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宏:关于建设中国历史哲学的初步构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6 次 更新时间:2019-06-04 22:4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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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宏  

   自从20世纪80年代的史学理论、方法论热潮退却之后,史学理论研究就再也没有形成真正的热点,再也没有吸引过学界的目光。这样一种理论研究的低潮,差不多已经持续了将近30年之久。无论是学术会议,还是期刊论文,所谓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就基本上被史学史研究所覆盖,很少有真正的理论话题,专门从事史学理论专业的研究者更是寥寥。以笔者之见,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所谓的史学理论研究,严重脱离了历史学研究的具体实际,实证历史学研究感受不到来自理论历史学的具体关照。

   实践性是任何理论的基本品格;发挥对具体实践活动的指导作用,是理论研究的基本价值追求。史学理论研究也不例外。所以,史学理论作为历史研究的理论学科,其功能或价值就在于它对具体历史研究实践的方法论意义,在于能够为具体的历史研究实践提供理论指导。然而,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的史学理论研究,并没有实践理论研究的这一根本价值,我们的史学理论研究总是不能纠正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的痼疾。搞理论研究的人一本本著作出版、一篇篇论文发表,但搞具体实证研究的人却并不理睬。理论研究高高在上,自诩清高而没人理睬,问题何在呢?

   笔者以为,主要的问题是我们的理论研究不接地气,脱离了中国历史研究的具体实践。我们的理论研究,并不能回答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实际问题,不能给他们以切实的方法论指导,不能给他们的实证性研究带来启发性。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其实,这个理论研究与史学研究实践两张皮的问题,很早就被人们意识到了。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方法论讨论热潮中,学界对此问题就有所议论,但始终不能得到纠正和解决,甚至没有引起从事理论研究学者的高度重视。

   就最近几十年史学理论研究的实际状况说,基本的研究内容大概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国外近现代史学理论方法论的引进或介绍;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理论的阐发或正本清源;三是对一些史学理论基本问题的探讨,如历史认识论问题等。这三个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理论研究与实证历史学相脱节的问题。

   在对国外近现代史学理论方法论的引进方面,成就颇为昭著,并是引起新时期中国史学发展变化的重要动力因素。但是,这方面的研究则多是停留在介绍或阐释方面,很少有人用所引进的西方史学理论或方法直接介入中国历史研究,缺乏用他山之石以攻玉的具体实践。于是,这样的引进实际上主要起到的是帮助国内学者了解国外史学的作用,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具体实践关系并不密切。最后,这样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理论研究者的自话自说,而对中国历史的实证研究领域,则并不关注,我行我素,其理论研究的实践功能大打折扣。

   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础理论研究方面,除了改革开放最初几年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方面有所起色之外,这几十年几乎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所谓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复马克思恩格斯的已有论断,本身就很少具有启发性理论价值,自然也就引不起实证历史学的关注,甚至他们在内心深处鄙夷这种所谓研究,根本不予理睬。这些从业者本身也患上了深深的孤独感。

   关于史学理论基本问题的探讨,譬如历史认识论问题,这些年的研究是比较薄弱的。本来,中国历史学界的认识论修养亟待历史认识论研究的提升,这方面的研究很有发展的空间,但无奈从事认识论研究的人极少,几乎没有人专志于此;偶尔为之者,所发表的文章,也存在脱离实证历史学研究的先天缺陷。我们的基础理论研究者,总是把文章写得玄而又玄,不能联系到具体历史研究来阐发理论观点,使得实证历史学从业者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

   以上所述史学理论研究与实证历史学严重脱节的问题,一方面是由学风方面的原因所造成,另一方面,或者说更严重的问题,则是由史学理论研究的课题设置、研究内容所决定,它的基本研究方向即与历史学的研究实践相脱节。理论研究的基本内容严重脱离史学研究实践,是史学理论发展自身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

   现在提出重视中国历史哲学研究,就正是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的理论研究是在为中国历史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思考,史学理论研究回答的是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中的理论问题,它的崇高目的在于关注中国历史的研究实践,那么,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学人就不可能对之没有兴趣,并且会自觉地从史学理论中汲取营养。事实上,从事具体历史研究的人,是有这方面的强烈要求的,只是以往的史学理论研究并不去理会他们的学术诉求。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中国历史哲学被确立为史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并有所建树的时候,理论历史学与实证历史学的结合就一定可以完美的实现,理论研究就完全可以发挥其强大的方法论效应。

   最后,提出并建立中国历史哲学这门理论历史学学科,也有助于克服目前史学研究中的碎片化倾向。

   人们在总结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历史学的时候,大多都评论到了一个“碎片化”现象。史学研究的碎片化,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已经蔓延近30年,并且呈现出越来越严重之趋势。一篇评论碎片化问题的文章说:

   史学研究的“碎片化”现象,是近年来引起史学界许多人诟病的一大病症,其意指研究问题细小琐碎,且缺乏整体关联性与普遍意义内涵,因而缺乏意义与价值。这种“碎片化”倾向尤其在近二十多年来新兴的社会史和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领域表现最为突出。随着越来越多的学人进入这些新兴领域,尤其是刚刚跨入学术门坎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们,纷纷选择具体而微的专题作为初入学术的门径,群相跟进,势成风气,使得这种“碎片化”倾向有愈演愈烈之势。[17]20

   这的确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学术趋向。本来,史学研究选题的碎片倾向,并不是一个没有学理性根据的现象,其正当性也是值得我们给予重视的。比如,史学研究对社会整体历史的认识,就是建立在碎片的或者是具体历史的研究基础之上的,没有碎片性的具体历史现象研究,整体历史的描述就会是空中楼阁,历史研究是不能忽视碎片研究的重要性的。还有,20世纪90年代碎片化现象的发生,也不是没有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根据,人们可以分析出许多这方面的缘由。

   首先,抛弃宏大叙事,排斥某种教条式的理论分析而面对充分实证的具体研究,是对原来过度理论化研究的逆反或反动,是对过去公式化、教条化研究方式的拒斥,是对左倾时代以论代史式历史研究的抗拒。在这个层面上,刚刚告别“左”的时代的90年代,出现以细碎历史现象为对象的研究风气,是可以理解的。其次,随着90年代史学的开放发展,当社会史、社会文化史、历史人类学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方向的时候,以具体的社会历史碎片作为研究对象,就很自然成为选题的主流趋势。最后,当代社会的浮躁风气,学术评价的计量化、功利化倾向,具体现象研究的省力、省时特性,也诱导人们在具体研究道路上趋之若鹜,而回避对宏大问题的艰深思考。这些促成史学研究碎片化趋势的原因,有些具有一定的正当性,有些则是虽非正当却也可以理解。

   虽说碎片研究有一定的合理性或者可以理解,但这样的倾向性发展毕竟是不符合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的,这样的史学研究无力承担历史学科的庄严使命。正像陈春声所评论的:

   新的学术世代如何在研究选题“碎片化”的趋势之下,拥有超越学科、地域、学术圈子和个人生活经验的共同的问题意识,如何通过解构的、碎片的研究,辩证地培养起把握整体的“中国文明”或“人类文明”的意识和雄心,是这一代人终究要直接面对的沉重的问题。[18]16

   陈春声认为,把握整体的中国文明或人类文明,才是历史研究的终极目标。单纯的碎片研究,无力承担这样的学科使命。所以,这种碎片化的研究趋向应当改变。如何改变?重要的是要找到问题的症结。就学术界讨论的情况看,对于何以会形成这种碎片化的状况,大体有以下几种看法。

   (1)由于时代条件的变化,1990年代以降,大陆进入“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新时代[19]。这最早是由李泽厚提出来的,以“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来概括90年代学术的基本特征,说明这是一个回避重大理论问题而趋向专门性学术的时代。这一概括很快被学界所接受,几成共识。而这同时也成为人们解释学术如何走向碎片化的根据。回避对重大理论问题的思考,学术的细碎化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这种解释有一定道理,但李泽厚的提法本身的确值得商榷:将思想家与学问家、思想与学术对立起来,并不严谨。这岂不是等于说学术本身是不需要思想、也没有思想的纯粹物吗?!而没有思想的所谓学术能够成立吗?其实,没有思想就没有学术,或者说没有思想的所谓研究就不配称之为学术。这一提法为那些远离思想、回避理论思考的细碎化研究提供了自我欺骗性的心理安慰。所谓的意识形态影响,也不应该成为回避重大理论问题而走向细碎化研究的辩护词!

   (2)由于政治形势的原因,“学者不敢表露自己的思想,只能以学术的方式来藏匿思想,或借以自保,如西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国的乾嘉朴学”[20]10。这种解释和上一种说法有共同之处,也是把学界崇尚具体研究的根源归之于政治因素。

   (3)由社会史、社会文化史、历史人类学等新史学所带来的微观研究,在研究实践中不易把握,而造成了研究偏差。“这种微观研究发展开来,导致研究问题趋于细小,研究方法偏重深描,走向极端便出现脱离整体关联的‘碎片化’偏向,研究题目零星琐碎,七零八落,缺乏内在与外在的关联,成为游离于历史意义之外的碎片、尘埃,因而失去了历史价值。”[17]21这种情况的确是存在的。就社会史研究来说,的确是有人把研究具体社会历史现象当作了社会史研究的基本路径,并不理解社会史方法论的真谛。

   寻找碎片化的根源,以上几种说法都有根据,但笔者以为,除此以外,是不是也与历史学理论研究缺失有关。对于任何一个学科来说,其理论研究总是要在很大程度上对学科的发展起着引领甚至规范的作用,历史学也不例外。实证历史学研究中的碎片化倾向,是不是也与理论历史学研究的状况有关呢?

   其实,碎片化的症结不在于碎片,任何宏观的历史架构,对历史的宏观性认识都需要以具体的历史认识或者说是以对碎片的认识为基础的,在这一点上说,研究碎片并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通过碎片的研究去认识整体,如何让碎片的研究与整体的认识相联系,真正让碎片研究成为整体性认识的基础。从学理的层面说,任何碎片都全息性地反映着整体,碎片中包含着整体的信息,蕴藏着整体的基因。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对整体缺乏认识,缺乏对整体的宏观性研究,于是,在具体的碎片性研究中,无法将碎片与整体相联系。也即是说,在实证历史学研究深化发展的同时,我们缺失了一个对历史发展过程的宏观或曰理论的研究,使实证历史学失去了理论历史学的关照或依托。或许正是我们对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缺乏理论解读,对其本质及其属性缺乏研究,才使得实证历史学研究中的微观研究、细碎研究,无法与整体历史发生联系,使得微观研究失去了宏观或理论研究的关照。前文谈到的李长莉的文章中,分析碎片化的表现为:论题小而微,缺乏大关怀与大问题;论题细碎而零散,缺乏大联系与大序列;论题小而平面化,缺乏大理论与大阐释[17]21。李长莉所谈的三个方面,都指向了对历史过程的宏观研究和理论研究。而这正是理论历史学的任务,是中国历史哲学研究所应肩负的使命。

   有鉴于此,构建以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历史哲学,为实证历史学提供指导,是有助于克服当前史学研究中的碎片化倾向的。可以说,构建中国历史哲学,是当前实证历史学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史学理论工作者应该有所呼应。

  

   三 中国历史哲学关注的中国历史基本问题

  

中国历史哲学的重要性、迫切性如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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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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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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