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春松:董仲舒与儒家思想的转折——徐复观对董仲舒公羊学的探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8 次 更新时间:2019-05-22 11:4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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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春松  
董仲舒认为一些自然界的异常现象,均是上天通过一些微妙的提示来告诫现实中的统治者。而这种天人感应的方式也更能使儒家的原则被一般的民众所接受。

   徐复观与许多学者一样,将董仲舒的哲学称之为“天的哲学”,但是我们从前文中可以看到天并非是董仲舒的终极性的“本体”,在天之前还有一个“元”。

   在之前的文献中,“元”主要是本原和原始的意义。在《春秋繁露》中,这样的理解也可看见,如《玉英第四》中说:“谓一元者,大始也。”不过徐复观先生倾向于从宇宙本原的元气来理解董仲舒的“元”,他说:“仲舒心目中元年的元,实际是视为元气之元。”[6]219但是元是否就是元气,现在存有比较多的争议(12)。我们且看两条对于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文献。

   1)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人唯有终始也,而生不必应四时之变,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故人虽生天气,及奉天气者,不得与天元本、天元命而共违其所为也。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为也,继天之所为而终之也,其道相与共功持业,安容言乃天地之元?天地之元,奚为于此?恶施于人?大其贯承意之理矣。(《玉英第四》)(13)

   2)春秋何贵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道第六》)[8]21

   虽然从元气无形而分造天地的说法,也可以支持将元解释为元气,但是从上述文字可见,元更应被理解为终极之理。虽然人道、王道本之于天道,但是在传统儒家乃至董仲舒的天人关系的理解中,天意和人情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天道并不具备绝对的独立性。正如董仲舒所说,天地人构成了一个共感的系统(14),否则我们后面无法理解天人感应和天人相辅等天的哲学的重要展开部分。

   因此,从董仲舒试图为大一统的汉帝国寻求合法性的自然依据的时候,“奉天法古”只能视为策略,而理论上依然需要一个作为天道、王道、人道共同的形上基础的“元”作为普遍法。

   2.天人关系

   徐复观认为董仲舒的天的哲学并非是古代天的观念的发展,而是对《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的格局的继承,因为在这个文本中,把天与阴阳五行、四季变化和政治活动进行了系统的整合。“孔子即以四时言天道,《易传》言四时重于言阴阳;《系辞》上谓乾坤‘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义配至德’。这里很明显地没有把阴阳与四时相配。《易传》中更无五行的观念。五行与四时更两不相干。至《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始以四时为中心,将阴阳五行四方,配合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仲舒即直承此以言阴阳五行四时四方,形成更紧密的构造;天道天志,即表现在此构造之中”[6]232。

   第一,董仲舒所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局面,一方面士人群体不复有孔孟时代的独立性,在秦汉的制度体系之下,社会控制能力得到加强,因而士人更多的是要与权力体系合作。

   第二,秦汉是一个知识整合的时代,儒家要影响社会首先要获得社会的支持,特别是君主的支持。而当时的思想版图中,阴阳家、法家、道家的思想依然有很大的市场,那么要在思想竞争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吸收和改造别的思想因素是唯一的途径。据此,董仲舒结合儒学中原有的阴阳和五行的思想因素,将之与广有市场的阴阳家的学说相结合而创制出一套新的天的哲学,此乃儒学面对新的问题所作出的一个必要的转折,也因此董仲舒才被推为“儒者宗”(15)。

   徐复观先生将董仲舒对天人关系的理解分为四个部分来讨论,第一是“天人一也”,认为董仲舒天人相类的说法,实际上是消除了天与人之间的距离,从而构成了对天的神秘性的消解。第二是“天与心性”,心性问题是儒家的根本问题。董仲舒的天具多元性,因此,从天的神圣性可以推论出人性之庄严;而从自然天的角度,则可以推论出自然人性论,正如自然之有阴阳,人性可以有善有不善,并由此强调教化之必要性。第三是天与伦理的关系。董仲舒的天人关系论是要为人与人间的道德伦理关系找到自然法则的支持,但客观上却是将自然道德化。第四是天与养生。

   3.天与政治

   董仲舒天的哲学的一个最根本的任务是:为新的秩序树立新的权威与象征。因此,他必然要树立君主的至上性。在天与君主的关系上,他逐渐放弃了先秦儒家在政权取得方式上的讨论,而是强调君权神授,而君主是百姓之主,“董氏把君权提得这样高,于是他不知不觉的,接受了一部分战国末期的道家思想及法家思想,将人君加以神秘化”[6]255。在《春秋繁露·保位权第二十》一文中有道家式的言论:“为人君者,居无为之位,行不言之教,寂而无声,静而无形,执一无端,为国源泉,因国以为身,因臣以为心,以臣言为声,以臣事为形。”也有法家式的言论:“国之所以为国者,德也,君之所以为君者,威也,故德不可共,威不可分,德共则失恩,威分则失权,失权则君贱,失恩则民散,民散则国乱,君贱则臣叛。”这些都是要把君主神秘化并提升其权威的观点。

   徐复观认为这是董仲舒天的哲学的关键,因为既然君主之权力至高无上,现实中便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对之进行制约,而唯一的制约力量便来自天。“夫王者不可以不知天……知天,诗人之所难也。天意难见也,其道难理,是故明阳阴入出、实虚之处,所以观天之志;辨五行之本末、顺逆、小大、广狭,所以观天道也。天志仁,其道也义,为人主者,予夺生杀,各当其义,若四时;列官置吏,必以其能,若五行;好仁恶戾,任德远刑,若阴阳;此之谓能配天”(《天地阴阳第八十一》)(16)。既然君权神授,那么君也就必须要了解天意之所在。而通过对于天道、天志的儒家式陈述,完成了儒家观念自然化的过程。

   王道就是君主将天道现实化的过程,因为王是连接天地之枢纽,这就要求人主大天之所大,小天之所小。而正如自然界之春生夏养秋杀冬藏,王者之成德必以任德而不任刑,而以仁义为本。

   如果说仁义论说是正面劝告的话,那么秦汉以来一直盛行的灾异观念便成为董仲舒所能想到的制约君权的一个重要途径。如前文所述,董认为谴告和灾异是春秋重要“一端”,在《贤良三策》中,董仲舒便明确地说:“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4]2502这也就是董仲舒“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的政治观的核心。

   虽然说天人交感的思想并非来自于董仲舒,且灾异之论也是旧已有之。但是,董仲舒的春秋学使儒生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批评现实政治权力的空间。不过,当儒家将公羊义法作为现实秩序的支持力量时,并没有提出(或者说无法建立)一套纠正机制。所以,当董仲舒提出灾异的奏议几乎被处死的时候,董仲舒就不敢再提灾异这一端了。而董仲舒的学生眭弘在昭帝时用灾异上书,说:“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天命。”[4]3154结果是被视为妖言惑众,大逆不道而被杀。

   虽然灾异、受命之论在王莽和东汉末年,依然成为政治转变时期的重要话语,但是已经成为权臣夺权的思想武器,而非士人对于权力的制约。

  

   五、董氏春秋学和儒学的转折

   徐复观对于孔子作《春秋》的精神有一个基本的“设准”,即“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也即对于政治生活的“人民主体”的突显,这也是真正的“史学”的精神。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徐复观对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考察,并不在其公羊方法,而在于其对抗、制约统治权威的“王事”精神[15]。徐复观认为,董仲舒通过春秋董氏学和天的哲学,完成了儒家形态和内容的重大转折。但其基本的精神,依旧是先秦儒家的尊民抑君的精神。

   从春秋董氏学的整体来看,董仲舒的确是吸收了大量的墨家、道家甚至法家的观念,尤其是在对于天和宇宙秩序的讨论中,大量吸收了阴阳家的思想。

   许多人关注到董仲舒思想中的法家成分。以经术润饰吏事,是汉武帝的一个基本策略,而公孙弘等人也因此而位至三公。董仲舒对此采取的是不合作的策略,但是他的思想中已经有明显的法家思想的因素,特别是对于权威和等级的肯定方面。

   儒法斗争的确是汉代思想的一个基本问题,而在汉武帝前后有一个儒法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就是儒家思想逐渐占据了上风,徐复观认为儒法斗争是理解汉代历史的一个关键,而在这个关键的时期董仲舒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这批知识分子中,在思想上——不是现实上——为儒家重新奠定基础,在政治上对法家加以全面批评,因而缓和了法家的毒害,乃至压缩其活动范围,却不能不归功于董仲舒。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乃代表当时儒法思想在政治方面的斗争高峰。用现代的语句表达董氏的工作,正是‘把人当人’的人性政治,对‘把人不当人’的反人性的极权政治的决斗。此一决斗,在当时并未立刻收实际上的多大效果。然儒家思想,在打了若干折扣之后,却获得了理论上的胜利,此一胜利,逐渐使法家的传统下降而为‘吏’的地位,于是以前的政治实权虽仍操之于吏,而在政治的名分上,吏总是从属于儒”[3]243-345。

   董氏春秋学与阴阳五行的关系也是理解儒学转折的一个重点。正如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的,阴阳五行的思想不但与儒家思想渊源有自,而且他们所提供的宇宙和地理的知识乃是当时知识界的共同知识而非能理解为一家所私有。同时结合天道来讨论人事,也是汉代思想的一个基本面貌,这一点在《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等作品中已然昭然若揭。

   徐复观认为董仲舒吸收阴阳五行的系统,主要目的是要给现实的政治权力寻找一个制约性的因素,因此宗教性的成分反而比较弱。“董仲舒烦琐性的阴阳五行之说,实含有一种宗教性的意义。但由阴阳五行之气,以言天人感应,实际只是一套物质法则的神秘性的机括,所以他所说的天,有时好像有意志,但实际只是人格神,因此,并不能真正成为宗教神的意志。……董生在这一趋势之下,却把儒家的政治思想,装入于这一四不像的宗教躯壳之中,想由此使大一统的皇帝,在意志与行为上不能不有所畏忌,在这种畏忌中,不能不接受儒家政治的理想。这是儒家精神,在专制政治之下,所迫出来的于不识不知之中,所做的非常巧妙之宗教形式的转换”[11]59。引入阴阳五行虽然会导致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的纯粹性的减弱,但是对于儒家思想的民间化而言,这个吸收却是十分的重要。余英时先生认为,即使说阴阳五行的植入导致儒家在汉代的转折,那也只是超越哲学的层面的事,“至于文化价值,如仁、义、礼、智、信之类,则汉儒大体上并没有改变先秦旧说。事实上,孝悌观念之深入中国通俗文化,主要是由于汉儒的长期宣扬。汉儒用阴阳五行的通俗观念取代了先秦儒家的精微的哲学论证,但儒教的基本教义也许因此冲破了大传统的藩篱,成为一般人都可以接受的道理”[16]。

   徐复观先生说,董仲舒对公羊学做了一些改变而造成儒学的转折,其要点是:

   第一,董仲舒受到《吕氏春秋》的影响,形成了一个天的哲学构造在心里,并认定这是万物最高的真理和最后的依据,而这个真理和依据,是孔子通过《春秋》来表达的,但孔子又不是直接表达的,而是通过“微”“端”等一些象征性的元素,而他则是将这些蕴含的意思揭示出来。

   第二,董仲舒认为孔子作《春秋》,是要为万世立法,现实地说是为汉制法,这个法是由天意决定的,因为治理天下的道并不会因为改朝换代而改变,对于现实的君王来说必须符合天的意志,即所谓“屈君而伸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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