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萍 :澄清不同层面的“群己权界”

——基于严复《群己权界论》的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4 次 更新时间:2019-05-25 14: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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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还可作为“他山之石”促进国家行政的完善。因此,政府都不宜干涉。他说:  

   是故自繇之国,欲政府常有与时偕进之机,道在使居政府以外之人,常为之指摘而论议,其政府必有辞以对之。其人之才力聪明,又实与政府比肩,而无多让,而后足为其他山之石。[38]  

   而如果政府将“通国人桀,尽入其彀中”,“久乃益深民之奋发务进取者,莫不喁喁,惟政府是向,甚且向其将为执政之党人,必然之势也。”[39]这反倒不利于国家的发展。这些内容同样具有明显的政治意味,实与哈贝马斯等人的公共领域理论颇为汇通。另外,他关于经济贸易“群己权界”的论述也主要是反对政府以行政执法权干涉自由经济。他说:  

   货之攻盬,市价之平倾,若任物自趋,而听售与沽者之自择,国家执在宥之义,而杜垄断抑勒之为,则其效过于国家之干涉者远。于是经累叶之争,而卒之有自繇通商之法制。[40]  

   由此可以看出,严复所论的市民社会的“群己权界”,并不只是限制市民社会自身的群体权力,而是在相当程度上涉及政治国家权力的限制,事实上,市民社会的自由内容根本无法在脱离政治的语境下界定清楚。据此而言,这实质已经不是市民社会内部的“群己权界”了,而是关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权界划分问题了(下文详述)。其实,严复还曾自相矛盾的说:  

   三,以限制政府之治权为自由。此则散见于一切事之中,如云宗教自由,贸易自由,报章自由,婚姻自由,结会自由,皆此类矣。而此类自由,与第二类之自由,往往并见。……今定从第三类义,以政令简省,为政界自由。[41]  

   显然,这已经将市民社会的自由统统归为政界自由了。由此表明,严复阐述的市民社会的“群己权界”,不仅与政治国家密切相关,而且其内容本身也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涵项。  

   四、政治国家层面的“群己权界”  

   “国群”所包含的“国家”乃是与市民社会分立的狭义政治国家,而其现实的实体形态就是政府。事实上,严复对于英文“government”一词的翻译,有时译为“政府”,有时也译为“国家”。显然,这个意义上的“国家”也就是狭义政治国家,或者说就是政府。因此,他对政府权力与个体权利关系的论述,实际也就是政治国家层面上的“群己权界”,也即严复所谓的“政界自由”。  

   上节引文曾指出,“政界自由,与政府管束为反对。政治学所论者,一群人民,为政府所管辖,惟管辖而过,于是反抗之自由主义生焉。”[42]因此,他强调“以政令简省,为政界自由”,[43]那么,限制政府权力也就是政治国家层面“群己权界”的主要内容。不过,由于原著作者密尔是洛克一路发展出来的英国古典自由主义集大成者,而且严复也对卢梭的思想多有批评,[44]所以他应该更倾向于国民个体是权力的真正所有者。这也就意味着政治国家(政府)作为全体国民的国家治理权的代行机构,其自身并不是政治权力的所有者,因此,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实质并不是限制全体国民的政治权力,而是限制政府代理行使权力的范围和内容,与其他两个层面的限制不同。  

   严复基于国民个体与政府的委托与授权关系,提出需要制定宪法,将国民个体权利和政府行政权力共同置于宪法的规定之下。[45]根据“群己权界”的通则,这可以对个体权利与政府权力同时起到限制和维护的作用:其一,通过宪法的限定确保个体自由始终“游于法中”,既如休谟所说的“据法自由”(freedomunderthelaw)[46]而不致使个体自由滑向恣意妄为,同时也为政府行政保留了必要的活动空间。其二,通过立宪明确限定政府权力的范围和正当的行政内容,防止政府过度管辖而侵害国民的个体自由,其底线就是不能把任何可能影响到公民财产、人身、思想言论自由的权力赋予行政者。[47]  

   如此这般的界定其实充分肯定了政府行政的必要性,只不过他认为应将政府行政权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而尽可能多的赋予国民权利,推动国民自治。其理由是,这样不仅可以有效防范政府权力对国民权利的侵害,而且对于政府自身,乃至国群的发展都有好处。相反,如若政府事无巨细的进行管理反而容易产生危害。对此,他特别提出有三类事务政府不宜介入:  

   第一,从社会进化、国民自强的意义上讲,“事以官为之,不若民自为之之善也。”[48]尤其是工商事务政府不宜介入,所谓“此地方之工政,与夫民间商工之业,治以官者所以常折耗,治以民者所以常有功也。”[49]  

   第二,反思西方国家强盛发达的原因,可以发现“其事以官为之,虽善于民之自为,然国家以导诱其民,欲其心常有国家思想之故,又莫若听其民之自为也。”[50]而“父母政府”[51]事事亲力亲为反而让国民失去锻炼自治能力的机会,因此,现实中需要“以地方自治之制,以摩厉其治国之才”。[52]  

   第三,从政府实际的行政效果上讲,“使官之治事太广,将徒益之以可以已之权力,其流极将至夺民自繇也。”[53]如果社会各领域的建设皆听命于政府,全国的人才皆惟政府是向,没有不同的思想和意见,那么不仅容易滋生行政弊端,而且也会压制个体自由导致社会动荡。  

   其实,这三类事务基本与市民社会的“群己权界”相呼应,整体上体现出严复主张市民社会独立自治的倾向。据此而言,政治国家的“群己权界”,既是关于政治国家权力与国民个体权利之间的界分,同时也是关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两种公权力(两种“治权”)之间的界分。  

   五、严复“群己权界”存在的问题  

   严复通过上述三个层面的“群己权界”完整表达了现代自由的要旨,但这绝不单纯是对密尔原著的照搬,而实际是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荀子“群学”的启发。不过,可以明显地看出,严复与荀子的“群”所指称的社会已经大不相同,他不仅已经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分的意义上赋予了传统“群”概念新的涵义,而且所指代的“国群”也不是荀子那个时代以宗族、家族为社会主体的前现代国群,而是以国民个体为主体的现代民族国家。尽管严、荀都肯定“国群”具有主体价值,但不同的是,荀子提出“明分使群”,主张按照血缘宗法或者家族礼法安置非主体性的个人(person),这其中并不存在独立的个体(individual),更不存在个体权利与国家、社会权力的划界问题;[54]而严复提出“群己权界”则是主张基于个体主体价值来划分个体权利与国族群体权力的界限,而且强调通过对群体权力的警惕、防范和裁抑来确保个体自由不受侵害。纵观历史,这种群己关系的翻转与其说是近代“西学东渐”的结果,不如说根本是由于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趋势使然。  

   进一步地,从其论及的三个层面的关系看,国群层面的“群己权界”作为通论通则,需要通过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进一步落实,而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层面的“群己权界”既相对独立,不能互相取代,又密切相关,互有交叠。然而,在严复的论述中却存在诸多混乱和误解,其中突出的两点在广泛存在于当前的相关讨论中,值得引起重视。  

   其一,国群与政治国家(政府)概念相混淆。虽然,明儒顾炎武早在《日知录》中就提出“亡国”与“亡天下”之辨,但在严复的论述中,依然存在将国群偷换为政治国家的情况。例如:  

   但使人知以一己而托于国群,所由是饮式食,或寝或讹,以遂其养生送死者,实受国家之赐,则所以交于国人者,必有不容己之义务矣。  

   如前所说,“国群”乃是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严复将之视为与个体相互依存的价值主体,个体生活的维系和个体自由权利是依托于国群才得以实现,因此,个体对国群既有价值认同,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义务。但他在论述中将“国群”改为“国家”,认为“实受国家之赐”,进而将个体与民族国家共同体的依存关系和价值认同,直接替换为个体对政治国家的依赖和服从。作为一种同情的理解,这种有意无意的混淆或偷换,是由于严复为救亡图存的时局所迫,因为当时的中国需要以强有力的政府尽快扭转危局,以政治国家替代国群是为政府行政的正当性提供辩护的一种策略。但在事实上,这两个概念的混用不仅于理不通,而且存在现实危害。  

   其实按严复的逻辑,政治国家只是全体国民权力的执行者,而非公权力的真正所有者,其行政的范围和内容必须代表全体国民的意愿,并接受其监督。此外,在社会与国家二分的意义上,国群的公权力只是部分的授予政治国家,还有相当的部分被授予市民社会,因此,政府国家并不是全部公权力的执行者,而只是政治国家领域内的公权力的执行者。但是他在论述中却又不自觉地以政治国家(政府)充当民族国家共同体(国群),如此一来,政治国家不仅成为一切公权力的实际行使者,而且也成为一切公权力的实际所有者,这就难免让人以为他带有一些国家主义的意味。事实上,早有不少学者,如史华慈等,认为严复只是将个体自由作为国家富强的手段,以至于体现出国家主义(nationalism或译民族主义)的倾向。[55]这种质疑或误解,或与其概念的混用不无关系。  

   其二,未能认清市民社会“群己权界”作为广义政治自由的实质。严复虽然强调政府不宜干涉市民社会的清议,但对于清议的政治功能,以及市民社会的其他自由(贸易自由、报章自由、结社自由等)的政治特质都没有凸显出来,而且他为了表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立,特别强调市民社会的自由乃“伦学之自由”,由此淡化了其政治意味。但事实上,这并不符合市民社会自由的本质,也不利于市民社会保持在与政治国家分立的意义上继续健康的发展。  

   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分的意义上看,市民社会乃是国民个体的汇聚,与作为国民权力代行机构的政治国家不能通约,因此,两个领域不能混为一谈。市民社会的群体组织(团体)具有典型的民间性、自治性和志愿性,例如:非政府组织(也即NGO,英文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就是独立于政府之外,从事社会公益事业的民间团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市民社会的自由关涉的是个体权利与市民社会内部的群体(团体)权力之间界限问题,也就是严复所强调不同于政界自由的“伦学之自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不发生关系。事实上,政府总是以各种方式参与到市民社会中,增加其影响力;而市民社会也时常介入政治,通过各种途径影响政府的决策意向等。当前各国政治学界开始将市民社会对于政治行政的监督和制衡,视为广义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更积极地看,这不仅是应对暴政,提升政府行政的必要手段,其实也是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应然方向。因此,市民社会的自由不仅与政治密切相关,而且其诸多内容本身也属于政治自由的范围,其实质就是广义的政治自由。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  

   ToClarifythePowerLimitsbetweenIndividualandSocietyinThreeDifferentGradations:  

   BasingontheBookofOnLibertyofYanFu’sTranslation  

   GuoPing  

InternationalConfucianCentreofStudyandExchange,ShandongAcademyofSocialSciences,(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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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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