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绍斌:联合的意志与普遍自由

——康德所有权理论的规范性阐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9 次 更新时间:2019-05-16 00:3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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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绍斌  
所有权所依据的是经由联合的意志或公共自律确立法权规范,而不再依赖于主体与对象在时空中的存在状态。这一转换的根本意旨非常明确,亦即保障不同主体的外在自由行动的协调一致,“实践理性通过其法权法则所要求我的是:在对象的运用中所表明的‘我的’和‘你的’并不是根据感性条件,而是撇开了这些条件,因为其关涉的是依据自由法则对任性的一种规定”[10](6:253,P407)。

   也就说,康德经由所有权问题所欲表明的并非是单纯的物品归属问题,而是确证我们对于物品获得的先天根据,该根据不能在物品中也不能在人与物的自然联系中寻找,而只能在不同的人格关系中发掘,正如康德所言,“占有无非是一个人格与多个人格的关系”[10](6:253,P419)。而建构这种人格关系的规范性前提,正是通过联合的意志所确立的普遍法权原则,由此保障每个人的自由行动与其他所有人的自由行动并行不悖,亦即吻合外在自由的公理,保障这种普遍自由也是外在获得具有合法性或正当性的价值根据。这也是康德1789年给司徒林的信中谈及的基本观点:法则(经由强制)的确立必须不是为了达成某个欲求目标的任意和偶然命令,而是为了实现普遍自由的必然前提。[17](23:495,P290)在《道德形而上学》“法权论”部分,康德进一步通过自由法则证成理知占有观念[10](6:255,P409),格瑞格尔恰当地指出,康德的非经验意义上的理知占有概念源自于其始终强调的自由概念[18](PP757-787)。

   康德把维护这种基于自由法则的人格关系看作我们必须承担的责任。责任由法权关系状态而来,同时也唯有依此责任理念,每个人才能彼此尊重其通过自由任性而获得的所有权,从而,基于法权原则的交互责任构成康德所有权理论的关键要素,否则我对于某物的获得将无法恒久持存,“除非每个他人均向我保证,对于我的物品而言他会遵守同样的原则行事,我才会对他人的外在所有物负有不侵犯的责任”[10](6:255-256,P409)。责任概念正是康德探询所有权问题的三个前提性条件的集中表达,由此概念及其体现的限制性条件,康德把人与物的单向关联、人与人的双向联结置于经由联合意志所确立的普遍法权状态中,从而使得所有人的外在获得行为都能够基于普遍自由法则而得到尊重和认可[9](23:218-221,PP256-259)。

   但是经由上述三个前提性条件,外在获得仅仅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其客观现实性依然需要更进一步规定,才能实现对任性自由行动的限制并维护普遍自由。为此,康德引入了“源初契约”观念及其所表征的公民状态来解决这一疑难,并采取了更为繁复的且区别于传统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的先验推证路径,而“唯有对通过契约的获得这一概念的先验演绎”[10](6:272,P423)才能真正消除关于占有问题的种种疑难。

   在1793年写作的《论俗语:这在理论上可能正确,但在实践上行不通》第二部分的结尾部分,康德对立足于纯然理性理念的源初契约论观念和法权概念进行了阐发,其中主要包含四个要点:一是,源初契约乃是由联合的意志(公共意志)而非私人意志或满足私人利益而确立;二是,确立该契约并非为了某种俗世的安乐,而是仅仅为了确立纯然的法权进而保障所有人的自由;三是,源初契约的确立并非是一个历史事态和成文法,而是一种纯然理性观念;四是,基于纯然理性确立的源初契约乃是一切制度或权威是否具有合法性的“试金石”[10](8:297-2299,PP296-298)。在1795年发表的《走向永久和平》的第二个附录中,康德进一步强调公共法权乃是抽象掉经验质料的先验概念[10](8:381,P347)。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康德继续确认,所谓法权“乃是基于自由法则的任性的纯然实践理性概念”[10](6:2249,P403)。

   由此,康德的源初契约观念与传统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存在诸多差异。关于所有权问题的论证,康德之前的自然法学家给出的方案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初始的共同体为论证起点,强调私人占有的正当性来源于共同体成员的一致同意并制定形成的契约关系,格劳修斯和普芬道夫大致持有该立场[19](PP1-116);二是洛克式的所有权证成路径,强调在自然状态下人们通过施加于土地和物品以劳作并产生最大化收益而获得所有权[20](PP287-288)。

   尽管康德在自然法课程上使用的教材是自然法学家阿亨瓦尔的著作,并且认可其关于自然法权、绝对法权和假定法权阐释的某些主张,但是康德认为阿亨瓦尔并没有理解法权的真正起源及其价值旨趣,而更多停留在实用而非规范性前提层面[9](27:1341-1344,PP108-113)。尽管康德与格劳修斯、普芬道夫等人分享相近的理性主义论证进路,但是与它们持有的具有真实境况的“初始共同体”立场不同,康德并不认同存在一个真实的能够达成一致同意的共同体状态,同时他也不认可基于一个由神圣意志设定的“源初法权”来最终规定历史性共同体的存在根据,而是分外强调基于纯然理性亦即自律并通过普遍立法意志来确立法权。因此在康德那里,是自由而非自然是确证所有权的合法性根据。

   在此基础上,康德提出“源初共同体”观念来表征联合的意志这一人类立法能力及其公共性向度,如他所言,“对于一个物品的法权,乃是基于我和所有其他人共处于(源初的或构建的)占有(关系)中对于某物的私人使用”[10](6:261,P413)。也就是说,康德意义上的源初共同体得以确立的前提基础并非历史经验意义上的人类集合体,而是基于纯然实践理性和联合意志所确立的法权关系,所以康德指出,“土地及其上面的物品的这种源初的共联性是一个具有客观(法权实践上的)实在性的理念。”[10](6:251,P405)

   与其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持有的先验观念论进路进行类比,我们不妨把康德基于纯然理性理念和源初契约观念证成所有权的路径称作“先验论证”。实际上,正如亨利希(Dieter Henrich)等人早就指出的,《纯粹理性批判》中的推证观念和方法论具有强烈的法权意蕴和政治隐喻[21](PP29-46)。康德把基于先验哲学构架提出的“本源自由”观念作为实践自由的根据和前提,由此自行开显出一个行动事件[22](A533/B561-A533/B562,PP433-434),在此基础上,通过纯然理性的理念和普遍立法的意志确立“一部按照每个人可以与其他人的自由共存的那些法则的有关人的最大自由(而不是最大幸福,因为后者已经可以自行推出)的宪法”[22](A316/B373,P272)。康德在《奠基》中把“普遍立法”赋予这种具有本源性的自由意志,“每个人类意志都作为一个凭借其全部准则而普遍立法的意志。”[10](4:432,P82)而目的王国正是经由不同的理性存在者通过共同的法则形成的系统联合,在其中,每个人与其他所有人都能够基于普遍法则保障和提升自由价值。正如柏恩斯(Kenneth Baynes)所揭示的,康德基于纯然实践理性作为证成法权的基石,其表征的正是作为自由平等的道德存在者观念[23](P13)。

  

   三、走出自然状态:公共自律、普遍自由与所有权的确证

  

   在康德看来,源初契约虽然“只是一个纯然理性观念,却毋庸置疑具有实践意义上的现实性”[10](8:297,P296),因为它是一切现实权利(无论是自然法权、私人法权还是公共法权)是否具有正当性的准则和根据。据此我们也可以认定,康德的法权学说与其道德形而上学基本原理相呼应,均是通过联合的意志或普遍立法的意志确立基本前提来保障所有人的自由价值,进而使得每个人的自由行动相互持存。奥妮尔(Onora O'Neill)也在此意义上把定言命令、普遍法权原则及其共和主义立场看作相互关联的主张,共同体现康德纯然理性理念意义上的社会契约论[24](P180)。由此,源初契约观念在现实的运用即公共法权状态中得到了更具体呈现。

   把联合的意志与普遍自由价值融贯契合正是康德式共和主义的鲜明特征,也使其区别于同时代的自然法学说和保守主义政治观念。在康德那里,经由普遍立法意志确立法权原则并建构公共秩序的思想取向,并非仅仅为了单个人的自由和独立,而是更为关注具有普遍性的“类自由”。因此,我们与马里克斯(Reidar Maliks)的观点相近,认为这种把康德归为古典共和主义传统的做法并不恰当。马里克斯认为,这一积极面向的政治自由主义乃是康德对法国大革命这一划时代事件的正面回应,也是对封建家长制和等级制政治模式的拒斥[25](P7,PP49-54)。

   在此意义上,康德与古典共和主义的思想取向存在重大差异,而更贴近于法国大革命前后不断扩展的启蒙的政治自由主义,其突出表现在,公民有参与和进行政治决策的权利,而公共法权得以建构的重要旨趣正是为了确证每个人与其他所有人均能够共享平等的自由,这是一种全新的现代意义上的自由观念,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对权力合法性的规范性前提的探询始终是德国政治思想的特质之一,也使得关于国家的合法性问题的探讨带有强烈的形而上学色彩[26](PP5-6),毋庸置疑,这同样是康德法权学说的思想特质。正如康德在1791年给其好友埃尔哈特的信中写道,“自然法理论常常主张公民社会乃是建立在社会契约的可欲性基础之上,但是自然状态实际上是一种非正义状态。由此,进入公民社会状态乃是一种法权义务。”[17](11:399,P499)也在此意义上,康德把摆脱自然状态、进入法权状态作为公共法权的公设[10](6:307,P451)。我们认为,该论断有如下几个要点需要我们格外关注:

   首先,在康德看来,我们对物的占有只能在公共法权状态下才得以可能,也只有在这个状态下我们才能最终获得对该物的所有权,同时“强迫每一个我们以某种方式与之打交道的人与我们一起进入一个确保那种东西的状态”[10](6:256-257,PP409-410)。而在自然状态中,我们只能暂时地、偶然地拥有某物,而唯有在法权状态下,才能恒久地、必然地获得所有权。由此观之,当吴彦把康德的所有权与其公共法权学说的基本证成理路进行区分时,他在某种程度上错失了康德的占有理论所蕴含的普遍性价值诉求,在吴彦看来,“康德的整部法哲学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现代政治哲学精神,私法部分体现的是自由主义,或者说是一种‘占有式的个人主义’;而公法部分体现的是共和主义,或者说是一种以积极的政治自由、共同意志和自我统治为核心的政治理念”[27](P221)。实际上,康德在讨论包含所有权问题的私人法权时,其根本的思想方法和价值指向均不是“个人主义”的,而是带有强烈的公共性色彩,这一公共性观念正是所有权得到最终确证的前提条件。

   其次,尽管瑞雷(Patrick Riley)等学者认为“康德乃是最为充分的社会契约论者”[28](P125),我们依然需要注意,康德所主张的法权状态乃是基于特殊形式的社会契约论,在他那里,社会契约并非是阐释公民社会起源的原理,而是关注一个社会应该如何建构才能体现普遍的自由价值。在此意义上,康德的社会契约理论的目的并非为了造成一个现实国家而确立基本原理,亦非类似于表达作为历史事态的全体同意的传统契约论,而是经由纯然实践理性的理念表征全体自由价值,而现实的公共法权体制必须体现这一基本价值诉求才是正当的。正如其所言,公共法权所体现的“就是处于强制法则之下(在他们与别人的联合的整体中不损害其自由)的自由人的关系,因为理性自身意愿如此,并且纯粹理性并不考虑经验性的目的而先天地确立法则。”[10](8:290,PP290-291)

最后,在康德那里,经由联合的意志亦即普遍立法的意志确立法权原则并进入公共法权状态,并最终确证外在获得的合法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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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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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8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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