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中国现代化发展之路(194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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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译本。作者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欧洲社会(即在美洲和澳大利亚殖民的那些社会),而不是中国、印度或其它社会,在技术上领先,并在现代世界上占据政治和经济的支配地位? 他给出的答案是地理因素很关键,因为欧洲在地理上的分割形成了几十个或几百个独立的、相互竞争的小国和发明创造的中心。如果某个国家没有去追求某种改革创新,另一个国家会去那样做的,从而迫使邻国也这样去做,否则就会被征服或在经济上处于落后地位。这也就是说,欧洲国家天然具有更强的竞争性,是生存的需要迫使它们不断竞争、不断创新和发展。而中国恰恰太大了,太统一了,缺乏竞争,难以发展。问题是,中国今天依然很大,很统一,不是照样发展起来了吗?这套理论解释得了吗?

  

   1998年出版了一部影响很大的书,由哈佛大学退休教授大卫·兰德斯(David Landes)写的《国富国穷》(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Poor)。这本书里面举的主要几个变量。第一个是气候,气候在西方解释社会变迁理论里面一直很重要,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就是一个例子。第二个是竞争性政治。第三个是经济自由。最后一个是对待科学和宗教的态度。也就是说,西方国家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有这些因素,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似乎缺乏这些因素,气候条件也不如西方。其潜台词是,中国应该不会太成功。

  

   十年以后,美国政治学家杰克·戈德斯通(Jack A. Goldstone)于2008年出版的《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 1500-1850》(Why Europe?: The Rise of the West in World History 1500-1850)。这本书的论点是,导致欧洲成功的因素不是一个而是很多个,作者列举了六项因素:1)新发现导致思想解放;2)数学和科学思维方式;3)实证的研究方法;4)工具驱动的实验和观察;5)宽容与多元;6)企业家、科学家、工程师、工匠之间的互动。他认为这些是欧洲发展起来的最重要的解释变量。如果拿这种解释套中国,可以说这六项要素都似有还无。如果中国缺乏这些要素,那么怎么解释中国过去70年经济快速发展的现象呢?值得大家思考。

  

   2010年,斯坦福大学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出版了《《西方将主宰多久:从历史的发展模式看世界的未来》(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 The Patterns of History, and What TheyReveal About the Future)。这本书的主要解释变量是地理。据作者说,生物学和社会学能解释全球范围内的相似之处,而地理学则能解释区域之间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讲,地理学可以用来解释西方为何主宰世界:欧洲有地中海,而中国没有一个自己的地中海。沿着地中海,欧洲各国可以通过发展航海技术,进行海上贸易,贸易圈比较大。不仅如此,航海技术也使得欧洲各国可以比较早地发现新大陆,然后开拓更大的市场,更大的原料来源地。而中国由于没有自己的地中海,恰恰缺少这些东西。问题是,地理变量是恒久不变的,而经济发展水平却时有高低,这怎么解释?中国的地理与几千年、几百年前比,并没有什么变化;解放后与解放前更没有什么变化,为什么新中国可以行,旧中国却不行呢?

  

   2011年,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出版了《文明:西方与它方》(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这位作者经常来清华大学交流,对中国也很有兴趣。他对西方崛起的解释似乎也是老套路,据说西方掌握了六个其它地区国家缺乏的杀手锏(killer apps),第一是竞争,第二是科学,第三是法治,第四是医学,第五是消费主义,第六工作伦理。我不是太理解这套说法的内在逻辑,觉得有大大杂烩的意思。无非是想说,我们领先是因为我们有传家宝,而其他的地方没有。按这个逻辑,其它国家哪有机会翻身呀?

  

   最后再提一本2012年出版的书,标题是《为什么有些国家失败:权力、繁荣与贫困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作者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达龙·阿杰姆奥卢(Daron Acemoglu)和哈佛大学的詹姆斯·鲁滨逊(James A.Robinson)。他们的论点很简单、很有力,据说一些国家失败是因为它们的制度是榨取性的制度,另一些国家成功是因为它们的制度是包容性的制度。西方国家是包容性的制度,所以成功;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当然是榨取性的制度,这类国家不可能成功;哪怕短期内看起来成功,也不是真正的成功,必然是短期的,是昙花一现,今后必定会失败。

  

   按照这些解释西方成功的书来套中国的现实,恐怕完全套不上。其实,在我看来,这些煌煌巨著的提供的那些理论,不仅无法解释中国,连西方本身也解释不了。他们中有些人也承认,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成功,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隶制、奴隶贸易东西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但紧接着他们笔锋一转,不再讨论这些野蛮的、血腥的、丑恶的因素到底起了多大作用,而是希望将人们的目光转移到所谓西方的亮点上去,比如民主、市场、所有制、竞争、法治,即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倡导的那些东西上去。他们的这套说辞,在西方是主流,在第三世界、在中国也有人不加批判地接受下来,深信不疑。一旦将这类理论内化于心,对中国的预测只会有一个指向,即中国的体制不可能持续有效的运作,哪怕短期里取得一些成就,最后也一定会破产。但问题是,他们的预测都落空了。现在中国已经走过了70年,一步步往上走,越来越富、越来越强,很快会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70年可不是什么短期了;作为一个人来讲,已经是人到七十古来稀了。所以西方某些人士的预测完全没有科学性,其理论基础完全错误,已成为历史的笑柄了。

  

   将上面所说的概括一下,最后提出两个问题,希望大家和我一起思考。第一个问题是,所有的这些理论能否解释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以及它的成功?在我看来,这些理论都不能用来解释中国的现代化之路。第二个问题是,既然他们的预测是失败的,理论是错误的,那么我们自己能否拿出一套解释中国现代化之路及其成功的理论?就实践而言,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中国人有一点嘴不利落,西方人一拿就是六个杀手锏,八个杀手锏,我们的杀手锏是什么?能不能总结出来?能不能说服我们自己,也说服他人?我希望有更多的具有理论探求欲望的同行们一起来思考,怎么解释中国的成功?谢谢各位。

  

问  答

  

   问题1: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巨大成就核心在哪里?

  

   胡鞍钢:第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全球当时有50多个主权国家,现在是190多个,再加上各个地区,总共240多个国家和地区。可能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这么多现代国家竞争,而且竞争的激烈程度也是前所未有。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了,但是国家竞争却没有结束,它涉及到经济竞争、军事竞争特别是科技竞争也包括文化竞争。在竞争过程中到底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更有效地应对竞争?很显然毛泽东所创立的中国这套制度就是最好的成功案例,只不过我们没有很好地去认识它,这就包括共产党领导,包括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等。虽然毛泽东也有失败,但是毛泽东的失败不在于这个制度,不管是国家制度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而主要在政,在于他过急过快地希望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包括“大跃进”等。如果按照这样逻辑来看,其实毛泽东给我们后人留下来了巨大的制度资产,也包括理论资产、思想资产,而且它是原创性的,它是内生的、基于中国国情的。邓小平的本事在于把“文化大革命”这件坏事变成好事。因此,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一定要经过很多探索和总结。

  

   中国道路已经形成自身的逻辑,从毛泽东1.0版本到邓小平2.0版本,再到江泽民的3.0版本。最近我刚刚把《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92-2002》的初稿写完了,共37万字,更加能体会20世纪90年代初所面临的那种对社会主义中国形成的巨大压力,最后中国作出积极回应,使我国没有走向苏联解体这样的道路,反而在90年代无论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以及综合国力都迈上一个大台阶。因此这个逻辑就从江泽民的3.0版本,胡锦涛的4.0版本,再到现在习近平的5.0版本,它是一个不断升级的版本,这个版本按照十九大报告的逻辑,就是四个自信,从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再到文化自信。这四位一体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回答和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现代化能成功?为什么会持续的成功?在全世界不说独一无二的也差不多,因为比我国规模更小的越南也是这样走过来的,无论是减贫,无论是对外开放也包括人均收入水平增长,基本上都是非常高速的增长。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为第二次大战之后的非西方或南方国家百年历史或者说更远的未来探索现代化道路。苏联现代化是先成功、后失败、再解体,中国现代化曾经先成功(1949-1957)、之后有过挫折(1958-1962),甚至重大失误(1966-1976),但是我国继续的成功(1978至今)。中国就是按照这个道路70年走过来的,未来30年(到2050年)或者未来更长的时间有待于后几代人,正如邓小平所说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不断的努力。

  

   问题2::中国近些年的发展来源于各种红利,在未来红利消失之后中国的发展出路又在何处?

  

胡鞍钢:今天我已经讲到了我国人口红利已经开始下降了,总人口绝对数可能在2030年之前达到高峰然后有所下降,特别是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已达到高峰开始所有下降。但是我国人才总量持续高增长,已经接近1.8亿人,占世界比例不断提高,我国从事研发活动人员占世界总数比例从2000年不足20%,到2020年原定目标是380万人年,但2018年已达到418万人年,占世界总数比重已经达到40%多,未来将达到50%。因此就可以从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人才是第一资源,设计和制定了三大规划:一是《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二是《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三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现在这三大规划的主要目标已经超过了当时的预期,如2020年我国大专以上人数达到1.95亿人,预计实际会超过2亿人,相当于世界第7大人口国家(尼日利亚)总人口数。它将表明中国无论是人力资本、人才资本,还是物质资本都是世界第一。目前我国仍有非常之高的国内储蓄率,同样我国也是全世界国内投资总额比例非常高的国家,或者投资率最高的国家,所以我们有相当大的底气认为那些“中国崩溃论”只不过是学术泡沫,因为它们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实践的检验、时间的检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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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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