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政体选择的国情依托:康有为共和政体论解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04 次 更新时间:2019-05-15 00:55:59

进入专题: 共和制     君主制     政体论     国情     康有为  

任剑涛 (进入专栏)  
夫凡物各有主体,专制君主以君主为主体,而专制为从体;立宪君主以立宪为主体,而君主为从体;虚君共和,以共和为主体,以虚君为从体。故立宪可以无君主,而共和不妨有君主。既有此新制,则欧人立宪、共和二政体,不能名定之,只得为之定新名曰虚君共和也,此真共和之一新体也。”(15)就是说,虚君共和制之所以是一种值得期许的现代政体,就是因为它将传统社会行之既久的君主制与现代社会追求的民主共和制有效结合起来,从而适合大多数具有君主制悠久历史的国家之现代政治转型的需求。

   概而言之,康有为的政体选择论就是一种国情论。这种国情论自然是一种特殊的国情论:一者他是从普遍历史情形上申述的国情论,他认为虚君共和大致适合所有长期具有君主制传统的国家,因此并不完全是一种基于特殊论意义上的国情论。二者他又是在那些脱离国情寻求现代政体建构的失败例证与贴近国情寻求现代政体建构的成功范例之间构筑起来的论断。因此,具有引导各个国家遵循独特国情建构现代政体的意涵。据此,康有为的虚君共和制论说,绝不能被认作单纯为君主制辩护的政治主张,而应被视为一种力求继承传统政制优势、顺接现代政制转变的现代性叙述。

   难道康有为对君主制的辩护不代表他对旧政制的眷恋?因此完全可以将其解读为康有为留恋传统超过认同现代?回答是否定的。这可以从两个角度给出理由。一个角度是康有为之认定君主制对现代政制必不可少的理由,是它作为共和制的从体,能够发挥维护共和制的效用,而不是消解共和制的作用。他指出,君主制对以现代共和制建国的重要性有诸多体现:其一,象征性。国家必须有一个促使举国认同的政治符号。“君主者如神乎?神者在若有若无之间,……盖明则有政治,幽则有鬼神,鬼神者以无用为用,而亦为大用者也。今世无论何国,苟骤废神道,去迷信,则奸人益横而无所忌惮,夫何所不至哉。”(16)一个共和制国家有君主这个政治认同符号,就等于有了一个遏制恶性竞争的、超然的政治整合人格。其二,稳定性。君主制作为绵延千年的政治机制,有利于维护政治的一贯状态,当“国为君有”这一君主制的根本弊端被现代政制的“国为公有”克制以后,君主制为民所恶的政制特征就消失了,其发挥的政治稳压器效用便凸显出来(17)。这种稳定性功能,乃是民主共和制国家当选的总统无以发挥的效能,因此特别为康有为所看重。其三,规避性。虚君共和制有利于避免党争民主共和制度的恶性政治争端,君主制是一种息争的政治机制。“故虚君之为用,必以世袭,乃为久确而坚固,又必禁由于公选,乃无大党,而不必有才,乃不与宰相争权,而后内阁乃得行政,而后国乃可强。”(18)党争民主共和制度容易连带生发难以驾驭的政治争端,因此有一虚君立于党争之上,便能成功避免无谓争执。换言之,党争民主仅止于争夺国家的行政权力,这可以避免国家政治权力的紊乱。其四,双赢性。虚君共和制有利于将现代共和政体的优势与传统君主政制的优势结合起来。“盖虚君之用,以门地不以人才,以迎立不以选举,以贵贵不以尊贤。夫两雄必不并立,才与才遇则必争,故立虚君者,不欲其有才也,不欲其有党也,然后冢宰总百官以行政,乃得专行其志,而无掣肘之患一也。”(19)息争是现代共和制的难题,君主制可为之疏导;君主制以政权稳定、治权潜心为优,恰合共和制亟须。因此,在康有为看来,虚君共和制简直已经成为一种趋近完美的政制设计。

   另一个角度,是从比较政治理论的视角凸显而出的。现代早期,西方一些思想家亦表现出类似康有为那样对君主政体的推崇。从西方政治思想史来看,开创现代政制思想的霍布斯,就对君主制倍加赞赏。他认为,君主制有几大不可替代的优势(20)。因此,君主制发挥某种现代功能,是有其理由的。尽管人们指出霍布斯为君主制归纳出优点,并不表明他是在捍卫君主制,因为他的个人主义、契约主义立场,不可能志在发挥维护君主制的效用。但霍布斯对君主制特征的归纳,确实表现出肯定君主制优点的倾向。分析起来,东西方政治思想家对君主制现代效用的共同推崇,恐怕不是因为认知上的共同缺陷,而是基于两个既定的政治史认知:一是君主制确实是现代政制兴起之际必须参照的成熟政体,二是君主制在现代早期的共和政制建构中可能发挥它的促成政制有序转型的效用。这恐怕是除了美国那样的新兴现代国家之外,几乎所有具有君主政治传统积淀的国家共同的“国情”。国情与政体的内在关联,借助历史传统与现实需求而鲜明呈现出来。

  

   三、国情的彰显与遮蔽

  

   康有为对自己虚君共和制的论述颇为自信。因为他确信,自己对当今世界各国政治状况的考察,已经达到别人难以企及的专业水准(21)。他以自己游历欧美各国而得其政体真知的、非常自负的断言,传递给人们一些明确的信息:一方面,康有为确实对研究世界范围内的共和政体花费了巨大功夫,通过细心考察,认真比较,他积累了一般人所难以获得的丰富素材。另一方面,康有为确实沉潜反思、认真比较,对共和制进行了专业性思考,而非满足于业余的议论。再一方面,康有为对中国是否适宜于推行共和制,进行了历史与现实的多方面考量,所得出的结论,绝非儿戏之言,而是值得人们质疑与反驳的。

   撩开康有为自负地论述共和制的面纱,可以发现,他言说虚君共和制的着眼点,无疑是中国的政制抉择。在民国建立之后,他的虚君共和制论说,已经不能再搭挂在清政府的皇权体制上了。因此他不得不首先承认政体变化的既定性,这是他的政体论述既疏离皇权、限定君权,又强调虚君共和制必要性与重要性的历史前提。因此,根据他此时的论述断定其仅仅是着眼于捍卫君主政体,就让康有为与时俱进的改良者特质隐而不彰了。但这并不是说康有为对民国建立以后的中国政体选择就满意了,只能尾随政治事实进行修补性言说了。恰恰相反,他对民国以后的政制运行极为不满。这就正好为他提供了论证虚君共和制当行的契机。这是康有为确证中国必行虚君共和制的两个相倚理由。

   一方面,面对中国的政治现实,他坚拒民国的民主共和政制,对之进行了极为猛烈的抨击。民国立国之后的中国民主共和及其实践弊害,被他全面地,甚至带有夸张色彩地陈示出来。他以政体选择的国情论为先导,强调指出,“夫政治犹药方也,药无美恶,惟愈病之是求,政无美恶,惟治安之为尚。”(22)在康有为看来,共和政体,准确地讲即民主共和政体,并不是中国政体选择的适宜进路。这方药,不对中国政治病的症状。药不对症,不仅沉疴难治,甚至有病入膏肓之虞。“呜呼!今中国六年来,为民主共和之政,行天下为公之道,岂不高美哉!当辛亥以前,未得共和也,望之若天上;及辛亥冬,居然得之,以为国家救宁,人民富盛,敦化普及,得礼风行,则可追瑞士,媲美、法,可跻于上治,而永为万年有道之长矣,岂非吾人之至望至乐。嗟乎,宁知适得其反耶?”(23)这一对民国六年共和政体实践成败的总体判断,简直就等于判决了共和政体中国实践的死刑。

   根据自己对民国政制的观察,康有为进一步指出,“中国即成共和之宪法亦虚文而不能行”。中国建构共和政制以后,“宪法自宪法,兵争自兵争。……以力相胜,以暴继暴,做法不良,后人辗转师之,莫能改也已。盖强力者,以其便己也,岂肯改之令其不便己。”(24)确实,崇尚暴力统治的机制,怎么可能是一种共和政制呢?那仍然是一种君主专制权力更迭的机制——打天下者坐天下。基于这种政治史启示,中国以共和制建国之难,就不是归咎于个人行为可以解释的。“中国武力专制永无入共和轨道之望不能专归罪于袁世凯一人”(25)。因为推崇暴力统治的人士,很难具备孟德斯鸠指出的共和崇尚德性的政治品质。在这样的政治土壤中,“中国若行民主虽有雄杰亦必酿乱而不能救国”(26)。原因很简单,中国人才缺乏、人心败坏、国势贫弱,将共和之死归罪于袁世凯个人,势必转而指望雄才政府以救共和,结果却肯定就是新专制者的登台。因此,康有为认为,民主共和虽令人羡慕,但“中国必行民主制国必分裂”(27)。

   另一方面,他从比较政体的视角,坚定申述中国必须走虚君共和之路的充分理由。他指出,既然民国以来的民主共和制实践,证明了中国会陷入政治乱局而不能自拔,那么,对民主共和制的反思,就必然促使人们寻找更适合中国国情的政体形式。这样的寻找,从比较政治的视角可以得到很多支持理由。英国与美国的成功,确实让人艳羡。但由于美国的民主共和政制建构基于相当独特的国情,非其他国家所能学;英国的虚君共和制,便成为各国需要认真对待的进路。在这一视角的观察中,中国自然因为政治传统的引导,不能行民主共和政制,只能走虚君共和制的道路。不能行民主共和,是因为“中国古今无民主国民不识共和而妄行故败”(28)。古今无民主,是因为中国历朝历代实行的都是君主政制,甚至是君主专制。国民不识共和,既是因为共和降临,不敢妄议,共和政体的得失之论遂付诸阙如;而新学倡导者大多又对共和政制浅尝辄止,即便认识其害,由于不敢开罪公众,知其局限却不敢言之。因此实行民主共和政体的弊害,无以全面揭示。“要之一言,民国与中国不并立,有民国成则中国败矣,民国存则中国亡矣”(29)。

   康有为对政体概念的使用向来不甚严格。如一时将共和制等同于民主制,一时将虚君共和与民主共和作对局观,一时又将虚君共和制认作现代共和制的一个“奇妙”类型。这是国人初涉政体论这一西方政治学核心话题必然出现的理论混乱。但有一点在康有为那里是保持了高度一致性的,那就是中国的国情绝对不适合民主共和制,仅适合虚君共和制。在大力凸显中国的民主共和实践存在严重缺失的前提下,在比较政体论述的仿英拒美结论引导下,康有为基于对中国国情不适合民主共和制的判断,坚决拒斥了民主共和制的一系列政制安排。一是从中国的国家形式结构上讲,强调土地广袤、人口众多的中国,无法仿效小国寡民的瑞士,也无法效仿开国时仅十三州、国民为数不多的美国,实行民主共和制。即使这样的政体令国人艳羡,但国情不同,加以仿效则必属轻率尾随,自我作践。像法国那样机械模仿美国导致的国家悲剧,促人深思(30)。二是从中国绵延四千年之久的君主制存废上讲,一旦共和与君主两制完全疏离,必然生乱;如果混合君主制与共和制,便把握住了天赐良机。“中国乎积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全废之,甚非策也。况议长之共和,易启党争,而不宜于大国如彼;总统之共和,以兵争总统,而死国民过半之害如此;今有虚君之共和政体,尚突出于英、比与加拿大、澳洲之上,尽有共和之利,而无争乱之弊,岂非最为法良意美者乎?天祐中国,事变最后,乃忽得奇妙之政体,岂非厚幸耶?”(31)三是从中国步入共和时代讲,主张对那些关于广土众民的国家适于联邦制的说辞,必须严加拒斥。“吾中国之言联邦也,则分大一统为诸小邦为自弱,中路易拿破仑之毒谋也,其名则同,其实则反。昔效人言铁路国有也,祸事相反,今慕人言联邦者,何亦适得其反也。要而言之,中国只可一统,万无分立之理,更无分为联邦之理也。”(32)换言之,他认为,虚君共和制成为民国建立后的中国谋求解决政体困局独一无二的选项。

康有为在将国情置于政体选择的首要位置的前提条件下,将虚君共和制推到了中国政体选择的最前沿。需要审慎考察的问题是,他完全彰显出中国的国情了吗?建立在国情认知基础上的中国政体选择论,是否为不易之论?从理论上讲,国情的彰显,依赖于对国情的真实且准确的描述与理解。其基本进路是,凸显一个国家的国情,必须对国情呈现的诸面相有一个全方位认知。然而,康有为对国情的认知却有失偏颇:一是独特国情的确认与比较国情的挪用。这是从国情的空间向度做出的观察。可以说,康有为对任何一个国家国情的描述,以及对相关国家国情结构下择定的政体之相关性的论述,都不能同样以国情为名来论证中国面对类似事务时应当亦步亦趋。因为国情的相通性,并不是国情的一致性。在此,国情论就是一种特殊论,无论论者举出多少类似国情下的政体抉择,都无法直接以此证明一个后进国家必然做出先进国家同样的选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任剑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共和制     君主制     政体论     国情     康有为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思想与思潮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6301.html
文章来源: 《政治学研究》 2017年03期

6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