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地坤: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从当代世界哲学发展的图景来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8 次 更新时间:2019-04-11 00:2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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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地坤  
人们习惯寻求的事物因果性已经被数据之间的相关性所替代,知其然即可,而不必知其所以然;至于现代人追求的精确性已经被大数据提供的概率所代替,大数据提供的“不是精确性,而是混杂性”(36)。(3)从道义责任而言,“让数据发声”模糊了责任主体,预测的功能和数据的所有权却又不知归谁所有,个人的隐私大大缩减,“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没有选择和自由意志的社会,在这里我们的道德指标被预测系统所取代,个人一直受到集体意志的冲击”。(37)但是,人类的需求极其复杂,几千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伦理、宗教信仰和其他文化现象绝不是计算机、网络技术就可以替代的,这样,如何看待大数据与人类的需求,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我们在承认大数据可以使人类对外在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本身的认识更快捷、更细微、更准确,对某些事物的运动规律的认知能力和预测能力大大增加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确实还很多。比如,大数据只讲事物的相关性,而不讲事物的因果性;只讲事物的普遍性和当下性,而不讲事物的特殊性和永恒性;只讲行为的有效性,而不讲行为的动机,这些都与人类几千年所追寻的目标大相径庭。几千年来,不论是东方哲学还是西方哲学,它们都是以理论形态表现出来的人类的精神追寻和文化自觉,是探求自然、社会和思维及其发展最一般规律的学问,是教人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安身立命、如何生活的学问。假如舍弃这样的基本追寻,让个性淹没于共性之中,让永恒的目标消失于当下的有效性之中,那怎么还会有人类的未来和希望,更极而言之,人类还会有进步吗?当然,作为哲学工作者来说,必须具备坚实的哲学基础,必须学习哲学史和哲学区分于其他各门科学的基本原理。要知道哲学之所以作为人类社会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其存在几千年自有其必然性。我们要想在哲学上有所建树,只有打下良好的哲学基础,勤于思考,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勇于提出问题、思考问题,才不会停留在形而上的层面上,才能有所创新、有所突破。这样,我们才能推动哲学研究的进步,推动哲学事业的发展,在加深人类对自然和社会认识、让哲学真正承担起支撑社会作用的同时,也推动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三、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

  

   中国人接受西方哲学、并且按照西方哲学范式建立我们的哲学研究和教学体制已经有100多年了,虽然这期间受制于各种因素,有进步、有发展,也有过失,但总的说来,我们对如何构建中国哲学的范式并没有形成一种自觉的意识。2016年5月17日,习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不仅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生命力就在于创新和发展,而且还指出,我们当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还有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38),要使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充分体现出中华文化的民族性。

   面对当下国家发展的紧迫需要,面对当代世界哲学发展的图景,我们思考如何构建中国哲学的发展,既是中国现实对我们提出的时代要求,也是哲学学科发展的迫切需要。这里之所以提出“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不仅是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得到的启发,更重要的是从当代世界哲学图景获得的启发,是通过对百年来中国哲学的历史回顾和现实考察而获得的新认识。

   库恩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提出了一个基本观点,即科学的进步并不是连续性的、积累的过程,而是范式转换的结果,常常表现为间断性的;但范式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可通约性,所以,从一个范式到另一个范式的转换在本质上就是“革命”。库恩所说的“范式”,是指学术共同体在特定的时间里共同提倡和秉承的基本观点、理论框架、理论思维、定律和方法,他们所做的科学研究和学术探讨遵循这种理论模式,并依此使其成果和解决问题的结论得到系统的阐述和承认。因此,这样的范式不只是科学研究的范例或样式,更是对于信念、价值观和方法的共识,极而言之,这种科学范式的本质可以被视为某种世界观或方法论在科学领域的显现。当一种范式出现困难,乃至对科学和社会不能发挥作用时,就会出现危机,产生科学革命,进而出现新的范式,或者说新的世界观或方法论。在库恩眼里,科学的进步就是从前科学进展到常规科学,再出现危机,进而发生科学的革命,再产生新的常规科学,所谓的科学革命就是范式和概念的转换,而引发革命的关键因素就是一些新的假设、理论和方法的出场。库恩总结说:“科学家面临反常或危机,都要对现在范式采取一种不同的态度,而且他们所做研究的性质也将相应地发生变化。相互竞争的方案的增加,做任何尝试的意愿,明确不满的表示,对哲学的求助,对基础的争论,所有这一切都是从常规研究转向非常规研究的征兆。”(39)库恩的范式理论恰恰是通过理性和科学判断(这两者正是现代社会的奠基石)颠覆了现代社会的基础,也由此引发了西方学界近20年的科学与人文的论战。不论这场论战会得出什么结果,但每次科学革命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借助于哲学思维(因为世界观的改变而形成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来完成的,并且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前行。现在我们若是故步自封,不去反思我们百年来的哲学学科的得与失,不思考哲学为什么与现实生活渐行渐远,不想想为什么人民大众不喜欢哲学,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科学技术缺乏创造力,我们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体制出现问题,其答案就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当前中国哲学范式的变革是势在必行,不变革,中国哲学就没有出路,中国就没有前途!

   我们应当承认,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国势衰微,西风压倒东风。为改变祖国命运,救亡图存,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自觉地向西方列强学习。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运动”,我们是全方位地向西方看齐,我们在学术方面更是摒弃传统,提倡新文化、新学术,在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研究内容、课程设置等方面都是照搬西方经验,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体制建设没有体现出中华文化的特点。我国最早的哲学系——北京大学哲学门,实际上是套用了西方大学的哲学系做法,其授课课程唯独有中国特点的,只是增设了一门中华哲学史,但其内容却零碎不堪。最早的一代研究者,比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王国维等,他们一方面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但另一方面已经受到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的影响。严复自不用多提,就是梁启超对西方文化和对德国古典哲学的自觉学习与宣传,王国维对叔本华、尼采的哲学的推崇,也是众所皆知的事实。应当说,他们提出的“新理学”主张已经超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格义”樊篱,对20世纪前半叶中国文化的走向起到很大作用。到了金岳霖、冯友兰、张颐这一代,包括贺麟、宗白华等人,他们的学问已经不同于前辈们那样简单地介绍学习西方哲学,而是试图探索出中国哲学自己的发展道路,其核心就是要将他们自己对西方哲学的理解与中华文化的传统结合起来。比如:冯友兰先生写中国哲学史,诚如他自己所说,既有汉学家解读中国经典的方法,也运用了现代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冯先生的目的就是打通中西哲学。金岳霖先生凭借《论道》和《知识论》这两部书构建了中国人自己的本体论、知识论体系。贺麟先生早年受王阳明哲学影响,后来主要研究和翻译黑格尔哲学,但他的特点是将朱熹的心性之说和黑格尔的哲学精神联系在一起,其哲学语言对当今中国哲学影响颇深。可以说,20世纪前半叶,我们的哲学前辈在中国哲学的创建上花费了大量心血,他们的功绩是使中国哲学突破了传统的理论构架,开始走向现代科学的大道。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20年间,我们几乎完全受苏联的影响,照搬照抄苏联哲学教材的观点,把哲学简单地归结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两军对垒,这实际上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图式化的解释,也是导致当代中国哲学不能前行的思想阻碍。尤以为甚的是,我们对中国学者20世纪上半叶取得的哲学成就采取一概排斥的做法,致使一些业已在国际上得到承认的哲学家不得不放弃原来的研究,改辕易辙,半途而废。这种做法极大地伤害,甚至堵塞了我们中国人发展自己哲学的途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有些饥不择食,在几乎与世隔绝几十年后,在并不了解西方哲学的情况下,简单而不加思考地接受现当代西方哲学。再加上一部分人学风浮躁,夸大其词,把西方某一点进步放大为“巨大成就”,甚至有意无意地去吹捧某一个西方哲学家或某一哲学流派,直至把某一种流派当作“显学”来宣传。与此同时,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传统缺少基本的尊重,前些年出现的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是缺少文化自信的反映。虽然现在来看这场讨论效果不错,中国学者由此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增强了我们的文化自信。但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否合适,现在是需要反思的。出现这些情况,与我们当时与世隔绝、对外不甚了解有关系,也与我们的哲学素养不足有关系,但很重要一点是与我们的学术体制有关系。为了改变这个情况,最近几十年来我们加强了与外国学术界的交流,但还很不够,尤其是现在我们比较了解西方,但反过来欧美哲学界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当今的中国哲学界在做什么。他们很多人以为我们就是在重复自己的传统文化,或者简单地学习西方。虽然有一些懂汉学的人或者来中国比较多的学者对中国哲学界的现状有所知,但也了解得不深、不全面。诸如哈贝马斯、德里达、罗蒂、霍耐特这些哲学大家,在访问中国时常常为不知当代中国哲学界在做什么而感到遗憾。出现这种情况与前文所说的中外沟通不够有关,但这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最近几百年来西方文化处于优势地位,长时间来西方学者多多少少都有欧美中心主义的情节,并由此衍生出所谓非西方化的“民族学”的路径和术语,“非欧洲民族由此被从一个居高临下的位置,从一个意识形态而非科学的视角来观察”(40)。

   正是在这里我们遭遇这样一种尴尬的局面:一方面是恰逢全球化时代,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迅速,经济实力增加,中国正在融入世界大家庭之中;但另一方面,我们的文化地位在世界上与我们的经济实力很不相称,不仅在世界舞台上缺少话语权,甚至都提不出研究哲学“要由照着讲变为接着讲”的想法。(41)而且还有些人反其道而行之,以为中国现在强大起来,可以恢复“五四”以前的耕读文化传统,在恢复国学的口号下搞文化保守主义。试想一下,在当下世界多民族全方位交流的情况下,简单地强调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独特性,而忽视了现代社会已经不是原来的耕读时代,而是相互联系紧密、具有所谓“蝴蝶效应”的信息时代;简单地强调某个民族文化的纯洁性和独特性,而忽视了世界文化的普遍性、多样性、动态性,这种脱离现实的想法未免是不客观的、片面的。从哲学来讲,中国哲学的缘起、发展都是与我们的时代结合在一起的,西方哲学的传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和当下国学的兴起都是与我们具体国情有关系的。同时,正如前文所说,学术是没有国界之分的,各个民族都要向最先进的文化学习。我们中国人在历史上曾经是开放好学的民族,我们向世界各国学习不少东西,比如,几何学、天文学、地理学等,我们通过丝绸之路引进了好些外国植物,所以我们现在还称它们为“番茄”“洋芋”“洋葱”等。反过来,我们的茶叶、丝绸、瓷器等,也是通过这种国家间的商贸交往传到外国去,我们的儒家文明也由此在东方独树一帜。如果现在搞文化保守主义,故步自封,其结果必定是阻碍我们继续发展前进的步伐。(42)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理应提出这样的主张:实现“哲学范式的转换”势在必行。“当今所需要的是一种真正的范式转换,一种人文和社会科学的重构,这种重构必须实现在认识论、方法论和教育学上与过去的思想彻底分离,这对于反映一种多中心世界观的学科的出现是必需的,这种多中心世界观可以有助于加强文化间和文明间的对话,并因此促进世界和平。”(43)虽然这段话里的“与过去的思想彻底分离”这句话过于激烈,而且比较含糊,但给我们中国学者的启示是明显的。其一,“一个社会或一个社会群体呈现出的一系列独特的精神、物质、知性和情感特征”,就是这个社会的基本文化形态,任何其他文化都无权消灭或取代这个社会的文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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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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