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胜: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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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胜  
但是, “成长的烦恼”依然存在。2010—2012年我国经济出现了连续11个季度的下滑, 2012—2013年更是连续两年跌破8%, 而且没有迹象表明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能恢复到原来的高速增长数值上18, 我国经济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三期叠加”19阶段性特征之后, 作出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经过六年多的实践证明, 习近平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是准确的。20

   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新的历史阶段, 原来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的作用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需求侧管理政策作用大大减弱。个性化、多样化消费已经成为主流, “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已经结束;传统产业和房地产投资已相对饱和, 投资带动经济的难度增大;出口的比较优势逐步消失, 对经济带动作用减弱, 因此, 在新常态下, 传统刺激经济的需求侧管理边际效果下降。货币政策的刺激进入了“流动性陷阱”边缘, 货币常常改道流向虚拟经济, 导致资产泡沫;财政政策的刺激不仅难以发挥“乘数效应”, 而且由于投资机会减少, 还对私人投资产生了部分甚至全部的“挤出效应”。在这个阶段, 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 农村剩余劳动逐渐被现代工业部门所吸收, 人口红利消失, 劳动力市场由过剩转向短缺, 即所谓刘易斯拐点出现, 工资的快速上升也必然意味着收入分配状况开始出现好转, 即出现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 生产方式基本完成从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的转移, 此时, 进一步的增长将使工资快速上升。这个阶段, 我国的比较优势将消失, “雁行理论”将失效, 迫切要求以技术进步为特征的新要素供给来提高经济增长。

   总的来说, 我国在跨越“贫困陷阱”的优势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已经不复存在, 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要满足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单靠传统的需求侧管理办法已经无法做到, 必须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和主动选择, 是问题倒逼以解决中国中长期经济问题的根本之道, 也是经济治理的有效药方,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发展主线的改革构成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一个鲜明的特征。

  

   四、新常态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构

  

   改革开放40年多的经济发展变化史也是一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史, 其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 其核心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其难点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容性问题。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起点, 我国开始尝试在指令性计划中注入市场因素, 在指令经济的生产和交换条件下, 寻求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安排。该阶段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施、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价格的双轨制改革为鲜明特征。当时为了突破制度的篱笆, 出现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厂长负责制、以董事会代替党委会”等关键词, 例如, 1984年10月开始从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转变为厂长 (经理) 负责制。21

   经过近15年的改革,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已发生很大变化。一方面, 计划经济与市场的对立已基本消除, “国家调节市场, 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基本形成, 国有企业已初步成为了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 由市场为主调节的个体和私营企业已经有了一定发展, 消费资料价格已由政府直接定价的比例大幅下降而转向市场调节价格 (如1990年就已超过了50%) , 工业品生产资料价格已由双轨制转向了市场单轨制, 为进一步发挥市场资源配置作用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入, 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模式问题越来越突出, 改革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在逐渐暴露, 改革的边际收益在明显减少, 而在同时中国经济发展还面临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引发的世界格局大变动的剧烈冲击, 在这种情况下, 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 突破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能相容的误区, 引导我国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辅助性作用”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新阶段。

   又经过20年的改革,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容性难题基本解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已经确立并得到进一步完善。从表面看,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已经解决, 但是实际上并不尽然, 政府与市场关系并没有因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确立而一劳永逸地解决,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边界并不清晰, 政府不作为和乱作为现象常见。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 需求侧管理作用已大大减弱, 传统刺激经济方法已经失灵, 要实现产业从低端向中高端转变,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必须进行体制机制创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创造性的重构,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 提出经济体制改革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并明确提出了“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新突破。

   对于为什么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习近平指出:“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市场经济本质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做出‘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 有利于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 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 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22

   从表面上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改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所作的只是微小的改动, 学术界也存在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本身就表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这种修改没有必要的说法, 但是事实上这一改动意义重大, 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党中央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作用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传递了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以市场为主要配置资源机制的信号。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的“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没有变”判断, 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会变, 从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要作用就不会变。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既要发挥市场作用, 也要发挥政府作用, 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职能是不同的。2014年5月, 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 明确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 要讲辩证法、两点论, “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 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 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对于为什么在经济建设中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以下简称《建议》) 已经阐明,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是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政治保证。”在2015年10月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 习近平对新常态下党的领导工作也作出说明, 他指出:“我们党要带领13亿多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必须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创新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观念、体制、方式方法, 提高党把握方向、谋划全局、提出战略、制定政策、推进改革的能力, 为发展航船定好向、掌好舵。”23对于党在经济建设中如何发挥党的领导作用, 《建议》也作出明确规定, 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 主要是把握方向, 谋划全局, 提出战略, 制定政策, 推动立法, 营造良好环境。在党委和政府的职能划分上也非常明确, 涉及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重大方针政策、工作总体部署以及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 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经常性工作则由政府及其部门按照职责权限进行决策和管理。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 我国政治生态有了质的好转, 为克服改革开放以来党在经济等工作上的弱化创造了条件, 新常态下经济的复杂性和向高质量发展方向转变的需要为加强党对经济工作领导提出了新的要求, 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的党的领导,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是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政治保证”。也就是说, 党的领导不仅可以克服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失效”, 而且还能发挥引领作用。事实上, 习近平在《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认识》中在“社会主义是否能够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正确处理政治与经济关系”论述中已作了详细的论证。简而言之, 要发挥“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和“市场经济优化资源配置的经济优势”, 正确处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从政治角度来观察经济问题”“从经济角度来观察政治问题”, 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也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同时, 还要善于驾驭政府和市场关系, 发挥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24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对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创造性重构, 正如习近平所讲的, 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的突破,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的成果。25

   【注释】

   1 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279.

   2 (4) (5) (6) (12) (13) (14)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272, 253, 130, 272, 138, 158, 370.

   3 (11)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150, 164.

   4 (8) (9) (10)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34, 43, 38, 35.

   5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组编.改革开放四十年:理论探索与研究:下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51.

   6 1978年我国的经济水平仅相当于“富裕国家的6.8%, 世界平均水平的22.1%。工人的人均住房面积仅3.6平方米, 比1952年还少0.9平方米。详见蔡日方等.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1978-2018)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7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12/18/c_1123868586.htm.

   8 郭冠清.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创新[J].社会科学辑刊, 2018 (5) .

   9 “三期叠加”指的是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参见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73.

   10 王立胜.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8 (17) .

   11 蔡日方等.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1978-2018)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12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499。

   1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 [M].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7:19.

   14 郭冠清.论习近平《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认识》一文的学术贡献[J].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8 (1) .

   1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一卷) [M].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8:116.

   (原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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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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