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剑利:以女俗论教化:晚清来华传教士的“文明”教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0 次 更新时间:2019-04-16 01:01:17

进入专题: 传教士     女俗     教化  

杨剑利  
在智力上“并不愚笨,只是无知”,“由于不能上学,她们只能在若明若暗的朦胧状态中长大成人”(20),这无异于暴殄天物。女子知学能去恶从善,关系家国甚重,但自孔子以来,中国“圣训百世不变”,中国女子“至今无长进之盼望”,中国之教化也因此不能有“长远之景象”。(21)

   凌虐女子的第三大习俗是“缠足”,林乐知认为:此乃“中国最恶之风俗,亦为中国汉人独有之风俗”,“究之作淫巧,残形体,有百害,无一利,未有如缠足之甚者”。(22)丁韪良(W.A.P.Martin)亦觉得“它的残暴性超过了西方任何一种变态趣味,包括对蜂腰和扁头的嗜好”(23)。对于这一相沿甚久、朝廷禁而不止的习俗,《万国公报》同治年间创办不久就开始发文追源溯流,展开批评。传教士比较普遍的看法是,缠足“诲淫邪状”,“戕乎天质,逆乎天理”,有负上帝造人之道,也违背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中国孝道古训,不仅令女子“痛苦难堪”“跬步不端”“坐视如缚”,也妨碍生计,废伤人伦,败坏心术。(24)在裨治文看来,这种逆天害理的习俗之流行,表明了中国道德教化的“无效”(25)。

   除了林乐知总结的三大端,中国女俗引传教士群起而攻之的还有溺女。溺女现象中国古已有之,如《韩非子·六反》所记:“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虽然中国历代官方均禁溺女,清代曾明令将溺女之人照故杀子孙律治罪,但民间部分地方或因贫不能育,或虑遣嫁滋累,或恐乳哺耽误生男,“甫下胞胎,立时致毙”的“忍心灭性”之事时有发生,而告发者寥寥。(26)1843年,美国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以他在福建的长期观察与记录为据,向西方披露了中国民间这一秘而不宣的习俗。(27)丁韪良初到中国曾在浙江乡间山谷见过许多劝诫不要弑婴的传单,他在回忆中说道:“当我就这个话题询问别人时,有一位男子玩世不恭地表示,之所以要打发掉那些女婴,是因为怕她们长大以后会给父母带来羞辱。”在他看来,这种令人震惊的犯罪在中国许多地方肆虐,是国家荣誉的“重大污点”,“足以使一个民族声名狼藉”。(28)传教士大多相信溺女现象在中国各地普遍存在,在他们看来,这一现象伤天害理却厉禁不止,其根源就在中国人重男轻女,缺少教化,只有福音才能改变这种状况。

   传教士还注意到了中西婚俗的差异,卫三畏在《中国总论》中介绍说:中国人的婚姻大事操控在家长手中,家长通常在孩子十一二岁就为他们订立婚约,而女子订婚后一直到出嫁,都要“严格地与外人隔绝”,这与西方大不相同。由于男女隔绝,“在办婚事的全过程中,有时可能出现骗局,上轿的不是订了婚的那一位,而是另一人,或是男的弄错了他想娶的女子的名字”。中国女子在婚姻中“被剥夺了自主选择伴侣的权利”,她婚后得到的同情和爱也“比不上基督教国家的妇女所能享受到的。她的婆婆还常常是她最大痛苦的根源,要求她有着孩子般的顺从和奴隶般的劳动,不服从和怨恨是常有的事”。(29)中国女子在婚姻中受轻视,被薄待,她还得忠于丈夫和家庭,“指控妻子不贞”是丈夫与妻子离婚的“最好借口”(30),而与此相对,男子纳妾现象却相当普遍。卫三畏报道说,虽然社会下层纳妾希见,“但商人、官员、地主因景况较好而娶了一个或更多的妾;在这类家庭中可能占五分之二。尽管他们相信‘十妇九妒’的谚语,意识到多妻妾会引起不和,而讲排场、赶时髦成了增添女人人数的原因。也许可以说多配偶的最大支持来自妇女方面。妻子寻求增强自己的地位,弄了更多的女人进屋,以减轻自己的事务,满足自己的幻想。中国人解释这一关系,将妻比作月、妾比作星,两者各得其所,都围绕太阳转”。(31)

   传教士对中国女俗的批评涉及中国女子生活的方方面面,归结起来就是中国女子“地位低贱受歧视”(32)。美国传教士怀礼(Isaac William Wiley)1877年重返中国后曾对中国女子的生存状况做过一个总括性报道,其中说:“在停泊岸边的小船上,你可看见她在狭小的屋里,地位低下,受到忽略,她乘船穿梭在广阔的河面上,以打渔维持生计,在困苦中养育孩子。你可以看到她在烈日炎炎的酷暑中劳作,播种、收获,并用她的肩膀挑起货物到市场,而同时她的漠不关心的丈夫在和孩子们嬉闹,或在家里吸烟或鸦片。你可以看见她走街串巷,挑着沉重的担子,做着仆人的活计,像男子一样从事体力劳动,并和粗鲁、半裸的男人们竞争着。而在社会的另一个阶层,你可看到她幽闭在家里,深居简出,有着妻子的名分,却被用作主人的奴隶,承担着家庭的责任,但得不到爱和感激的回报。你可以看见在更高的社会阶层中,她像是‘内室’里浮华、装饰性的同居者,与世隔绝,拥有着空洞无价值的妻子的名分,却充当着被买来的侍女的角色,她可以用音乐、刺绣和打扮来自娱度日,还时刻想着取悦主人,满足主人的愿望,从没有梦想过她有权成为他平等的伴侣,或期望因她的爱慕和善良而得到任何回报。你还会看到,在卖淫和声名狼藉的简陋小屋里,有最悲惨、贫困的女人,她们的堕落并非出自自愿,而是因为她的无情、贫困的父母将她卖给丧失人性的人。”(33)中国地广人众,不同地域、不同族群、不同阶层的人的生活方式或多或少会有所不同,传教士的发现和感受会不一样,但就像怀礼带有想象性的报道所表现的那样,他们几乎一致地认为中国女子从上到下普遍被不公正地对待。除了成为母亲和婆婆,借此变为“女神”,她们难有出头之日(34)。

   林乐知说:“西方文明教化之国,其待女人皆平等,东方半教化之国,其待女人皆不平等,若在未教化人中,则其待女人,直一奴仆牲畜无异矣!中华为东方有教化之大国,乃一观看待女人之情形,即可明证其为何等教化之国矣!”(35)经“上帝”之眼的格义,向以文教为傲的中华,蜕变成了一个有待福音拯救的半文明、半教化国家。

  

   三、“文明”的样板:传教士对西方女俗的宣介

  

   其实,为了揭露中国女子所受的对待是野蛮的,表明文明教化的中劣西优,为福音开道,传教士一直在树一块“文明”的样板,即向中国人介绍西方女子的生活与习俗,以此作为传教之外的另一种课业。

   传教士“文明”课业的一个重点是介绍与男学并重的西方女学。1873年,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辑《西国学校》在中国刊行;1883年,丁韪良又组织同文馆译员将德国人辑的另一本书《各国学校考》译成了中文。这两本书对西方学制的介绍非常详备,突出了男女并重的特点。以《各国学校考》为例:英国“学制共分三等,曰大学院,曰学堂,曰书塾,凡男女幼童,初学入书塾,继入学堂,肄业有成则入大书院。岁加甄别,第其甲乙”;法国“国中高材博识之士时不乏人也,特是学业不但盛于儒生,而教化又下及乎女子,国中女塾公私并设,不栉之流咸工笔墨而娴吟咏琴歌,化理数学方言,无不兼通,并擅统计,国中男女学生约二百九十万”;德国“各处城乡皆有学堂,由地方官捐建经理,通国幼童无论贫富,男女自七八岁起,皆入学,至十五岁为小成”;美国“学制有六等,一曰初学学堂,即所谓公学由国家供给者也,凡府州县城以至都图乡镇无不设焉。凡七岁以上至十四五岁之幼孩,无不入焉。……人无论男女,境无论贫富,位无论贵贱,皆于公学中教训之”;瑞典“幼童俱入塾不收其资……七十一年查得民间自八岁至十五岁无分男女,悉皆入塾读书,约十分居九分七矣,男师五千三十九人,女师二千七百七十六人”。(36)除了这些专门著作,《万国公报》亦大力宣传,称“泰西各国男女皆读书”(37)。

   在传教士看来,重女学是基督教世界“文明”的一种体现,“既创男学而不办女学,殊非男女平等之道”(38)。花之安说,“妇女为学是至要之事,盖妇女具有灵魂才能与男子无异,男子需学道以明理,通书以增识,妇女亦然”(39),而中国只讲求“妇人能事舅姑,躬织作足矣,他非所尚”,又以“古来才女多蹈淫”,遂置女学不讲,“妇女不知书,只为酒食是议,则酒食之外,岂知尚有无穷道理乎?人生只为饮食居处,与禽兽何异?天赋人以灵明之性而人泊之,是慢天亵天也,慢天亵天者,能逃天谴乎?”在他看来,女学不仅能让女子明理,摆脱“禽兽”生活,其本身也事关教化育人,因为“丈夫在家之时少,妇人在家之时多,训子女,母之功多于父,苟为母未尝学问,何能训子?”(40)《万国公报》在光绪七至八年发起了“女学有益”的讨论,其中有人撰文指出,华人信“女子无才便是德”,以致女学不讲,“家之内政”无足重轻,“闺范之凌夷于斯为极”。(41)丁韪良则以美国为例来表明“女子无才便是德”系“瞽说”,他说:“美国学校男师有九万七千余,女师有十四万。无论男女十岁以下者,率从女师受教,故女子多有舌耕而广宣文化也。……夫闺秀身列学宫,一切女经女诫无不洞澈于怀,既终年伏案诗书之气必深,斯一旦结褵琴瑟之情自笃,不但与妇德无损,且守己倍著,贞操教子亦垂义训也,然则女学之设盖可忽乎哉?”(42)通过中西对比,传教士一方面树立了基督教世界重女学的文明形象,如《万国公报》所言,识者“以西国男女并教为至善也”(43);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中国女学不讲于教于德均有害无益。

   传教士“文明”课业的另一个重点是介绍一夫一妻的西洋婚俗。花之安在《自西徂东》中说:“凡西国合婚,务必男女意无龃龉,方为夫妇,若有一不允,即父母亦不能相强,以夫妇为人生终身之事,苟既完婚,断无乖离,倘非彼此情愿,恐日后不能和谐,定难相处。盖夫妇贵保守以谐白首,男既不能多娶,而女亦从一而终,此男女有同情也。夫从道理而行者,必爱敬其妻,敬妻之人,则不敢为恶而自顾体面。”(44)在他看来,“从一而终”“男女同情”是上帝建立的“夫妇之伦”,“在昔上帝之所谕:‘胶漆其妻’。盖夫妇虽异形,有偕老之义,无中道之弃,名分一定,则终身不可易。……故信之者,虽天子之尊亦不得有二妻,而不闻有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而其下更不必论也”。夫妇之伦失,则“纳妾之弊”开。(45)除了上帝之谕,在世俗层面,花之安提到,西国夫妻的法律地位平等,“妻可以告其夫,而夫亦可以告其妻,以夫妇无分上下,但当闻其合理与否耳”,不仅如此,“且官府更宜保护妇女,以女子软弱,易被凌虐也”。(46)

   花之安对西国婚俗的介绍含沙射影,有讥中国之意。一夫一妻是传教士眼中的人间“正理”,“人伦之一,风化所关”(47)。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在《泰西妇女备考》中说:“何以知一夫一妻之为正理乎?不观天之生人乎,天地间男男女女,畛域各判,彼此似不相谋,而统计万国男女之大数,其寡多不甚悬殊者,冥漠中未必无深意于其间也。即以势而论,一夫一妻,或治外,或治内,各有专司,交相为助,以之齐家而家齐,以之治国而国治,以之治天下而天下亦无不平。若一夫而娶数妻,权纵不致旁落,而人多则疑生,疑生则情隔,情隔必至于纷争。”(48)依传教士看,西国一夫一妻合“上帝造人之道”,行的是“正理”,而与此相对,中国纳妾“靡靡之习”走的无疑就是“歪道”。《万国公报》讥讽“歪道”说,“有贱丈夫焉,甫咏结缡,即谋纳宠,不以为非,理之正且以为事所当行,姬妾盈前,居然以多多益善也。”(49)

传教士的“文明”课业还涉及对西方女子的财产权、阃外活动等的介绍,前者如花之安所言,女子不论已嫁未嫁,有权“与兄弟均分家财”,亦“有权料理家业”(50);后者可见《万国公报》的“西国近事报道”栏目,其中不乏对西方女子当下生活的介绍,如“凫水”“行医”“手工”“从军”“周游”等等,凸显西方女子出入无禁、择业自由,与儒家女子囿于阃内形成了鲜明对比。林乐知以西比中说:“中国男女,分别最严,西国男女,往来无禁,乃中国之女俗,反不如西国。中国女子出门,为父母者,当存疑惧之心,西国女子出门,为父母者,不设防闲之法,乃西国女子,反较中国为善。”林乐知认为,问题就出在西人有“公德”,以之范围男女,而“华人不知以公德化其人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传教士     女俗     教化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5929.html
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01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