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中军:如何认识全面抗战前期的中美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2 次 更新时间:2019-05-01 12:3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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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中军  

  

   1、美国领袖们在1937年7月已经有意识地制定出一套条理井然的远东外交政策,而且从此坚定不移地遵循该政策,既不犹疑也不矛盾;

  

   2、美国该项政策的基本精神是谴责国际无政府状态,捍卫国际秩序,其目的远远不只是保护美国在远东的国民、投资和贸易,而且要捍卫国际关系更基本的价值和秩序;

  

   3 、罗斯福终将会“隔离”国际侵略分子,美国的军事和外交政策将会有效地抑制侵略行为并维持国际法和国际秩序。[24]

  

   在亨贝克的报告中,胡适的结论总共有六点,其中第五点是:罗斯福总统芝加哥演说八个月来,美国的外交和海军政策正朝着隔离侵略者的方向逐步前进;第六点是:尽管从官方形式上美国政府对远东采取了无可指责的“中立政策”,但美国领导人正通过勇敢地谴责“孤立”来教育美国民众,以须捍卫国际法律和秩序来说服美国民众。[25]

  

   在向亨贝克表达了上述对美国政策的认识后,胡适表示他无意要求亨贝克对上述观点进行证实或提出质疑(并强调亨贝克的官方身份也不允许他这么去做),而是让亨贝克知道他所理解的美国政府的政策。胡适紧接着向亨贝克提出了对美方的四条建议,并希望通过亨贝克转达美国政府。胡适认为,只有基于此种理解的背景,亨贝克才能同意向他本人并通过他本人向美国政府提出下列建议。

  

   胡适所提的第一个建议是希望美国能够采取实际行动而非消极等待,以便实现“防疫隔离演说”中的政策。胡适称,他认识到罗斯福总统和赫尔国务卿理想政策的实现需要积极建设性的领导行动,而不是消极地等待不幸事件的发生,正如“帕奈”号被击沉那样。他真挚希望美国总统和国务卿能够在远东地区排除困难积极发挥领导作用,去停止可怕不公正的战争。胡适指出,很显然,通过采取有效的经济封锁以便坚定支持采取“隔离”侵略者的政策,可以防止侵略一方不遵守美国的和平呼吁,如果能做到此点,则美国所呼吁的和平实现机会很大,而且不会将自身卷入战争之中。胡适进一步表示,如果能让中国保持相当的战斗力,则此种积极争取和平的成功机会更大。为了得到明显效果,胡适建议美国应尽快采取行动,因为若中国不能再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则此种政策将大打折扣。[26]

  

   胡适的第二个建议是美国必须马上干预中日战争,以防止中国崩溃。胡适称,“那种认为中国可以军事自救,日本将会被自身经济崩溃而击败的言论是不负责任的”。他指出,过去的11个月,中国人民以血肉之躯,以极端的努力抵抗日本优越的机械化装备,这种极端努力是坚持不了多久的,中国最终会因精疲力竭而倒下。“我坦陈,只有在美国政府领导下的国际干预下中国方能自救成功,这么说我不以为耻,因为1914年的法国即使做了44年的战争准备如果没有美国领导的国际参与,也无法自救。”[27]

  

   第三个建议是,必须在广州、汉口沦陷前采取援助中国的行动,如果晚于这个时间,就可能来不及了。胡适告诉亨贝克,一旦广州武汉沦陷,则通过粤汉铁路的出海路线将被封锁,中国政府和军队将面临不可克服的困难。胡适还表示,试想一下,现在正在江苏、安徽、浙江前线作战的大批部队将面临可怕的困难,中国的税入几乎全失,现在的物资运输路线失去出海口,即使是人力资源亦将大为减少。总而言之,“如果认为中国值得营救,那就必须在中国统一高效的中央政府倒下之前采取救援行动,为了建设这样一个政府中国用了11年的时间”。[28]

  

   第四个建议是,呼吁美国政府立即采取行动去阻止战争,召集中日双方出席《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通过第二次华盛顿会议或第二次布鲁塞尔会议解决中日冲突。[29]

  

   在信函最后,胡适称,他向亨贝克所提四点建议事先并未得到中国政府授权,这些建议纯粹是一个致力于追求国际和平人士的个人要求,是一个毫无保留地深信美国政府政策人士的个人希望。胡适还表示,他并未向任何人透露此信的内容,包括中国政府,他也不渴望一定得到亨贝克的回答,但如果亨贝克愿意会谈,可以随时电话联系,他本人将于7月13日启程赴英。[30]

  

   胡适虽然在信函以及谈话过程中,对美国领袖们及其制定的方针政策表达了由衷的赞赏,并坚信可以达成目标,但其目的并非要束缚住自己的手脚而静默等待。其在对美表达了赞赏之后提出了迫切而明确的援助要求,并警告美方,不要等到中国已经倒下后再来援助中国,那样就来不及了。

  

   (二)中国政府何时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军事结盟方案?

  

   《舞台》提及,中国政府对于“国际合作”这个概念的内容,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没有给予明晰界定,只是停留在泛泛而论的层次,“在这段时间里,中国政府一直没有提出具体的政治军事联盟方案,因为它显然认为,仅是用西方列强的外交力量和声势(比如说,召开国际会议)就可以遏止日本的侵略野心”,《舞台》认为,蒋介石一直在极力推动一个国际性的反日大同盟,“更不在意美国是否参加其事”。到了1940年底,中国才把建立一个对抗日本国际体系的设想变成具体的建议,并指出,在认知层面上,“胡适从来不赞同大联盟的想法”。[31]随着新的档案史料的发掘,学界发现,1939年2月11日海南岛沦陷之后,蒋介石已经提出了中法英军事结盟计划,计划还希望能让美、苏两国加入。在蒋介石的直接干预下,国民政府外交部草拟的中法英合作计划如下:

  

   1、“中英法三国对于远东之军事及经济合作应于适当时期邀请苏联参与并通知美国,请其作平行行动,以期对敌采取一致步骤,共同维持在远东之权益”;

  

   2、“参与对日作战各国不得单独与敌停战或议和”;

  

   3、“在军事方面,中国允尽量供给兵力、人力及物力,其他各国允尽量调遣海空军至远东为共同之作战,其详细计划及实施办法由参与各国各派军事全权代表一人商议决定,分别执行”;

  

   4 “在经济方面参与各国允许尽量共同维持各该国法币及商务,并共同对敌实施制裁,其详细计划及实施办法由参与各国各派经济全权代表一人商议决定,分别执行”。

  

   外交部在电文中强调“此事系蒋委员长发动,目下欧局急转之下,此项计划值此时或有若干可能,惟上开原则已经蒋委员长核准”,要求顾维钧迅速密商法国政府,并于3月24日发出该电。[32]蒋在日记中自记,其对英法外交的根本目的在于“必使远东问题加入欧局之内”。[33]就目前的材料来看,中国政府在1939年初已经向英、法、美、苏等提出了一个可以讨论的军事结盟方案,此方案为以后的真正结盟提供了一个蓝本。

  

四、 宋子文使美与中美关系的快速发展


   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在做战争准备的同时,力图为全面开战赢得尽可能多的准备时间。为达到此目的,国民政府一再向以英法主导的国联求助,并一再向以美国为主导的《九国公约》签字国求助,希望能够利用现有的国际条约及国际组织,阻止日本的侵略行动。现有研究亦认为,基于英美实力的消长变化及对华政策的差异,抗战初期的中国外交侧重点有一个调整,即“对美外交取代对英外交,居于中国外交的首要地位”,“围绕远东危机的若干次交涉活动也表明,没有美国的积极参与,英国不肯也不能有所作为。中国政府意识到了这一变化,日益重视对美外交,并在1938年中逐步完成了外交重点的转变”。[34]

  

   学界注意到中国外交在抗战初期有一个转变过程,但这是否意味着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在外交方针上确立了一个主要的求援国,观察视角不同,可能会有不同的结论。从外交行动上看,此时国民政府在外交形式上是将英美法苏并列的,只要能有助于中国的抗战,国民政府都曾极力予以争取。如果从援助效果而言,抗战初期苏联对华援助是最多的,那么能否认为苏联是中国外交的核心呢?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德国的对华援助也远大于英美法,能把德国认为是中国外交的核心吗?显然是不可以的。宋子文作为蒋介石个人代表出使美国,在时间上正好与中美关系的加速升温高度重合。

  

   《舞台》第四章集中阐述了中国改变对美政策的原因,并将中国改变对美政策的时间段确定为1939至1940年间。作者提出,中国改变对美政策的原因,一是国际环境剧烈变化,包括日本战略改变对中国造成了影响,中国日趋严重的军火危机,渐行渐远的中苏关系;二是中国国内情势加速恶化,包括财政困境、政治和军事上的挫折;三是中国对美国观感的改变。第四章论述的中国改变对美政策,并不是说由原来的疏离美国变为亲近美国,而是说中国将美国视为外交求援的重中之重,在此意义上,这里所说的改变对美政策事实上是加强对美求援。可以这样认为,虽然国民政府一直在强调争取美援的极端重要性,但现任大使胡适被蒋介石认为“执行不力”,而且拒绝改变工作思路和态度,不得已,蒋介石只能另辟蹊径,再派宋子文去执行。自此后,中美外交开启了“个人外交”模式。在整个第七章,作者以相当的笔墨论述了蒋、宋个人外交的特色及取得的不俗成果,并单辟一节对个人外交作了评估。

  

   (一)关于宋子文使美的目的及评价

  

   学界现有研究已经指出,在战时外交体制内,宋子文从事特殊外交使命,而并无正式官方身份,原因之一在于“抗战之初在重要职位调动问题上,蒋介石并无一言定夺的权力,仍必须遵守相应体制的制约”,宋子文出使美国,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完全是蒋介石的私人代表,直至出任外交部部长。[35]《舞台》指出,当蒋介石在1940年4月初开始争取让宋子文同意赴美时,只是想让他解决中国内部的财政困境,但是不久,就改为解决最为重要的向美国贷款问题。到了6月决定派遣之时,蒋介石迫切需要一个助手去替他积极有效地处理中美关系,于是宋子文被任命为特使。“赋予宋子文的任务是去谈判一些借款,购买一些武器,然后希望美国政府在越南和缅甸问题上可以采取坚定态度”,完成这些任务,宋子文就应该打道回府。但是宋子文有自己的想法,一是宋主动希望延长滞留美国的时间,以便做出更大成就;二是对自己政治出路的盘算。宋子文面临一个两难的局面“如果回国就必须与蒋介石和孔祥熙纠缠,如果留在美国又受胡适的掣肘而无法发挥自己的能量”。[36]

  

在美期间,宋子文与美国官方的互动关系创造了一个新局面,这一是因为宋子文“在中国政坛上有自己的权力基础”,二是因为“宋子文抵达美国后,美国的政治环境也和1937—1940年大不相同”。《舞台》也指出,这两点是胡适所不能比的。[37]在宋子文主导下,1940—1941年的中美关系在四个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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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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