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知识的差距——从马戛尔尼使华到刘学询、庆宽使日说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79 次 更新时间:2019-05-01 11: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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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海建 (进入专栏)  
并非仇视新法。贵大臣为当代贤豪,必能察其是非,辨其奸伪。

  

   伊藤的用意是非常清楚的,是劝导变法,但刘学询、庆宽的答词却是让人怀疑的,如此不惜言词地为慈禧太后辩护,大肆评功摆好,似无此必要。从整个《问答各词》来看,是刘、庆最长的一段答词。以我个人读后的感觉,这些话似乎不是向伊藤说的,而是向慈禧太后表白:我们在日本是帮着太后说话的。

  

   接下来的对话是:

  

   伊藤曰:去年在我北京,曾晤康、梁一面,后逃至敝国,我贻书贵国政府,告以限于公法,非故意容留。旋获复书,以康久留,终碍睦谊,我遂设法遣去,今在英京。贵国现在皇太后、皇上既深明联好之道,共筹御侮之方,可为两国臣民欣幸。第中国势处危急,情形与从前不同。欧洲群雄曩因有事于非洲,未遑他顾。近日俄有东下之势,机牙全露,局外寒心。而当局者尚执而不悟,各国不得不自为计,瓜分之议由此而起。上年英提督贝斯福之来,本有深意。出北京遍谒疆吏,屡进忠告,卒无成说。归途东来,就我论贵国事,爱莫能助,相与咨嗟太息。贝斯福属我寄书英政府,英政府屡言瓜分中国为非计,尽力助中国自强,庶不失为自主之国。此则我区区之心。

  

   答曰:贵大臣顾全大局,笃念邻封,令人钦佩。不识力助中国自强,策将奚先。

  

   伊藤接过康、梁的话头,表明了日本政府的立场,随即便攻击俄国。他即以“瓜分”为由头,离间中俄同盟关系,尽管日本已经做好了随时参与瓜分的准备。“欧洲群雄曩因有事于非洲,未遑他顾”一句,说的是1885—1900年英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德国等国在非洲的扩张,非洲此时已大体瓜分完毕。英国和日本对华抱有更大的野心,不希望俄、德、法(尤其是俄)在华获得太多。贝斯福(LordCharlesBeresford,1846—1919),时为英国海军少将、国会议员。1898年,他曾到中国访问三个多月,“考察商务”,并与清朝中央和地方的高层官员多有交谈;此后他到达日本,与伊藤博文政界人士也有交谈。1英、日双方对俄国等国在华的扩张表示担心。刘、庆没有对此作出反应,而是向伊藤讨教“自强”的方法。

  

   双方的对话继续:

  

   伊藤曰:一急治兵。贵国兵额虽多,殊不足恃。其故因于人各一军,军各一法,学制训练新旧参半,而老成宿将泥守陈道,不知改步,只能御内匪,不能敌外人。宜分南北练两大军,而派大臣节制之。京师设武备大学堂,仿我国陆军士官学校章程,教战士官,分等管带,黜陟调遣,权自上操,乃能号令整齐,呼应灵捷,是无外重内轻之患。一急理财。贵国物产富饶,本非贫瘠,版图户口比我国数逾十倍。而户部进款近竟不及我国,大抵官失其信,民恤其私,故不肯输诚以顾国家之急,宜整顿商务,收回人心,照我国设一总银行于京师,经理国中存储,出纳一切财政,俟上下官商联为一气,遇有军务公债、营业公债,可不必借资外人,免授外人以柄。有日本银行办法章程可以查考。惟二者虽有成法,无人则不行,又宜仿我国明治初年任用客卿之例,各置顾问官,相与讲求部置,而大权仍归自主,便无喧宾夺主之嫌。

  

   答曰:学询管见亦以练兵宜先筹饷,上年条陈当道,请行保商之政,而推本于立商部、置商官,定商律,使官商共守,庶可以收实效。就我国厘税而论,一转移间可得巨款,前者李合肥相国议加税,而英以厘金辞。诚使官商一气,裁厘金改为落地捐,归各业各属商会总缴,既杜中饱,又省虚糜,国家岁入必陡增七八千万,改厘捐而加关税,英必无词。照值百抽十之数,又可岁增二千余万,以此筹款,上下交益,决其不难。而我国库储不足之故,一则轻徭薄赋,不忍苛敛民间,二则度支浩繁,而岁入止有此数,三则官商隔绝,每遇公债,不得不称贷外人,而利权因之坐失。如贵大臣言,当照条陈以备政府采择。

  

   伊藤直接说出了日本的要求:一是整顿陆军,仿照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建立军校;二是整顿财政,按照日本银行的章程设立清朝的国家银行。最关键的是,这两项改革应在日本的指导下进行,即“各置顾问官”。除山县有朋的《意见书》之外,我还看不到日本政府对于此次访问的内部预案;但我似乎感觉到,伊藤的这两项要求很可能是日方内部商定的“扩充利益线”的具体内容。在刘学询、庆宽访日之前,即1898年,日本已在谋求“日清提携”下的清朝陆军改革,伊藤博文和前任驻华陆军武官神尾光臣、参谋本部部员宇都宫太郎等人都到中国进行游说活动。

  

   此次刘、庆访日期间,不仅伊藤提出过,外务大臣青木周藏、陆军大臣桂太郎谈话中都有相关的内容,并邀请刘、庆参观了陆军东京兵工厂和陆军士官学校。我不太清楚在刘、庆访日之前,日本有没有提出过“日清提携”下的清朝金融改革的设想,但从刘、庆访问活动安排中可见,银行是一大考察项目。除了三井银行、台湾银行、横滨正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日本银行以总裁山本达雄亲自出面接见,并让他们参观该行各部门及金库。更具目标性的活动安排是,让刘、庆参观了日本政府的印钞厂和三井下属的印钞纸造纸厂。对于伊藤博文的两项要求,刘学询、庆宽的回复是完全不得要领。他们所谈的改厘金、增关税和发行国内债券等内容,很可能没有与总理衙门商量过。

  

   根据刘学询、庆宽的《商务日记》,1899年7月20日,伊藤博文与刘、庆在居住的酒店楼上会面,从下午三点开始,至七点一刻结束;8月29日,刘、庆谒伊藤话别,“约钟许,始出”。据此,他们的谈话时间超过五小时,但刘、庆的《问答节略》对此仅有约2200字记录,不是那么详细的。

  

   再来看日本外相青木周藏的谈话记录,其言辞更加明确地直指俄国:

  

   青木曰:......昨北京密报,君等此行,大臣中亦多不合,纠众弹劾,其势汹汹,事为外闻,颇触俄忌。□两国聘问,事所恒有,本不能干预,然为将来合力御侮计,一有猜忌,虑多棘手。此时不得不密与图维。

  

   答曰:某等力小任重,易招谤忌,且事机既密,形迹深秘,更足动局外之疑。此幸遭际圣明,此事上赖皇太后、皇上主持,下仗庆王擘画,乃不为群议所沮。

  

   青木曰:贵国大臣中如李中堂深知中外,更事亦多。本大臣前任德使时相遇于柏灵,与谈时局,极承推许。

  

   答曰:李中堂老成谋国,闻于此举极以为然。

  

   青木曰:此番联好,出自宸断,可为大局庆贺。但以今日时局危迫,至于此极。贵国始翻然变计,本大臣转为惋惜,恨其太迟。

  

   答曰:从前彼此失好,多误于浮言,海外情形我政府又未尽悉。甲午之役,三国出面干预,胶州一让,要索更多。推原祸本,未尝不由阋墙而召外侮。中国安危,关系亚洲全局,贵国亦当同于休戚。

  

   青木曰:本大臣关怀中国已数十年,前宦德京,后归我国,每遇贵国公使,无不以永坚和好,合力共守,勿以朝鲜小故酿成大祸,贻东亚忧,开诚相告,属其上陈久之。贵国似仍无所闻,卒至决裂。今闻君言,海外情形,政府未悉,诚非虚语。俄自辽东执言阻我防守,势遂张于北方,哥萨克士兵纵横满洲,西伯利之路思接北京,至旅大事起,兴船坞,运兵械,舁置炮火,添备战船,聚众已八万余人,其意将欲何为,贵国亦应省觉。况辽沈乃龙兴土地,岂容沦陷外人。我非筮仕贵国,然闻外人要割中国土地,则如剥肤之痛,寝食不安,实由利害所关,故亦情不自禁。我国君臣无日不以亚洲大局为念,年来水陆兵备并加整顿,设遇敌兵二三十万尚不足惧。倘敌至吾境,则民尽为兵,亦不能长驱直入,是我国自守之计已属完密。再与贵国一气相联,全力共守,则亚东之局自保。论中国边防,俄在北,法在南,然法尚不足忧,俄则实为可虑。中国宜赶练陆师三十万,以二十万扼守北方,驻十万于扬子江,策应南北,乃能自立。本大臣办外交二十余年,深知其情。当此之时,贵国或以百万之俸聘我为总署客卿,我不敢往。倘贵国练有三十万精兵,能战能守,即以我国半俸相召,我亦乐从。盖办外交而无兵力济之,公法亦属空言,断难据此争胜。

  

   答曰:我国亦知俄居心叵测,辽沈宜防,故荣相主练兵,刚相主筹饷,朝廷必极倚赖。

  

   青木曰:练兵、筹款章程,我国按西法,亦有损益。宜细查考今日西国,既联交好,不同恒泛,若有借助,必能代劳。昨奉我国大皇帝面谕,贵国来电改由外务大臣转呈,归国之日望为奏明。

  

   答曰:一一如命。语毕遂出。

  

   刘学询、庆宽的访日,当时已遭到御史张荀鹤、胡孚宸的非议,其中胡孚宸的奏折中确有“臣又闻,十八日(7月25日)俄公使对总署大臣言及此事,颇为不平,愤愤之心,形于词色”一句。胡折上于7月29日,青木8月5日就能收到情报,可见日本情报工作之彻底(刘、庆此时肯定对此不知情)。最新的研究显示,日本驻北京公使馆在清朝军机处或方略馆收买了内奸,定期提供军机处最高等级的内部奏报。

  

   青木周藏以“俄忌”为由头,称之“不能干预”,言辞中稍稍涉及当时亲俄的李鸿章,颇见心计。从整个记录来看,青木成了刘、庆的导师,耳提面命;刘、庆有如青木的私仆,唯唯诺诺。俄国本是日本的对手,青木将之称为清朝最大的威胁,让清朝练兵三十万,与日本“一气相联,全力共守”。尽管清朝内部似乎从未有人提出过以“百万之俸”聘青木为总理衙门的“客卿”,但他却自豪地宣称,若听从他的计谋,可以降到“半俸”。青木最后提到“练兵、筹款”两项,又称“若有借助,必能代劳”,与伊藤博文的劝词是相同的。至于日本天皇的“面谕”,则是直接否定了清朝建立最高一层热线的提议。

  

   根据刘学询、庆宽的《商务日记》,7月18日,他们与清朝公使李盛铎往外务省拜会青木周藏外相,“谈论时局甚久”;29日下午六点,与李盛铎往“上二町十五番”赴青木之宴,“与论亚洲时局甚详,至十二点始归”;8月6日,由小田切万寿之助来约,刘、庆赴青木邸宅,从下午六点“夜谈至一钟始归”。三次谈话的时间,超过十三个小时,刘、庆《问答节略》只记录了第三次即8月6日的见面,且只有以上千余字的内容。

  

   《问答各词》《商务日记》虽说是以刘学询、庆宽两人的名义上呈,但毕竟是刘学询主稿的,庆宽为了能够有更好的自我表现,以引起慈禧太后的关注,还单衔另上《说折》。与只是记录、不加评论的《问答各词》《商务日记》大不相同,《说折》更多是庆宽的建策。

  

   庆宽《说折》的前半部分,是在《问答各词》之外,另外录下“所有日本大臣另行面告奴才之语,暨大臣遣友传告各语”,并加上了自己的评论,以“伏乞慈鉴”。共有七条,第一条最为重要。庆宽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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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的叙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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