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宇 陈达飞:户籍制度改革:历史路径、政策意图、房价影响与现实困境

——人口红利的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19 次 更新时间:2019-04-11 23: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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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年代是生育高峰期,一位女性最高平均生育6.4个孩子(1965)。1969年开始,总和生育率跌破6,整个70年代一路下行,1979年跌到2.75。80年代中期开始,计划生育政策进一步收紧,总和生育率继续下降,到1992年跌破2.1的替代水平,这直接导致18年后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近几年计划生育政策的逐步放松,并未扭转生育率低迷的现象。国际经验也证明,生育率随着经济发展而呈现下降趋势,且难以扭转。

  

   人口流动的制度性壁垒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共同结果就是“未富先老”,人口结构提前老龄化。相比其它亚洲国家,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中国的人均收入在老龄化来临之际,尚且处在中等收入水平。从201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算起到2023年进入高等收入国家行列,中国花了13年,而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前,就已经完成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型。同样,在城市化方面,中国也远远落后(如图3所示)。全面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刻不容缓。

  

图3:中国人口结构与城镇化率变化

数据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银行

说明:生产者/消费者比重,可以理解为人口抚养比的倒数。


   人口红利消失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GDP潜在增速的下行。 如图4所示,在2004年刘易斯拐点之后,潜在GDP增速在2006年达到顶点,之后便是08年的金融危机,正式开启了中国GDP增速下行的周期。虽然这是需求侧冲击,但从长期趋势来看,供给侧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中国GDP增速持续下行的关键。

  

图4:中国潜在GDP与实际GDP增速的变化(1979-2020)

资料来源:陆旸和蔡昉(2013),WIND,笔者绘制

  

三、户籍制度改革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含义


   户籍制度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笔者认为,政策意图主要是从流动人口的角度延续人口红利。

  

   供给侧的核心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刘世锦,2015;蔡昉,2014),放开户籍制度的限制,有助于吸引人才,提升城市的创新活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价于人才是第一生产力。在劳动力绝对数量收缩的大背景下,户籍制度改革,仍将从劳动力的数量(流动人口数量)和质量两个层面,从供给侧对经济增长形成支撑。

  

   另一方面,户籍制度改革也有需求侧的含义,它与深度城市化战略紧密联系在一起。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城市化率一旦超过60%(也有说法是50%),将进入增速换挡的新阶段。2018年,中国的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3.37%。如果以东亚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平均水平为参照系,从户籍人口角度来说,还有近40个百分点的空间。但是,户籍制度的存在将大大压缩城镇化的空间。所以,户籍制度改革,也将进一步打开城镇化的空间,即使是将“准市民”这16%的部分人口变为市民,也能带来消费能力的提升。

  

   据周天勇和王元地(2018)的测算,人口迁移管制对消费、收入和总产出都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他们将消费者划分为三类:城镇户籍居民、城镇非户籍居民和农村居民。2016年,按可支配收入消费率计算,这三个群体的人均消费分别为25382元、17702元和10138元。因人口迁移受阻留在农村的人口的消费需求损失26665亿,因户籍限制而不能转为市民的非户籍城镇居民的消费损失为17150亿元,两项损失加总占当年消费总额的18.52%。除此之外,城镇化率的提升和城市群的建设,会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需求。

  

   但是,户籍制度改革的供给侧效力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发挥,短期内,其对地产需求的拉动会更加明显,这实际上又会反作用于供给侧,对供给侧形成挤出。

  

   笔者的一个基本看法是,房价上涨与劳动力供给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目标是相违背的,有大量学术研究作为此结论的支撑。图5选自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王永钦教授的一篇文章(留言赠签名书 | 王永钦:中国货币政策为什么失效?——基于杠杆周期的解释),可见房价与全要素生产率的负相关关系。逻辑很简单,房价上涨利于有房者,他们是城市的存量劳动力。但房价上涨不利于城市新增劳动力,他们才是政策本应该关注的群体。房价上涨会增加潜在的新增劳动者的生活成本,必然成为阻碍其流向城市的因素。

  

图5:房价与全要素生产率(TFP)负相关

资料来源:王永钦(2018)

  

   所以,关键问题是,户籍制度改革,能否与坚持“房住不炒”相结合?结合起来,户籍制度改革才能发挥其供给侧的效果。否则,就只能是需求侧的炒作了。结果如何,就看相关配套政策了。

  

   针对本轮户籍制度改革,笔者与几位师友也交换过意见,一位在深圳从事投资的朋友认为,无论什么需求侧政策,“房住不炒”是必须贯彻的。价和量之间,政策更重视价,不能涨太快,也不能跌太快。他认为,华为从深圳搬到东莞,更加坚定了政策层的决心;另一方面,房价上涨的基础也没有了,这是因为居民的杠杆率过去几年涨的太快。若考虑到房价的问题,货币政策不应有过多期待。如果再考虑住房空置率的话,据周天勇和王元地(2018)的估计,再加上这几年的新增住房,城镇存量住房可容纳近10亿人口,房地产投资对于需求的拉动,恐怕也不是长久之策。

  

   厦门大学赵燕菁教授对本轮户籍制度改革的评论是:第一,还是按规模定政策的老思路,限制“畅销”城市,解救“滞销”城市;第二,户籍不重要,与其挂钩的福利才重要。全面放开福利,没有一个城市扛得住,福利与户籍脱钩,放开也没有意义。第三,户籍主要是地方事权,执行靠地方,要想执行到位,财政得跟得上。笔者的理解是,户籍制度改革,需要的是真金白银,一般而言,“畅销”城市财政状况好,有钱改,但仍然限制最多,而“滞销”城市,没钱改,即使限制取消了,也难以改变人口净流出的状况。而对于有些“畅销”但没钱的城市,又得靠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

  

   总而言之,户籍制度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剂良药,是应对人口红利消失的“缓兵之计”,是推进深度城市化战略的“通行证”,它也将从需求侧对经济增长形成支撑。但是,政策意图的实现,还需要其他配套政策(如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制度改革等)的协助。为了防止劳动力在城市工作和生活成本迅速上升,决策层需要从劳动者的微观角度出发,进行成本-收益核算,这样有助于把激励搞对。

  

   部分参考文献:

   周天勇、王元地:《中国:增长放缓之谜》,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蔡昉:《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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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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