来的国家观念, 以区别于古代国家 (这样或可化解中国是不是一个国家的争议) 。张东荪给近世国家起了“一个怪名词, 就是‘民族战团’”。亦即以民族为单位结合起来, 以侵略他种民族和抵御外族入侵为目的, 以残苛的武力和狡诈的外交为手段, 而“专想以经济收吸他种民族的汗血以养肥自己民族”。这样的结合“最初或许是偶然”, 但随着相互的凌辱、侵略和抵御渐成常态, 遂演成“民族间的生存竞争, 而国家的组成便是对付这种生存竞争的唯一工具”, 结果是“全球上各种民族不能不起而构成近世式的国家”。

   从经济视角看, 这种战团式国家由指挥者和作战者构成, “前者是资本阶级与治者阶级, 后者是劳工阶级与被治阶级”。古代的治者与被治者是悬隔的, “治者阶级高悬于上, 不能与社会打成一片”。近代的经济发达为民族国家的, “乃把这一个民族国家, 用经济为脉络而抟为一体”。代议制度成立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把社会的意思直贯通到政府里去”, 从而打通“治者与被治”者。简言之, “必定经济发达到这个地步,而近世国家方能应运而生”。这些简单勾勒的背后就是一般所谓全国性市场的形成以及交税就要有代言人的西方近代诉求, 如张东荪所说, “这样干法是起于欧洲”的。

而中国的情形不同, 在大一统时代, 由于没有自卫兼以侵人的常规需要, 故也不曾“把民族抟为一体成一个战团”。自近代“屡次受外族的欺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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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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