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单一现代观抑或多元现代观:对峙与调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53 次 更新时间:2019-05-10 00:4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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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 (进入专栏)  
这种调和,不是一种分别加以褒扬、又各打五十大板的机巧性举措,而是对两者内在相倚关系的揭橥。从现代的世界史进程看,多元现代观的贡献在于揭示了现代起源的多样性,而单一现代观则强调了完整的现代样板,两者贯通,呈现了一个从起点到终点演进的完整历史过程。因此,单一现代观与多元现代观在历史进程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绝对不是分离的。从事实与规范的关联视角看,单一现代观推崇的西方国家之现代模式,仅仅揭示了“现代”的部分规范内涵;而多元现代观主张的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都对“现代”做出了贡献,则具有丰富“现代”内涵的价值。因此,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的现代进程,在有贡献于“现代”的基点上贯通起来。倘若分离两者,就无法把握“现代”的全貌与丰富内涵。从政治与道德的相关视角看,单一现代观凸显了现代进程中政治经济力量的决定性作用,并由此延伸出自由、理性与启蒙等精神特质与“现代”的内在链接关系;多元现代观凸显的是现代进程的道德化之必要性与重要性,因此谴责西方国家在现代进程中对非西方国家的侵凌,肯定更为多样的人权一族群权利和发展模式。但就“现代”而言,社会诸要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不能将各要素完全区隔开来。只有将西方国家的先行现代尝试看作是现代道德成长的一个初始阶段,才能理解后发现代国家的相应尝试是人类总体发展的一个接续阶段。从区域发展到全球发展的进程看,单一现代观重视的是西方国家这一特定区域的“现代”贡献,因此它的现代尝试具有超越地域限制的世界示范性;多元现代观看重的则是非西方国家或世界范围内的“现代”进程,因此,各个国家各具特点的尝试才共同凸显了“现代”的完整风貌。但只有在地方性现代知识与全球性现代知识之整合的高度,才能真正把握“现代”的总体情形。综合上述四个方面可知,两种现代观其实具有一种互补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绝对排斥关系。

   进而言之,从现代的世界历史进程与“现代”基本模式的凸显之内在嵌合的构成状态来看,西方国家的现代进程离析出来的“现代”规范含义,早就脱离了西方国家的特定历史经验,具有了示范后发现代国家的规范力量。尽管西方的现代努力与“现代”的初始模式不可分离,但却不能将规范“现代”与西方现代尝试混为一谈。由此才可以知晓,何以后发的现代国家总是心怀一个致力达成的“现代”目标,而这个目标绝对不是西方国家的原初目标,肯定是后发国家自己发展的目标。这种现代实践的权属关系具有不可小视的价值:因为它让后发现代的非西方国家既挣脱了西方国家的现代紧箍咒,又让后发现代的非西方国家找到了为“现代”而艰苦努力的目标模式。

   但划分清楚西方国家的现代尝试凸现出来的“现代”规范之界限,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不仅受制于一种高超的分析功夫,而且更受制于现代世界历史的悲剧性记忆。如果说前者是一种理性实践可以提高的功夫,那么后者直接涉及非西方国家对西方国家侵凌的悲愤历史之深层记忆。更为关键的是,被后发现代的非西方国家未经约束的权力所牵引的国家机器,常常在连续不断地制造扰乱视听的反现代尤其是将西方现代与规范“现代”混同起来的那个含混现代的说辞,因之非西方社会对现代与“现代”的有效澄清总被延搁。为了促使非西方国家走上真正的“现代”道路,有必要对两个重大问题进行深层清理:

   一个问题是,非西方国家是否有理由不分青红皂白地拒斥源自西方国家的“现代”方案?回答这个问题,不是给出简单的是与不是就应付得了的。答问之前,需要首先搞清楚的问题是,后发国家的现代尝试,是不是西方国家简单强加给非西方国家的结果?现代世界历史呈现出的面貌是:现代广被世界,让各个国家愿意接受“现代”模式,依赖的是两重动力,一是西方国家依靠军事暴力与贸易手段的强行推销,二是非西方国家的痛定思痛、自谋变革。前者仅仅是后发国家现代变迁的直接动力,后者才是一个国家“现代”发展的关键因素。只有两种动力扣合在一起,才会产生“现代”的世界性变局。如果仅有其中一种动力,都不足以启动现代的世界历史进程,“现代”也就仅仅是限于欧洲、北美局部地区的事件。如果说前一种动力对现代的驱动,让非西方国家必须具备区分承受历史痛苦与解决现实难题的能力的话;那么后一种动力造成的“现代”尝试成败,就完全无法在西方国家的行为那里找到解释理由。如果一个后发现代的非西方国家一定要这么做的话,就一定是在现代尝试失败时耍无赖而寻找牵强借口以敷衍塞责⑨[20](P458-460)。可以说,西方现代对非西方的“现代”,从来就没有发挥决定作用,而是非西方国家在面对“现代”时的自我决断——“现代”实在是太具有吸引力,让后发国家通通被吸附过去⑩[21](Introduction,Ⅺ-Ⅻ)。成则西方诱引之功不可没,败则后发国家自身责任不可推卸。就此而言,多元现代乃是“现代”之不同国家实践过程与结果的悬殊差异所注定的。不过这样的多元,一定是次级意义的多元,而不是首级意义的多元——“现代”的规范意义是否注入了一个国家的现代尝试,那是首级意义的问题。就这一层次讲,一元现代观揭示的、由西方国家展现的“现代”内涵是不可撼动的。至于具体的现代实践之千姿百态,一方面不会动摇“现代”之为“现代”的根本,另一方面当然会明显增加现代实践的丰富多彩感受。

   另一个问题是,非西方国家能否完全挣脱西方国家原创的“现代”模式,自创“依自不依他”、横空出世的全新现代结构?创制这样的结构,一直是非西方国家抵抗西方现代方案的最具雄心的尝试。试想,完全脱离既定的西方“现代”规范,另辟蹊径,创制崭新的“现代”模式,对后发现代国家具有多么巨大的煽动力与激励性。因为那是一种学生超越老师的惊人成就与喜出望外,其感受的刺激性之强,毋须多言。但重起炉灶创制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现代”样式的种种尝试,都以失败告终:无论是全方位对撼原创“现代”模式的苏联式尝试,还是为数不少的国家改铸传统结构促其现代登场的努力,抑或是其他种种乌托邦方案的一再上演,都因为缺乏强有力的“现代”规范支撑而或久或暂,悲壮告终。可见,现代时间处境中的“现代”实践,依赖于两种力量的同时作用——一是原创“现代”的规范约束力量,二是后发国家因地制宜的现代发展决断。缺少哪一个方面,一个国家即便是再想成为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也为之付出了令世人惊叹的顽强努力,最后都会陷入事与愿违、无功而返或功败垂成的窘境。

   对后发现代国家而言,只有明智地确认“现代”是一种必不可免的存在处境,而不是西方国家强加的、一种可随非西方国家意志改变的生存状态,因此坚韧地为建构一个“现代”国家而努力。在这一努力过程中,既为原创的“现代”踵事增华,又为新生的“现代”注入活力。凡是这些尝试,也就注定体现出类似的特征:在受原创“现代”牵引的情况下,完成了“现代”华丽转身的国家,总是呈现出某种西化的特征。但这绝对不是国家结构意义的西方化,而仅仅是认同西方创制但却脱离开西方自有其生命力的“现代”化。于是,西化与现代化就成为非西方国家勉力分辨的一个话题。实际上,这一话题是非西方国家制造出来,用以化解自己国家认同西方国家原创“现代”而完成自己国家现代转变的紧张——因为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绝对不是西化(11)[22](P15-26);但脱离了西方原创的“现代”,非西方国家根本就不存在现代化的内外压力和积极反应动力。与此同时,离开了非西方国家创造性的现代转变努力,也根本不存在原创“现代”的世界历史进程。这是需要作出严格区分的两个方面。换言之,在比较现代化史的角度看,“原生的现代化”与“诱发的现代化”[22](P1),尽管是不同的现代化具体进程,但后者与前者的相倚关系自不待言。

   简言之,单一现代观与多元现代观可以调和,是因为“现代”规范意义的凸显与各个国家或区域不同的现代尝试,乃是一幅蓝图与不同实景的关系:一方面,必须承认,不存在完全超出西方原创“现代”的其他任何模式的现代化的可能性。这就意味着单一现代观是一种具有存在论意义的理念,很难彻底加以颠覆。另一方面,必须肯定,西方国家之后的任何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都是打上不同国家色彩的、成色很不相同的现代转进结果。因此,一幅由西方国家草创的“现代”蓝图,经过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的不同施工,完工后的实景,差距之大,出乎人们的想象。这就意味着多元现代观更多意义上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理念,而非存在论意义上的理念——其绝对独立于原创现代模式的孑然自存可能性是很难证明的。在现代实践视野中,对西方国家而言,因其贡献了“现代”蓝图,绝对居于不可撼动的现代先行者地位。无论如何,后发的非西方国家都是西方国家诱发其现代进程的。因此在其现代化转变过程中,必定或多或少、或深或浅被打上某种“西化”烙印。对后发现代的非西方国家而言,必须承受的心理挑战是,首先需要承认自己在“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落伍事实,其次需要承认自己处于急起直追的后发现代处境,再次需要寻求在模仿的现代尝试中为规范“现代”提供崭新内涵。否则,非西方国家连提供“现代”不同实景的能力都没有,且必然陷于失败国家的悲壮结局。

   注释:

   ①彭慕兰指出,“迟至1750年,欧亚大陆是许多地区在农业、商业和原始工业(即为市场而不是为家庭使用的手工制造业)的发展中仍存在一些令人吃惊的相似之处。因而,19世纪只在西欧出现的进一步的巨大发展再一次成为一种有待解释的断裂。”

   ②麦克法兰指出,英格兰“把‘现代性’引进我们的世界,它是全球最古老的现代国家……英格兰具有极强的连贯性,从11世纪或12世纪一直绵延至今,英格兰的现代性是一道横亘一千年的‘长长的拱弧’,没有任何间断。”

   ③在某种意义上,帝国主义(imperialism)话语的批判建构,就具有一种标志作用:西方国家依靠自己的软硬实力征服世界,建构起现代化的世界帝国体系,带给世界的绝不只是福祉,倒是给世界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与痛苦。参见Imperialism:Critical Concepts in Historical Studies,Vol.1,Part Ⅱ "Early Marxist Theories and Their Critics"(Peter J.Cain & Mark Harrison编,Routledge,2001)所收诸文。

   ④参见《20世纪大陆哲学》第十四章“后现代理论:利奥塔、鲍德里亚及其他”。

   ⑤论者指出,在发达国家构成的“现代”发展中心与后发展国家构成的“现代”发展“外围”之间,一直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发展”状态,这就塑就了后者对前者的发展依附关系。

   ⑥论者指出,“不论是衰落中的欧洲还是从权力宝座上退位的美国,都不会从中国的崛起中获得上述补偿。对于这种结果,欧洲至少还有些准备:过去的半个世纪它已经适应了衰落和权力易手的事实。”

   ⑦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中译为宪法爱国主义或宪政爱国主义,其内涵较自由民族主义与共和主义的爱国理念为复杂。论者指出,“宪政爱国主义的确具有亚努斯神的双面:既期向政治稳定同时又期向公民赋权。”政治稳定建立在公民权利受到充分尊重的基础上,而公民赋权是立宪政治得以稳定的最高原则,两者交互支持,构成宪法爱国主义的独特架构。这对后发现代国家处理立宪与民权关系具有指引作用。

   ⑧在中国,这种矛盾比较典型的体现,由论者做出了凝练的概括,那就是晚清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梁启超可谓典型),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在理智上认同西方,在感情上倾向传统”的“精神分裂”。参见《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十四章第十节“爱国主义的精神分裂症”。

   ⑨多少顽强进行现代尝试而不成功或径自失败的非西方国家,都以此搪塞国内公众的责问。它们要么以西方国家早先的侵略为由,要么以西方国家当下的不公平竞争为据,或以西方国家的敌意行为作为托词,来逃避其现代实践的自身责任。对现代国家来讲,最关键的是放弃榨取性制度,建立包容性(广纳性)制度。这意味着,对“现代”国家建构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一个国家的公共政策选择,而不是外部力量的影响。

   ⑩以西方列强进入亚洲并发挥影响的历史进程而言,西方非进入是极其缓慢的,而在亚洲国家真正开启现代进程的时候,西方列强的亚洲影响力又急遽衰退。

   (11)中国处于现代决断的时刻,曾经出现了中国现代转变究竟是西化还是现代化的尖锐争论,争论的结果是现代化论胜出。现代化概念成为取代西化、中国化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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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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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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