泮伟江:论社会学对法学的贡献:一个古老遗产分配方案引发的法哲学反思

——以邓丽君为个案的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6 次 更新时间:2019-05-02 19:0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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泮伟江  
悄悄地将骆驼拿回去的。这样一个卡迪拿回骆驼的版本,也许更符合大多数法律人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卡迪虽然拿回了骆驼,但确实悄悄的,带一点心虚。因为卡迪知道,严格地从法律上讲,自己并不能拿回这只骆驼。

  

三、第十二只骆驼的真与假:法学与社会学的冲突


   我们都为本案中的第十二只骆驼着迷。法律人纠结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第十二只骆驼不应该被返还,但真实的结果很可能是,第十二只骆驼被归还了。许多法学院的学生虽然从专业的角度认为第十二只骆驼不应该被归还,但从结果考量的角度出发,他们也许会同意第十二只骆驼的返还。更可能的情况是,如果让他们去做法官,他们都希望自己有一只类似于卡迪法官的骆驼,在需要的时候,拿出来,解决问题后再偷偷拿回去。[9]当然,此时,第十二只骆驼就是一种象征性存在,它完全可以变成第十二只小猪,第十二头耕牛。[10]

  

   这不禁让人想起一部中国的主旋律电影《马背上的法庭》中的一个案例——泡菜坛子案。这个案子的情形与骆驼遗产分配案非常相似。也是一个分家的案子,妯娌间各自主张一个泡菜坛子的所有权,拒绝调解,最后法官老冯把坛子摔碎,自己掏出了5块钱,让两家各买一个,平息了纠纷。如果我们把骆驼遗产分割案与泡菜坛子案联系起来,那我们也可以近似地说,骆驼遗产继承案中的第十二只骆驼,就是泡菜坛子案中第二个泡菜坛子。在泡菜坛子案中,法官将泡菜坛子用力一摔,将其摔成碎片,这一举动是充满司法智慧的。因为老冯遇见了骆驼遗产继承案中卡迪法官所不曾遇见的新难题,即根本无法确认这个坛子的所有权,或者确认坛子的所有权的成本过高,远超过坛子本身的价值。另外即便是确认了,纠纷解决的效果也不好,因为妯娌之间的关系最终被伤害了,影响了家庭的和睦。所以老冯一摔,就把整个问题的焦点给扭转了。此时,老冯作为侵权人,就必须赔偿损失。老冯拿出5块钱,分别赔偿给两人一个坛子钱,两人对坛子的所有权都得到了确认,并且被转化成了交换价值而得到了实现。

  

   泡菜坛子案与骆驼遗产案最大的区别在于,在泡菜坛子案中,老冯的5块钱再也拿不回来了,但在骆驼遗产继承案中,卡迪拿回了他的骆驼。因此,下一次骆驼也许还能够被使用。其次,两个案子还有一个不太明显的区别,那就是,泡菜坛子案中,老冯是“马背上的法庭”,“送法下乡”, [11]而骆驼遗产案则是当事人主动来到卡迪面前,要求卡迪裁判。从司法的性质与追求的效果来说,送法下乡是为了今后不再送法下乡,是为了让乡里的人能够有足够的动力,从崇山峻岭中跋涉而来,来到法的门前,寻求正义。

  

   泡菜坛子案向我们暗示了第十二只骆驼的另外一种可能性:第十二只骆驼也有可能拿不回来。如果第十二只骆驼拿不回来怎么办?如果我们从这个转换的角度来观察卡迪的第十二只骆驼,就难免会问一个问题,那就是,卡迪的这只骆驼究竟是偶然出现的,还是一只就存在那里,早就事先准备好了的骆驼?卡迪怎么就知道会有这么一个关于骆驼遗产分配的纠纷,然后事先就提前准备好这只骆驼呢?如果卡迪手里的骆驼不是“刚好就有”,那么,卡迪的储藏骆驼的仓库里,是否还存着“大象”、“毛驴”、“骏马”、“牛肉”、“帐篷”?如果卡迪的成功是以如此一个庞大到无所不包的仓库为前提条件,那么是否对卡迪的要求高了一点?

  

   在《马背上的法庭》中,一个泡菜坛子只有两块五,因此老冯可以一下子拿出五块钱。但在骆驼遗产继承案中,骆驼显然要贵重地多,如果卡迪法官每次裁判都拿出一只骆驼,估计卡迪法官会破产。就此而言,似乎第十二只骆驼必须拿回来。

  

   如果第十二只骆驼是能够还回去的,那么第十二只骆驼就是一只特殊的骆驼,一只既存在,又不存在的骆驼,一只象征性地参与了分配,但实际上确实不可分配的骆驼。——卢曼曾经风趣地称之为一只“执行公务的骆驼”,一只“程序性的骆驼”,一只“可供出借的骆驼” 。[12]用我们熟悉的语言说,这其实是一只“道具骆驼”。就此而言,这只骆驼与老父亲留下的那十一只骆驼是不一样的骆驼,因为它是一只“虚拟的骆驼”。

  

   但问题是,在这个案件中,这只骆驼真的必须要实在的借出去,还是仅仅拟制地借出去一下就行了?在裁判过程中,三兄弟一定是都同意这只骆驼是“真实的”,是与其他十一只骆驼“一样的”,整个分配方案也都是以此为前提进行的。因此,在裁判过程中,法官和三兄弟,作为“案内人”,他们都认为这只骆驼是“真实的”,与其他骆驼是 “一样的”。对三兄弟来说,第十二只骆驼必须是一只毋庸置疑的健康的,纯粹生物学意义的骆驼。否则,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接受这个判决。

  

   因此,我们发现,在第十二只骆驼的性质上,法学与社会学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从法学的角度看,这只骆驼必须是真实的,否则这个案件根本就没法裁判。这个案件从难以裁判到最终可以裁判,并且最终裁判结果被各方接受,纠纷得到圆满解决,必须建立在这只骆驼是真实的基础之上。但从社会学角度看,这只骆驼其实并不“真实”,仅仅是一种拟制的结果。它不是一只真骆驼,而仅仅是一只很“逼真”的骆驼。

  

   法学之所以必须认为这第十二只骆驼是真的,是因为它从一种内部的视角来观察这第十二只骆驼,与此相反,社会学之所以认为这第十二只骆驼是假的,主要是因为它是从外部的视角来观察这第十二只骆驼。由于观察视角的差异,最终导致了结论完全是南辕北辙。

  

   将法学与社会学两种针锋相对的视角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一种非常有趣的观察结果:这个案件的判决之所以成功,恰恰就在于这种“拟制的真实”的存在。也就是说,第十二只骆驼成功的奥秘恰恰就在于——它既是假的,同时也是真的。从某个方面看,它是假的,但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它又是真的。综合起来来看,它本来是假的,但又必须是真的。恰恰是第十二只骆驼身上混杂了这种“真的假”和“假的真”的特性,才是这个骆驼遗产继承案成功的关键。第十二只骆驼同时具有“真”与“假”的双重特性,非常形象和逼真地揭示了法学之内部视角的观察与社会学之外部视角观察之间的紧张与统一。

  

   在法律实践中,骆驼遗产案折射出来的“内部视角”与“外部视角”之间的紧张与统一,并不鲜见。例如,某大型企业甲因为直接排出污水或者废气而侵害污染了环境,最终被法院判决赔偿一定数额的金钱。这笔金钱从法学的角度看,是一笔损害赔偿金,但如果从外部视角来看,该涉事企业也许会把这笔赔偿金看作是可以正常排污的“环境侵害税”,经过经济理性的计算,也许它还会觉得这是一笔超值的“环境污染税”,远比费心费力地建立一套完整的排污设施与程序来得划算。[13]

  

   又比如交通规则的例子。如果从法学的角度观察,则交通规则毫无疑问是一种法律规则。例如,俗称的红绿灯规则。当红灯亮时,行人就停下来,当绿灯亮时,行人则穿过马路。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将“红灯停,绿灯行”的规则当作一条交通规则,并将它适用到自己的行为当中,用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当别人不遵守这条规则时,他们还会对违反的人报以批判的眼光与态度,并告诉自己说,这是不对的,作为一个守法的合格市民,我应该遵守这条规则。

  

   但是,如果一个外部观察者看到这个现象,他们或许会说,红灯停,绿灯行,这是一个高度盖然性的事件,当红灯亮时,人们停下来等待,绿灯亮时,人们开始穿过马路,这件事的盖然性有多大,以及不同的城市,不同的街区,此事出现的各自盖然性有多大。在他们看来,这里并没有一条“红灯停,绿灯行”的交通规则在发挥作用,而仅仅是某种行为的概率与可能性而已。这就像天边飘来一朵乌云,接下来就有可能下雨,道理是一样的。[14]

  

   同样地,如果从外部视角来看法律规则,也许我们会发现,法律不过是写在纸面上的一堆条文而已。[15]在法律人看来是天经地义,不可更改的真理般存在的法律规则,会随着空间的改变而不同:“在比利牛斯山这边的是真理,而在那边的就是错误”, [16]同时法律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立法者三句修改的话,全部藏书就会变成废纸”。[17]从这样一种社会学视角来观察法律与法学,则法学往往呈现为一种执迷不悟与自我的欺骗。它执迷于某种根本上不存在的“海市蜃楼”,从而根本就无法看清楚自身的本质与世界的真相,从而在某种意义上陷入天真与幻想之中,从而被欺骗。

  

   就此而言,社会学视角的观察,相对于法学视角的观察而言,具有一种非常强烈的除魅的效果。在法学视角来看,“必须是真的”,在社会学视角来看,却“很有可能是假的”。就此而言,社会学视角的观察的一个效果,就是揭示了世界的偶联性 [18]与复杂性 [19]。

  

   社会学对世界偶联性的这种揭示,既对法学研究提出了挑战,同时也带来了自身的不利后果。它对法学研究的挑战是,在一个偶联的世界中,法学研究所预设的那种非如此不可的“必然性”,如何证成?它所带来的一个理论与实践的难题是,由于偶联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碎片化的世界,因此社会学的视角虽然能够看出第十二只骆驼是假的,却因此也看不见法律的整体性。它看不到第十二只骆驼与第十二头耕牛之间的一致性。它们把法律仅仅看作是各种具体的人际关系,各种具体的纠纷解决的方法,但它们看不到这些具体的个案,具体的纠纷和具体纠纷解决方法之间的统一性。恰恰相反,它们看到的仅仅是不同纠纷之解决方案之间的矛盾。那么,在这个碎片化的世界中,法律系统自身的“自我认同”就被消解了。法律系统因此就会被溶解和淹没于偶联的世界之中,变得不再存在。[20]

  

   第十二只骆驼的故事中蕴含的法律道理显然并不支持此种纯粹外部视角的观察。在这个故事中,第十二只骆驼之所以能够发挥神奇的作用,除了卡迪法官的智慧之外,立下遗嘱的老父亲的智慧也非常关键。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说,在骆驼遗产继承案中,卡迪的骆驼,其实来自于老父亲,这位伟大的立法者,来自于他的智慧与权威。由于老父亲的智慧,他设计出了一种比例正义的遗产分配方案,从而从原则上解决了作为遗产的骆驼生老病死带给遗产分配的不确定性问题。部分地由于分配方案本身的公正与合理,部分地也由于老父亲作为立法者的权威,三兄弟都接受了这个遗嘱。因此,整个案件始终,三兄弟都严格地要求按照遗嘱规定的方式来分配财产。

  

   由于老父亲充满智慧的遗嘱,也许各自有着各种各样的,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甚至超出我们想象的“小九九”的三兄弟,最后都接受了遗嘱所规定的方案,作为裁判分配的“判准”。当它们来到“法院”,请求卡迪对他们的遗产继承的纠纷做出裁判时,他们的要求也是,卡迪必须严格遵照遗嘱的方式来执行。

  

在这个时候,卡迪的第十二只骆驼,已经由老父亲准备好了。这第十二只骆驼,其实就是“法律”(the Law)本身。观察故事中的第十二只骆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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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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