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政体选择的国情依托:康有为共和政体论解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02 次 更新时间:2019-05-15 00:5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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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 (进入专栏)  
才能恰当地衡量康有为所论:一是所有政体都是其据以成型的环境的产物,最主要的是其运作的政治博弈环境的产物。离开政治权力较量,以应当还是不应当来讨论政体问题,这种脱离了政情谈政体的进路,并非恰当的谈论政体的进路,而是谈论应然意义上的政体偏好的方式。二是中国现代政体选择,不是一个文化背景制约下的选择,而是一个政治变局支配下的政体博弈。如果将之纳入历史哲学与文化哲学的框架之中,就势必扭曲政体选择的政治属性,强将政体选择转换为文化决断。民国初年中国政体选择的乱象,只能在相关的政治博弈力量与博弈方式中寻找改变的方案。就此而言,康有为对政情明显轻视,对国情、实际上是对历史层面的国家政治传统高度重视。这确实有一种反政治的政治思考特征。

  

   ①在政治理论上,政体是一个含义较为复杂的概念。政体大致可以包含三个意思:一是以任何政治形式组成的社会,二是一个国家的政府组成形式,三是一种混合的政府组织形式。参见戴维·米勒等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第595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考虑到政体论的外来性质,这里对康有为政体论的评论,主要基于通行的亚里士多德的政体正宗与变态类型论及其引申的政体混合论。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32~142页,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②康有为指出,“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故人君与千百万之国民,合为一体,国安得不强?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盖千百万之人,胜于数人者,自然之数矣。”载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338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这段话表明了康有为对现代立宪政体所深怀的信念。

   ③参见曾亦:《共和与君主:康有为晚期政治思想研究》,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④参见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第六章“政治改革”,第167~17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⑤混合政体论最早的阐释者亚里士多德就明确指出,“一个混合得良好的共和政体看来应该是两备平民和寡头因素的,又好像是两都不具备。共和政体不应凭借外力支持,而要依赖内在均势来求其稳定”。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202页。这一说法,与康有为所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康有为对政体分类的严格性并不在意,也对共和政体的平民与寡头两种政体因素涉论不多。

   ⑥⑨⑩康有为:《共和政体论》,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679页,第680页,第689页。

   ⑦现代共和主义者对共和的论述,高度重视这些基本指标,并将之作为辨认与共和主义相异的其他政治主张的划界标准。参见菲利普·佩迪特:《共和主义:一种关于自由与政府的理论》,“重申共和主义”,第368~39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尽管我们不能以当代的共和主义理论去衡量康有为的相关论述,但将其作为理解何为共和主义的参照,则是适当的。

   ⑧参见康有为:《共和政体论》,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682页。

   (11)在康有为的政体论述中,明确强调“共和政体不行于中国”,但虚君共和制也是共和制之一种,这种论述上的不周延之处,在其论述中比比皆是。参见康有为:《救亡论》,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670页。

   (12)(13)(14)参见康有为:《共和政体论》,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686页,第683页,第688页。

   (15)(16)(18)(19)康有为:《共和政体论》,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690页,第689页,第684页,第685页。

   (17)参见康有为:《共和政体论》,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688页。

   (20)参见霍布斯:《利维坦》,第144~147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21)参见康有为:《共和平议》,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1018页。

   (22)(23)(24)康有为:《共和平议》,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1019页,第1019页,第1028页。

   (25)(26)(27)(28)(29)(31)(32)康有为:《共和平议》,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1029页,第1030页,第1031页,第1049页,第1051页,第691页,第693页。

   (30)康有为严厉责问,“试问中国万里之大,四万万之民,与美同乎?不同乎?法小于中国十倍,然而乱八十三年,中国民地十倍于法,不应乱八百年乎?欧各国不敢师之,而吾亚洲国乃欲妄师美人,不颠于葡萄小儿慕飞船而纸装之,乃腾跨而坠死乎?”康有为:《共和政体论》,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683页。

   (33)参见詹姆斯·C.霍尔特:《大宪章》(第二版),第一章“《大宪章》及其历史”,第1~1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4)人所共知的事实是,在面对风雨飘摇的危急政局时,清政府尚且试图完全主宰国家权力,1911年5月的皇族内阁,就印证了这一点。参见张晋藩:《中国宪法史》,第三章第七节“皇族集权的‘责任内阁’与《重大信条十九条》”,第124~127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在君权专制习性中的虚君之共和,绝对只能成为理想主义者的幻想,无法成为中国的政治现实。

   (35)康有为:《共和政体论》,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694页。

   (36)参见布鲁斯·阿克曼:《建国之父的失败:杰斐逊、马歇尔与总统制民主的兴起》,导论“美国濒临危机”,第3~18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37)康有为:《共和政体论》,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6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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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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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政治学研究》 2017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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