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宏:关于建设中国历史哲学的初步构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4 次 更新时间:2019-06-04 22:4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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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宏  
那么,应该如何建设起适应当代中国历史学发展需要的中国历史哲学学科呢?或者说,我们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历史哲学体系,才能应对如上所说的史学发展的迫切性呢?这当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依笔者之见,这个中国历史哲学的学科体系,大抵应该有如下一些基本的研究范畴。

   (一)中国历史道路的特殊性问题

   中国历史道路特殊性问题研究,在中国历史哲学学科建设中具有核心意义。正是中国历史发展道路区别于人类一般历史道路的特殊性,才使中国历史哲学的提出具有了学理性基础。因此,这是中国历史哲学研究中的核心议题。

   如果我们能够面向中国历史本身的具体情景,而不是固执于对人类历史发展道路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传统理解,当会看到中国历史的确在诸多基本的方面都有自己的特殊面貌。诸如在文明起源、早期国家状况、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社会文明、历史发展路径等等方面,中国历史都有自己的独特性,有它区别于其他文明体、特别是区别于欧洲历史的特殊面貌。正是这种特殊性,彰显了人类历史的丰富多彩,表现了不同民族的历史个性,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迷人的魅力。如果我们的史学理论研究,不能面对不同民族历史千差万别的特殊性,而一味地陷于人类历史一般发展道路的空洞说教,则不可能作出认识自身历史的本质特征和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性的任何有启发性的理论探索。中国历史特殊性研究,是认识中国历史最关键的一步。以往近百年的理论历史学,特别是在“左”的时代,被扭曲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理论,所谓的五种形态说被当成所有民族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强大的理论误区,遮蔽了我们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特殊性的认识,使我们不敢也不能提出中国历史的特殊性问题,放弃了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

   中国历史道路特殊性研究,并不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所提出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相背离,相反,它则正是与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相融洽、相统一的。笔者认为,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特殊性研究,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历史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思想、关于人类历史是一个无穷的由低级进到高级的运动过程的思想、关于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思想、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等等,对中国历史哲学研究都具有不可须臾离开的指导意义。正是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特殊性研究,才使我们所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与那种鼓吹具有万能属性的一般人类历史发展道路理论相区别,才能将历史唯物主义证成为不是马克思所鄙夷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不是马克思所极力反对的“超历史”的“万能钥匙”③。正是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特殊性研究,才可能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鲜活起来,更具有解释不同民族历史道路的理论价值。

   (二)中国社会历史阶段的划分问题

   社会历史阶段划分,是从宏观上认识历史的第一步。历史的发展,总是呈现出阶段性特征的,正像恩格斯所说,整体上是呈现为一个不断地由低级进到高级的运动过程。从发展阶段性的角度去考察历史,是一种基本的方法论。传统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一般发展道路的宏观描述,是提出了一个社会形态理论,即五种社会形态说。不管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有多少争论,不管他们描述的社会形态是否具有依次演进的严格的规律性,他们所提供的分阶段解读历史的方法,则的确对认识历史富有启发意义。历史的向前向上发展,的确是呈现出阶段性特征的。特别是对大尺度历史的观察,对整体历史进程的观察,如果不去区分不同的历史阶段,是不能对历史的演进、变化以至突变性发展做出清晰的线索性描述的,历史进步的本质意义也难以阐述清楚。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古史分期讨论,就属于社会历史阶段的划分问题。如何划分中国历史的不同阶段,实际上是对中国历史的不同解读,表征着对中国历史的宏观看法。半个世纪前的古史分期讨论,虽然是在讨论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但究其实也只是用社会形态的分析方法来划分中国的历史阶段。因为古史分期的核心问题,就是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相交替的时间界限,是讨论中国在何时进入封建社会的问题,是在划分奴隶社会的下限和封建社会的上限,以此为界,中国历史分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两个阶段。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一定意义上的百家争鸣,出现了春秋战国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西汉封建说、东汉封建说、魏晋封建说等多种说法,而此时的各家学说所遵循的唯一的方法论,就是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这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社会历史分期讨论,实际上是要有方法论作指导的,不是随意的历史分割。

   与古史分期讨论同时进行的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历史分期讨论,也是以一定的理论为指导所进行的。如有的以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为指导,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一部农民战争史的中国史观出发,把中国封建社会分为这样几个历史阶段:

   一、自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封建社会的开端

   二、封建社会第一大阶段:自战国至黄巾大起义(公元前475年—公元184年)

   三、封建社会第二大阶段:自黄巾大起义至黄巢大起义(公元184年—884年)

   四、封建社会第三大阶段:自黄巢大起义至鸦片战争(公元884年—1840年)[21]37-67

   也有人如杨向奎把中国的封建社会分成以下四个阶段:

   ①封建社会前期,西周到西汉,——公元前十世纪到公元;

   ②封建社会的成熟期,东汉到晚唐,——公元一世纪到九世纪;

   ③封建社会后期,宋到鸦片战争,——公元十世纪到十九世纪中;

   ④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鸦片战争到全国解放,——一八四〇年到一九四九年。[22]21

   杨向奎这样划分历史阶段的理由是:

   自西周初到战国初这五百多年的时期内,氏族制度以宗法组织形式保存着,而井田制度则是农业公社的继续……到战国以后,因为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也有所变迁,所谓“地主”阶层出现了……地主经济在西汉以前还没有构成社会的主要经济成分,不能说在战国时候,地主经济就已经代替了领主经济,这是一个较为长期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长期的斗争过程。

   封建社会的成熟期是东汉到晚唐。西汉末,因为农民起义,因为地主阶级和领主阶级之自相火并,摧毁了日趋没落的领主阶级,地主阶级是主要成分了。

   从宋朝到清中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自北宋起有了中央集权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也萌芽了,各地都有手工业作坊制造器物,官办作坊规模较大,民间作坊则大小不等……有些已是近乎手工工场的组织。[22]22-23

   很显然,杨向奎是根据经济关系的变迁来划分历史阶段的。也就是说,他的方法论就是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关系是一切历史的基础的理论,经济运动是一切历史运动的决定性力量,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一切历史分期说,都是有一定的历史理论来支撑的,都有自己的方法论。

   “文革”之前的历史分期讨论,无论是古史分期讨论,还是封建社会内部的历史分期研究,在理论或方法论上的依据都是唯物史观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新时期以来,在理论上破除了五种社会形态说的迷信之后,历史分期研究有了新的发展,学界多了几分独立思考,很多学者都根据自己对整体中国历史进程的理解,构造具有学术个性的历史分期说。比较突出的成体系的研究有如下几种。

   何兹全把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演变分为五个阶段:先秦时代——君权、贵族权、平民权三权鼎立时代;秦汉时代——君权渐强,贵族、平民权衰而力图挣扎的时代;魏晋南北朝时代——君权、贵族权保持平衡时代;隋唐宋时代——君权恢复、贵族权削弱的时代;明清时代——专制主义时代。[23]2-7

   田昌五把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分为三个大的时段:“洪荒时代,族邦时代,封建帝制时代或帝国时代。洪荒时代主要讲从生物人到社会人的发展史,或者说人类起源的历史。族邦时代主要讲中国文明起源和宗族城邦以及相应的宗族社会结构演变的历史。封建帝制时代或帝国时代主要讲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循环往复变迁的历史。”[24]40

   曹大为把中国历史从整体上分为原始文化、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轨三个大的文明阶段,然后在农耕文明和向工业文明转轨两大文明阶段下又分为若干阶段。农耕文明分为两个大的历史时期:宗法集耕型家国同构农耕社会(夏——春秋战国);专制个体型家国同构农耕社会(秦汉——清中期),此一历史时期又分为确立与反复(秦汉——魏晋南北朝)、发展与成熟(唐宋——明中期)、传统中的变异:走向近代(明中后期——清中期)三个历史阶段。向工业文明转轨分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扭曲的近代化进程(19世纪中后期——20世纪前期)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现代化推进(20世纪中后期)两个时期。[25]23-24

   叶文宪将中国古代历史分为六个时代,即酋邦时代、封建时代、转型时代、秦汉帝国时代、隋唐帝国时代、多民族帝国时代,后三个时代统称为专制帝国时代或帝国时代,或按政体特征称之为专制时代。[26]11

   这些众说纷纭的历史分期说,每一种说法都有自己的理论依据,有自己的历史逻辑。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初步,但无疑已经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历史的宏观认识,对建立中国历史哲学的学科体系,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不同历史时代的社会矛盾问题

   划分历史时期,是从宏观上把握历史演进过程;没有历史分期研究,就不能清晰地认识历史运动的纵向轨迹。但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历史运动的深层原因在于社会历史内部的矛盾运动。因此,对历史的本质的认识,对不同时期历史的深刻洞察,是需要分析该时期的社会矛盾才能达成的。准确分析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矛盾,是中国历史哲学研究中的基本问题。

   对于人类一般历史进程中的矛盾运动,历史唯物主义已经给我们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并且也指出了由这些基础性矛盾所支配的社会阶级之间的矛盾运动。这些是观察一般历史进程都要注意的矛盾运动。对于中国历史哲学的研究来说,不同历史时期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以及在阶级社会历史阶段的阶级矛盾,也是需要认真关注的问题,并且要将之作为基本的方法论,贯彻到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分析中。但是,如果仅仅只注意这些方面的矛盾运动,是不是就能够达到认识中国历史、建设中国历史哲学的目的呢?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是不是就能够得到体现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我们仅仅是注意到社会矛盾的这些方面,是不足以认识中国历史的特殊性的,这样建立起来的历史哲学,是不符合中国历史哲学的属性的。

   在“左”的时代,我们错误地把阶级斗争理论当作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要求在历史研究中贯彻阶级分析方法这个唯一的方法论,在中国古代社会矛盾问题上,就抓住一个唯一的阶级矛盾。具体到秦至清的皇权专制时代,把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阶级对立,看作是这两千多年社会历史的主要矛盾。这种教条式的生搬硬套阶级斗争理论的所谓矛盾分析,在新时期以后,被学界所唾弃。这里我们简单回顾学界关于秦至清历史时期社会矛盾问题的探讨,以明了这一问题研究的理论价值。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史学理论界对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特殊性问题有了比较明确认识,正式提出了“中国社会形态”这个概念。1999年11月,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杂志社和天津市社科联联合举办“中国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问题学术研讨会”,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中国社会形态”概念的提出,意味着对传统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突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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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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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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