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剑利:以女俗论教化:晚清来华传教士的“文明”教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9 次 更新时间:2019-04-16 01: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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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剑利  
但以分别男女,冀稍遏其私欲”,此无异于“逐其末而不端其本”。(51)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说:“天主当初造物,一男一女,参阴阳之妙化,配天地之自然,原无轩轾于其间。”(52)西方男女并学、一夫一妻、男女平分家财以及同等自由等,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基督教“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代表了“文明”与“教化”之美。林乐知选译西人所撰《美女可贵说》一文,以美国作“文明”世界的榜样,对此做了集中表述:“万国之中有美国,其人最喜指其妇女之地位,以表其国之教化”,分而述之,其要者有:男女财产平权,“女虽未嫁,已有治产之权,其产或父母所传,或他人所赠,皆得自主”;女子操业几与男同,其“操上工者,为行医、教书、主笔、治律之属,多于欧洲各国”;女之向学“盛于欧洲”,男女“同学同班,学日以迁,女子皆不亚于男子”;女子“出入无禁”,时有上等女子出远门,“购买车票,只身往来,旁人既不以为奇,而且敬礼之”,城市中人亦视女子出门为常事,“闺阁瑟缩之风,一扫而空矣!”综而言之,天下重女子者无逾美国,女子以礼自持,狎亵之风不禁自绝,境中教化较欧洲“更进一步”。(53)

   以女子为教化的表征,传教士树立了一个“文明”的西方形象,同时明示了一个与此相对的“野蛮”的东方形象、中国形象。文明的西方是基督教世界的样板,传教士对这一样板的来历做了一番说明。艾约瑟说,耶稣教未行之先,泰西诸国之妇女甚为卑贱,“即衣食亦不得与男子并”,“迨耶稣教行,男治外,女治内,各无相渎,而妇女视从前较胜一筹矣!”(54)换言之,西方女子所享有的“男女平等”的地位并非古已有之,而是沐天主之恩。《万国公报》明确说:“基督之道,为振拔女人之道”(55),“泰西女子其地位有如是之高,必有一大根源在,宗教是也。英美之宗教,在释放女子,提挈女子……如耶稣福音所至之国,男女平等之说,渐以发明,而昔时所谓必幽闭愚昧、方足保其贞节之谬谭,不复能行”(56)。林乐知在通考全球五大洲女俗后说:“凡有道之邦,即信上帝之真道者,其男女无不平等,无道之邦,即不信上帝之真道,而别有所谓一切道者,其男女无一平等。此可知男女之平等不平等,在于其所信之道,道如是,则其教化亦如是,即其待女人,亦必如是矣!”“夫以中国固有之儒教,加以印度传来之佛教,及天方诸国传来之回教,皆为暴虐女人之教道,何怪乎轻视女人之风俗,成为华人之公见乎?”(57)传教士有关基督与文明的附会,清晰向中国人传达着:听从福音,方能善待女人;拥抱基督,亦即拥抱文明。

  

   四、余论

  

   习俗承载文化。在近代中西竞争中,中西习俗孰优孰劣问题关乎文化的优劣,从而也关乎文明征服的政治。传教士借西方的强势来到中国,基于基督教的平等观念对中国“男女有别”“重男轻女”的习俗发起批评,指责其为“以强凌弱”式的“下等动物之所为”,以西比中表明了中国“野蛮”,西方“文明”。不过,他们的论说却被西方“以强凌中”的不平等现实变相打脸。晚清使臣志刚1869年访英期间曾诘问一名登门传教士:西人既习耶稣教,当遵其道,爱上帝以爱人,“又奈何终岁以坚船利炮到处争战杀人乎?”(58)志刚的诘问让冠西方以“文明”之名的传教士顿时语塞。

   传教士以“教化”为名批评中国女俗,混合了改良的善意与征服的雄心。为了证明教化中劣西优,他们谈论中西女俗的尺度其实是双重的:夸大了中国女俗的阴暗面,而对西方类似的“陋习”往往轻描淡写。譬如溺女,这一现象虽然在中国存在,但是否像传教士认为的那样普遍却值得怀疑。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W.H.Medhurst)1872年就对溺女普遍性的说法表示了质疑,认为此说是误解、想象与夸大同时制造出来的,他说:“有些城市和地区有杀死女婴的习俗,有的很不显著,有的则更少;也有些地区根本没有这一习俗,我认为同欧洲某些城镇盛行的陋习相比,在大多数城市里这种行为并算不了什么,害处也不比欧洲的大,其唯一的目的便是企图掩盖过失。”另一名观察者戈登(C.A.Gordon)的见闻支持了麦华陀的看法,他发现中国也有西方那种弃儿养育院,如天津育婴堂,里面的女孩“地位相当高,待遇很是优厚,从不遭罪,从不受侮辱和歧视”,中国人给予弃儿的关爱并不逊于英国。(59)溺女普遍性的观点显然与此矛盾。再如缠足,传教士虽然将其与西方的束腰并提,但认为二者的性质并不相同,前者在中国是“全民性的”,后者在西方只是“偶发性的”(60)。换言之,前者是野蛮的标识,后者只是文明的瑕疵。

   传教士抑中扬西,而受其影响并致力变革中国女俗的康有为则认为,中西女子的境遇其实并没有本质差别,因为女子遭受“苦趣”是世界普遍现象,禁锢女子是各国通行之法,欧美虽“略近升平”,但妇女仍“为人私属”,去“公理”甚远,她们只是在学问、言语、宴会、观游、择嫁、离异略可自由些,与中国女子相比被禁锢的程度稍轻,“而其为禁制则一也”。比如,欧美各国女子皆入学,但仅限初等,女子“与博士、文学士之选者落落晨星,或且一国无有”,美国女子从事职业主要限于医电各职,“余官则仍不得充焉”,“其与各国偏抑女子之弊,亦五十步百步之比耳”。(61)依他所见,中西女俗皆属不文明。其实,半个多世纪前,法国思想家傅立叶(Charles Fourier)在批评西方文明时就曾指出:“侮辱女性既是文明的本质特征,也是野蛮的本质特征,区别只在于:野蛮以简单的形式所犯下的罪恶,文明都赋之以复杂的、暧昧的、两面性的、伪善的存在形式……对于使妇女陷于奴隶状态这件事,男人自己比任何人都更应该受到惩罚。”(62)西方女俗并不像传教士宣扬的那般体面。19世纪下半叶一些西方观察者指出,“许多丑恶现象在中国存在,同样也在所有的国家里发生,在那里,丑恶的品质和政治上的不满非常流行”,不能因为中国存在“恶习”就片面地将其定义为“野蛮”(63)。

   “教化”在某种意义上带有虚饰性,从根本上说,传教士批评中国女俗是拓展其在华福音事业的需要,因为中国女俗讲“男女有别”,而这一习俗其实有碍福音传播。丁韪良在其回忆录中提及,云南一位布政使曾给过他一份预防教案的提议,其中有两条说:“中国基督徒的女儿不准做修女,传教士不准住在中国基督徒家中,以免除淫乱的怀疑”;“妇女不准和男人一起参加公共礼拜,以免除不体面杂交的指责”。(64)“男女有别”的中国女俗与福音事业并不相容,传教士的批评也就在情理之中。

   传教士以“教化”为名,为中国人定做了一套变革女俗的“文明”教程,文化征服的意图相当显明。需要指出的是,这套教程虽然未能帮助传教士实现收编中国的梦想,但影响了当时以及后来许多求变的中国士人。维新时期“废缠足”与“兴女学”运动的兴起便与其有直接关联,随后愈演愈烈的女权运动对传统礼教的批判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在挪用其中的话语。应该说,中国世风后来逐渐西化,传教士功不可没,其中的吊诡在于,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同传教士的教程,传教士的福音事业却被中国人晾在了一边。

   注释:

   ①丁韪良:《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沈弘、恽文捷、郝田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7页。

   ②郑观应:《论传教》,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1页。

   ③《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是西方传教士于1832年在广州创办的一份英文期刊,按其第一任主编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eman)的说法,该刊要“全部地成为上帝的工作”,“促进上帝的荣耀,和他所造人类的幸福”。参见Eliza J.Gillett Bridgman,The Pioneer of American Missions in China: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New York:A.D.F.Randolph,1864,p.74。

   ④Ira Tracy,“Remarks,concerning the Conditions of Females in China,” The Chinese Repository,Nov.1833,vol.2,pp.313-316.晚清中国人包括懂汉学的西方传教士,在19世纪多以“教化”/“有教化”来对译西文“civilization”/“civilized”,较少将其译成“文明”,而且“文明”一词也多是在与“野蛮”相对的意义上使用,意思大体与“教化”等同。有鉴于此,本文在此将特雷西文中的“civilization”译为“教化”,而且也不对“文明”与“教化”二词的含义做特别区分。关于“文明”一词的意义在近代中国的扩展与变化,参见黄兴涛:《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

   ⑤理雅各:《智环启蒙塾课初步》,“第154-157课”,香港:香港英华书院1864年版。另参见黄兴涛:《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宋少鹏:《“西洋镜”里的中国与妇女:文明的性别标准和晚清女权论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2-23页。

   ⑥William Channing Woodbridge,Rudiments of Geography,on a New Plan (Nineteenth Edition),Hartford:Published by John Beach,1838,p.49.参见宋少鹏:《“西洋镜”里的中国与妇女:文明的性别标准和晚清女权论述》,第12页。

   ⑦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4页。

   ⑧马克思:《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9页。

   ⑨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妇女的屈从地位》,汪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06页。穆勒该著写于1869年。

   ⑩傅兰雅:《佐治刍言·论文教》,近代文献丛刊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11)林乐知撰,任保罗述:《论女俗为教化之标志》,《万国公报》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号,月刊第172册,台湾华文书局1968年《万国公报》影印本,第21733-21734页。该文系《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之末章总论。本文所引《万国公报》均为台湾华文书局1968年影印本,不再特别标注。

   (12)英国议院大臣布兰飔著,林乐知译,蔡尔康录:《美女可贵说(并引)》,《万国公报》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号、六月号,月刊第125册,第18533页。

   (13)宋育仁:《泰西各国采风记》(1895),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138页。

   (14)约·罗伯茨编著:《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蒋重跃、刘林海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页。

   (15)林乐知撰,任保罗述:《论女俗为教化之标志》,第21734-21736页。

   (16)卫三畏:《中国总论》(上),陈俱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46-547页。

(17)《续教化论》,《万国公报》光绪五年七月二十日,周刊第12年554卷,第6631-6632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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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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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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