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慧:中苏分裂与中日两党反修“同盟”

——1960-1965年中共与东亚共产党党际关系研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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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宫本显治于2月15日抵达中国广东省省会广州市疗养。邓小平、康生、伍修权等中共领导人专程到广州迎接,以示对这个盟友的重视。邓小平等人与宫本举行了两次会谈,讨论了中苏两党的争论等问题。宫本在治疗养病期间一直密切关注着日苏两党会谈的情况,以及日本国内的反美斗争形势。日共代表团与苏共代表团会谈破裂后应邀访问中国。代表团先期抵达广州,向宫本汇报情况。这时在宫本看来,一方面,毛泽东会见听涛克己时对日共工作的指导性意见与日共的基本纲领存在差异;另一方面,他并不准备同苏共决裂,对日共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在苏共和中共两个大党之间保持日共的独立地位,既要反对苏共的干涉,也不能照搬中共的主张,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任务机械地搬进民主运动中”去。这样,经过商讨,3月19日,宫本显治和袴田里见联名以“关于当前工作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为题致函日本国内的政治局成员,提出:在民主运动中应从“反对分裂活动”的角度处理问题,而不是从“反对修正主义”的角度;民族民主统一战线集中到单纯反美的方向,轻视同国内垄断资本和反动派的斗争是不正确的,等等。这即对前一阶段日共片面强调反美斗争等问题提出了批评。

  

   3月21日至25日,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在北京与袴田里见率领的日共代表团举行了会谈。此时,毛泽东有可能已对宫本的意见及日共代表团的思考有所了解,3月23日晚7时,他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会见了日共代表团。毛泽东一开始就称赞刚结束与苏共论争的日共领导人说:“你们这次作了一次战,战斗很有成绩。”随即表示“对于一九五一年的日共新纲领,中国也有一部分责任”。双方的谈话共进行了两个半小时,其间直到吃夜宵时,毛泽东在饭桌上才又继续了他关于日美矛盾问题的话题。他提出:“日本的垄断资本可以分成亲美的和不亲美的”,如果“既反美,也反共、反人民”的垄断资本集团也想“抓反美的旗帜”,“日共该怎么办?”袴田里见回应说,“日美垄断资本间的矛盾在增加,我们要利用这一矛盾,结成广泛的反美统一战线”,但随后列举了一个谣传:部分日本统治者勾结右翼分子想发动政变,把左翼干部和日共干部都杀掉,利用日本人民反美的情绪,由法西斯分子起来争取日本民族的独立。借此委婉地表述了宫本关于日本的垄断资产阶级不会与日共联合的思想。毛泽东于是进一步做工作,指出:“我们要始终掌握民族独立的旗帜,充分利用日美垄断资本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可以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包括一部分反美的资本家”。“现在全世界有两条统一战线。一条是反帝的统一战线,一条是反修的统一战线。各国反动派都分属于这两个集团。”对此,袴田未再做回应。最后,毛泽东表态说:“日共同志有权利用我们中国革命的胜利”,“你们的革命也是我们的革命。你们的革命不胜利,我们也就不得了。”应该说,为了争取日共这个重要的反修斗争的盟友,毛泽东既要小心翼翼地回护宫本显治等日共领导人的感受,又要坚持阐述他的思路。

  

   十余天后,毛泽东在武汉第二次会见了日共代表团。其时,中共的“八评”——《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已经发表;而日共代表团则在4月2日赴朝鲜访问一周,与金日成等朝鲜劳动党领导人会谈后抵达武汉。这次会见时间长达三个小时,着重讨论的是反修论战问题。毛泽东建议日本、印尼、朝鲜、越南等党共同参与起草下一次世界共产党会议的决议草案。袴田里见在表示将去广州同宫本显治商量后,表态说:“毫无疑问,我党一定参加。”继之进一步提出:考虑到在国际共运中同修正主义作斗争时“需要同中国、朝鲜、越南、印尼等党密切联系”,“我们准备从日本派一名中委常驻中国,半年轮换一次”。毛泽东认为“很好”。根据对苏共在与日共会谈破裂后会致函日共提出批评的估计,毛泽东建议日共参考印尼共对苏共长信批评的回复,嘱咐“中联部”将印尼共的复信等材料译成日文交给日共。日共代表团在这次访问中看到不少反修文件,袴田表示,这对日共的反修斗争“有很大帮助”。中日两党在反修斗争中呈现密切配合之势,日共派中央委员常驻中国的做法,进一步为两党交换意见提供了组织保证。

  

   其实,面对一段时间以来苏共中央的指责,诸如日共跟着“中共和中国的领导人”“亦步亦趋”,日共“在几乎所有的问题上”都是“中国共产党的追随者”,等等,以及日本反共势力和资产阶级报纸的宣传,诸如日本共产党内有“中共派”和“苏联派”,日共是“按照外国党的指示行事的政党”,等等,为了表明日共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不是一个不加批判地追随和盲目服从哪个外国党的党”,宫本显治特别对受毛泽东理论影响较大的日共领导人听涛克己进行了批评和处理。是年春天,在宫本、袴田等日共重要领导干部不在国内的情况下,负责主要领导工作的听涛克己在毛泽东关于日共可以同具有反美倾向的日本垄断资本集团建立统一战线思想的影响下,压下了前述宫本和袴田3月19日致日共中央政治局的信,未予传达和组织讨论。由此,对社会党和“总评”计划搞的以提高工资为主要诉求的春季罢工斗争,日共中央只强调反美,而对反对垄断资本的罢工采取了轻视的态度,于4月8日就工会准备在4月17日举行罢工一事发表声明,将此计划定性为是“美帝国主义阴谋挑拨的罢工”,未予积极响应。这种做法,使日共在工会中的力量受到严重的打击。7月,日共八届九中全会批判了日共领导人在此次罢工问题上的错误,解除了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听涛克己的政治局委员职务。可见,尽管日共在当前反修斗争、意识形态论战中站在中共一边,但是总书记宫本显治格外注意保持日本共产党的独立性。只是,在中苏两党掀起的这场国际共运斗争的大舞台上,苏共和中共不同的对日共的方针,不断影响着日共的角色定位。

  

   此期,赫鲁晓夫的苏共领导集团显然低估了宫本显治在日共党内的威望及其领导地位基本稳固的状况,忽略了宫本等日共领导人强烈的独立自主意识。在同中共争夺日共支持的过程中,苏共领导人不仅对日共和日本的民主运动进行干预,而且令日共领导人戒心倍增的是,苏共试图扶植日共党内的反对派,进行不正常的组织活动。这样,当苏共支持的日共反对派难成气候时,苏共领导人在日共身上所下的赌注自然鲜有回报,其只能被日共领导人当作最恶劣的大国主义的干涉予以抵制,结果是不但为苏日两党关系的恶化推波助澜,而且还将中日两党关系推进到了最好的时期。

  

   苏日两党会谈破裂后,苏共中央于4月18日给日共中央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对日共的观点及方针政策提出批评。与此同时,面对日中两党日益接近的趋向,苏共加快了对日共干涉的步伐。一方面加强同日共党内的反对派政治局委员志贺义雄等人的联系;一方面插足日本的民主运动。

  

   关于苏共与日共反对派联系的情况。事实上,在1964年3月上旬日苏两党于莫斯科举行会谈期间,苏共方面就已开始秘密加紧同志贺义雄等人的联系。5月15日,日本国会批准和通过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志贺义雄违反日共的决定投票表示赞成。对此情况,莫斯科广播电台对日广播、塔斯社和《真理报》等宣传机器,当即开始有系统地进行报道和述评,公开支持志贺、铃木等人的行为,指责日共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态度。日共中央迅速作出反应,于翌日发表声明,指称志贺的行动是反党行为。鉴于“理论方面的修正主义具有转化为组织方面的修正主义的危险”,日共中央政治局在决定暂停志贺义雄作为日共议员的权利之后,立即于5月21日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将志贺、铃木(Suzuki Ichizo)开除出党。《赤旗报》并连续发表社论等文章,宣称日共不能容忍追随现代修正主义的志贺从事派别活动;揭露其同一个外国势力互相勾结,暴露了“在这个外国势力的指挥棒下跳舞的丑恶叛徒”的嘴脸。这种批判和揭露虽然没有点名,但其目标直指苏共却是显而易见的。志贺等人被日共中央全会开除出党后,苏共亮出了“全面支持和援助志贺等反党集团”的态度。6月30日,志贺和铃木公开宣布,要成立政治组织“日本之声同志会”,发行周报《日本之声》,在下届大选时参加竞选。苏共领导当日就通过《真理报》等媒介公开表示支持和鼓励。《日本之声》7月15日发行,次日的《真理报》即称颂该周报是“爱国者”的“战斗的机关报”;并把《日本之声》当作日本共产党人唯一的代表性的机关报,取代《赤旗报》在苏联各地出售。

  

   关于苏共干预日本民主运动的情况。早在1964年4月,苏联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席伊凡诺夫(Ivanov)率领苏日协会代表团出席日共领导下的日苏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即向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的领导人表示对大会通过的方针感到不满。7月份,苏联驻日贸易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又向日本一家公司的总经理建议,或改组日苏协会,或退出日苏协会。是月,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副主席茹科夫(G.A. Zhukov)率苏联代表团出席日本“遭受原子弹氢弹灾害三县联络会议”召开的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期间,参加了日苏协会里的日共反对派组织的会议,表述了鼓励他们改组日苏协会的意见。继之,8月底到10月初,应苏日协会邀请访问苏联的日苏协会前任理事长松本七郎(Matsumoto Shichiro)在回国后,即公开以改善日苏协会为名,开始了分裂活动。其间苏日协会还邀请当时已被日共停止党籍或开除的曾在日苏协会地方支部工作的人访苏,商谈如何破坏日苏协会的问题,公开摆出了干涉日苏协会内部事务的姿态。而苏共领导人米高扬(A.I.Mikoyan)6月份访日期间的一些活动,也被日共方面说成是“到处撒卢布,收买喽啰”,“笼络日本修正主义分子”,试图“另搞一个日苏友协”,进而指斥其对日本的各民主团体进行了分裂策动。7月30日至8月2日“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在东京举行。此前,苏共支持日本工会组织“总评”召开分裂性集会,与日共主导的反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世界大会唱对台戏。苏联《真理报》和塔斯社在报道中,将“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称为是“中国代表团及其傀儡”们的“京戏”、“巡回演出的杂技团”,等等。世界大会开幕后,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的部分领导人不仅退出大会会场,而且还参加了“分裂主义者”的大会。与此同时,还支持和鼓励日本社会党的反共政策。茹科夫并帮助被日本和平委员会开除的人,建立同日本和平委员会相对抗的组织。10月9日,伊凡诺夫在对“日苏协会社会党访苏代表团”的讲话中,一面指出“日苏协会不是政党”,“过分地参与国际问题是不好的”,一面明确提出:“需要努力孤立反苏的一部分人”,“我们不想干涉内政”,但是,必须“开始有组织的斗争”,“反对日苏协会一部分领导的不正确的行动”;“更简单的方法”就是“发表一个声明,表示我们不再以日苏协会为对象”,“如果协会今后继续站在进行反苏活动的立场上,那么,我们就有权同日苏协会决裂。”

  

   与苏共做法不同的是,毛泽东和中共一直非常看重日共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党的地位和影响力,在日苏两党矛盾发展的过程中,中共领导人不仅不断检讨在日共成长的历程中中共所犯的大党主义错误,注意照顾日共的民族感情,尊重其独立自主的立场和诉求,力图消弭日共对中共的历史怨气,而且始终给宫本显治领导的日共以强有力的政治支持和声援,及时报道日共领导的各种斗争活动,大量转载日共《赤旗报》发表的反修、揭露苏共插手日共内部事务、反驳苏共指责的文章,以及日共中央的决议、声明等文件,密切配合其反对苏共干涉、反对党内分裂主义的斗争。

  

7月14日中共中央“九评”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发表;7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回复苏共中央6月15日关于召开兄弟党会议的来信。这封复信的结尾有毛泽东加的两段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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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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