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德敏:权威作为自由的前提?

——从规范角度思考政治权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1 次 更新时间:2019-05-19 23:5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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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德敏  
从其发生伊始,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知识界都在讨论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没有权威人们应该怎么办。对于当时的所谓“保皇党人”(Legitimists)来说,正是因为大革命对权威的否定,它是而且只能是一个“偶然事件”,无法具备任何开创性或标志性意义。(13)将这一点表达得最清楚的是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对于大革命,他在《论法国》(Considérations sur la France)中开宗明义地说:“我们大家全都被一根柔韧的链条拴缚在上帝的御座下,而这根链条是在约束我们,并不是要奴役我们。……可是,在革命时期,约束人的链条陡然断裂,人的作用降低,人们左支右绌,动辄得咎。”(14)此处的“链条”即指的是以王权为代表的政治权威。对迈斯特而言,没有权威的约束,没有服从与被服从的“链条”,人们将无法自处,整个社会难以避免地陷入一种丛林状态,没有秩序,从而也没有道德和文明。大革命期间的混乱、恐怖和杀戮似乎映证了迈斯特的这一判断。但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迈斯特给了一个“神正论”式的解释:大革命是上帝对人类(或法国人)恶的惩罚,但最终而言,一定会尘归尘、土归土,社会还是会回到原的轨道——传统等级社会——上去。(15)

   对大革命的支持者而言,迈斯特对权威的辩护无异于对“强力”(force)的维护,那个从上帝到国王再到平民的链条正是“奴役”的工具。在迈斯特之前的卢梭早已将这一点展示了出来,他说:“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一个人所能遭受的最大不幸,就是看到自己受另一个人的任意支配。”(16)迈斯特对旧体制的维护无法回应卢梭意义上对权力合法性的追问,除了诉诸对不可知的神意(providence)的信心(faith)外,他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服从这个权威而不服从另一个权威?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家柏克(Edmund Burke)在这方面要更成功一些,他通过强调人的理性能力的不足以及传统本身的美德,来告诫人们对已有的权威要保持节制和审慎的态度。柏克对长时段历史积淀形成的英国法律体系具有极高的敬意,在这一点上他和其他很多英国知识分子并无太大区别。在对法国大革命的观察和反思中,柏克明确关注了人的权利和权威之间的关系,他尤其对“天赋人权”这样的革命话语感到怀疑。从英国历史经验看,权利恰恰存在于经过历史考验的权威结构之中,《大宪章》之所以能够开启英国的宪政传统,正是对贵族体制的权威确认的结果。这一权威结构可能会在历史过程中不断演变,从而权利的内容及其分配也在发生变化,但脱离这一权威结构的后果几乎必定是暴力的统治和权利的消失,正如英国17世纪内战时期发生过的那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柏克认为,法国大革命对抽象天赋人权的强调和激进的反传统特征使得他们根本无从确立起真实有效的权利,反而催生了大规模的暴力恐怖。(17)

   柏克对权威及其与自由之间关系的理解仍然比较有限,主要因为他和迈斯特等人一样没有看到一个全新的、平等时代的到来不可避免,以及它意味着什么。这一工作要由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来完成。托克维尔整个理论工作的出发点就是“民主时代的到来不可避免”,这里的“民主”(democracy)指的是身份的平等、等级社会的消失。(18)因此,迈斯特等人将大革命看作“偶然事件”——像地震、瘟疫一样,就是完全错误的,大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标志性意义,人类社会将不可逆转地走向大革命所指明的方向——平等与民主。(19)然而,尽管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平等时代的到来,托克维尔对其后果却忧心忡忡。托克维尔与其同时代的很多“自由派”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并不认为旧的权威的消失意味着自由的到来。恰恰相反,这很可能意味着自由的空间进一步缩小。几乎可以说,托克维尔的整个政治理论都和这个假设——同时也是结论——有关。在封建制的古代欧洲社会如法国,地方贵族具有极为可观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国王要受到地方贵族的限制和制约,这是其权力保持温和节制的最主要原因。(20)同时,我们可以引申地说,这种权力的互相制衡也使得权力的使用能尽可能地导向公共利益,变得更为“理性”(rational)或“公共”(public),而非仅仅是服从个人私利和一己一家之需求。进而,由于不同的权力主体之间要服从一些共同的规则,法治(rule of law)也才变得可能。(21)

   托克维尔在这些地方同其前辈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极为相似,都表现出很强烈的“亲贵族制”色彩,以至于安娜琳·德·得恩(Annelien de Dijn)直接用“贵族自由主义”(aristocratic liberalism)来概括他们的思想。(22)然而在身份平等的“民主时代”,在传统权威因身份等级制度逐渐被人们放弃的时候,那些由地方贵族构成的“中间组织”(intermediary bodies)也慢慢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境况是:国王的权力直接统辖个人,中央集权的程度前所未有地加强,这是托克维尔所描述的法国大革命之前所谓“旧制度”时期已经发生的变化。(23)大革命虽然激进,它摧毁的其实只是旧制度无关紧要的外壳,旧制度中央集权的内核却得到完好保存。大革命前后的主旨一以贯之:个人的解放同摧毁地方政治权威齐头并进、互为前提。地方政治权威被摧毁殆尽后,权力的互相制衡也就无从谈起,法治和自由也便阙如,大革命不仅没有改变这一点,反而催生了更严重的暴力和专制。与此相应,在托克维尔看来,美国之所以能在平等的时代建立起相对自由和稳定的共和国,正是因为它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重新确立起了地方性的政治权威,如地方自治、自愿结成的社团、宗教,等等。就地方自治而言,托克维尔在美国的乡镇精神中看到的其实是法国早已消失了的地方贵族团体,它“独立而有权”,是美国优良政治生活的基石。(24)宗教也是如此,法国人将宗教当作旧制度的一部分一并反对,美国人却普遍敬畏宗教,它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平等时代的负面倾向,使得自由政治生活更有可能。(25)

   可以说,托克维尔最早也最完整地确立了权威和自由之间的正面联系,在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史中,他很罕见地将权威的消失明确地看作一个危机,同时也将权威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重建视为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难题,现代社会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和保存自由,端赖于此。(26)在今天,我们要重新思考权威和自由之间的内在联系,回到托克维尔是一个必需的选择。

  

   四、权威作为自由的前提:规范性思考

  

   在“后革命”时代的现代社会,为权威辩护需要一点勇气,同时也要有一些难得的视角,后者又经常跟个人的经历或背景有关。柏克当然是英国保守传统的理想代言人,但托克维尔在这方面更为显著一些,因为他一方面接受平等时代的到来之不可避免;另一方面,部分地因为其家族的贵族背景,他在情感方面又对传统权威很依恋,了解贵族社会中好的、高尚的、积极的方面,从而他对这些要素在平等时代的消逝又更为敏感。(27)这使得托克维尔能很好地展现权威在人类社会中的普遍性作用,以及现代民主社会如何更紧迫地需要重建权威。但以上主要是我们对托克维尔思想的总结,他实际上并没有直接明确地以“权威”这一概念为考察对象。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提到当代法国政治哲学家耶夫·西蒙(Yves R.Simon),他的一系列著作《民主政府的哲学》(Philosophy of Democratic Government)、《权威的一般理论》(A General Theory of Authority)等都直接以“权威”为研究对象,特别是对权威与自由之间的关系有深入的探讨。西蒙是出生在法国、受托马斯主义(Thomism)影响很深的学者,二战后主要在美国圣母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工作,在道德和政治理论方面有较大贡献。(28)由于具有托马斯主义的思想背景,他对笛卡尔传统下的现代理性主义有较深的怀疑,对信仰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持积极立场,但他同时对现代自由民主体制并不排斥,只不过对其基础有独特的理解。因此,与托克维尔类似,这种特殊的过去与现代之间的勾连使得他对政治权威的规范性有较独到的理解。

   西蒙这样定义权威:“负责以对所有人都适用的规则采取联合共同行动的权力,我们称之为权威。”(29)这里的关键词是“共同行动”(common action)。权威一定会涉及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我们可称之为一个团体(community)。按照托马斯主义的传统,我们可以参照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城邦政治共同体,即作为一家之主的公民们从私人领域中出来、进入公共场域中后所形成的团体。这个共同体要存在,就必须采取某种共同行动,城邦要实行什么样的内政和外交政策?是否要打仗?该怎么打?等等。如果没有这种共同行动,共同体就不存在。其实任何团体都需要有共同行动才能存在,一个家庭共同体需要在一些最基本方面(如家庭住址等)有共识才可能存在,工厂需要有特定的规章才能运转。对一个农场来说,如果连地里今年种什么都决定不了的话,它也就没法存在了,这里的决定,也就是共同行动,对该共同体而言是其存在之前提。那么这个共同行动从哪里来?亚里士多德在这方面提供了最早的系统性分析,他根据共同行动的主体——为城邦拿主意的人——不同,把城邦分为三类:王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城邦。同时,又按照每一种主体是根据自身特殊利益还是根据城邦共同利益来为城邦采取共同行动,又将每一类城邦各分为好的和坏的两种。因此,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对城邦共同利益(common good)的认识便构成了共同行动合法性的基础。(30)

   亚里士多德认为不同的人——国王、贵族和平民——在城邦的共同行动中都能做出贡献,但又都有特殊性,从而也导致城邦不断经历一种政体向另一种政体的转变,理想的城邦应该结合这三种政体形式的优点。相比亚里士多德,他的前辈柏拉图则显然更激进和理想化一些。(31)柏拉图认为,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能认识到最真实的城邦之共同善,城邦的绝大多数人就像生活在洞穴中一样,只能看洞外阳光所产生的影子,而真正的哲学家能走出洞穴、看到太阳本身,这也使得只有他才是最理想的城邦统治者,是为“哲学王”。(32)根据阿伦特,这也是西方智识史中,最早的关于权威的论述。(33)中世纪时期,经院哲学家们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学说纳入到了神学体系中,上帝则成为那个“不断的推动者”,权威来自于神恩。人们对世俗统治者的服从是源自他们对上帝的信仰,从信仰中他们也可获得自由。(34)如前所述,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思潮基本上将这种权威观念否定殆尽,霍布斯(Thomas Hobbes)将“善”的观念完全主观化,从而人们的共同行动以及共同体的存在只能由强力来维持。(35)

西蒙认为,“善”或“共同善”并非完全主观,共同行动和共同体的存在也需要以“共同善”的存在为前提,这显然是他从古典和经院哲学传统对霍布斯的反对,尽管他并没明确地以霍布斯为论争对象。在这个意义上,西蒙更强调共同体成员对共同行动的参与,(36)理由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如果没有公民的参与,城邦共同善就会被特殊利益取代,城邦将失去自由。但另一方面,明显和古典哲学传统不一样的是,西蒙认为在共同行动中,人们是不可能达到对共同善的“真相”的认识的。虽然共同善的内容并不完全主观,但要对其进行极尽“客观”的认识也不可能。在这一点上,西蒙转而采取一种带有经院哲学传统色彩的视角,对现代科学主义进行批评,他尤其反对后者对公共政治生活的过度侵袭。他认为,在科学的领域,在给定的条件下,我们可以做出完全客观的判断,他称之为“科学判断”(scientific judgment)。例如,在简单算术领域2加6一定等于8,这类判断要么对,要么错。但在共同行动的领域,我们要做出的却是完全另外一种性质的判断,西蒙称之为“实践判断”(practical judgment)。例如,一个家庭在制作旅行计划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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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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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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