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国家与村社的二元合一治理:华北与江南地区的百年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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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 (进入专栏)  
在那样的基本要求下,扎根于社区的,主要服务于小农户的东亚型综合合作社几乎做到了所有农民自愿参与,这就和中国大陆2007年以来推动的“专业合作社”的经验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在后者之中,“伪”“虚”“空”和“失败”的合作社要占到所有合作社的大多数。(黄宗智,2017a:140-144)这个事实本身便说明,整个“专业合作社”的决策、推动、实施都离理想和相关宣传很远。国家虽然投入了不少资源来试图促使民众为了获取国家转移支付而组织、加入专业合作社,但是,它们完全没能通过民众是否真的积极参与的考验。然而,在“东亚模式”的经验中,合作社既由于政府把相当部分的支农资源让渡给了民主管理的合作社,也由于那些合作社成功地由社区农民自己为绝大多数的小农户提供了其所必需的“纵向一体化”新型物流服务而赢得了绝大多数农民的积极参与。(黄宗智,2015b,2018)

   总体来说,“群众路线”的优良的一面,也可以说是其真髓,在于要求国家行为不简单限于由上而下的民生决策和施行,而在于要求广泛的由下而上的参与。那才是共产党革命“群众路线”传统中至为核心与优良的含义,才是值得我们今天发扬光大和进一步制度化的传统,也是防范、制约无顾民众意愿的威权政治和错误政策偏向的一个实用的方法,一个能够排除强加于民众的“瞎指挥”的方法。它可以成为结合崇高道德理念与实用性实施的一个关键方式,促使国家与民众间的二元合一良性互动、互补的重要制度。

   如此的设想其实是一个比较符合中华文明(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长期以来的治理传统和思维方式的方案,它把国家和人民设定为一个二元的合一体(也可以说,一个二元而又合一的系统工程),拒绝现代西方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偏向。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无顾实用的理念,而是一个结合道德理念和实用运作的方案。它要求的是,通过民众参与的基本要求来排除脱离实际、脱离民众意愿的重大公共政策的拟定和实施。它也是迥异于英美自由民主 + 选举传统的一个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更是针对帝国传统以及政党-国家集权传统中可能过分威权化地施政的一种制度化约束。

   *本文是提交给2018年6月16日—17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与社会高等研究所召开的一年一度的论文工作坊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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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笔者调查的华阳桥村(和松江县),曾对中央的“大跃进”路线有一定的抵制,因此被认作反对毛泽东的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一个据点。尤其是在种植业方面,华阳桥村把极端的种植方式限定于少量的“卫星地”试验田(总共才6亩土地),其总体的粮食生产因此相对稳定,直到1961年、1962年遭遇春季多雨和秋季早寒气候的“天灾”时方才明显下降。虽然如此,我们可以从华阳桥村的经验证据看出当地大队干部(乃至于县领导)面对的压力。在“大跃进”风暴的影响下,华阳桥村也取消了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并一度执行了大食堂政策,对村庄生产起到了破坏性的作用。虽然,在发展村(大队)级工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黄宗智,2014b,第1卷:230-236),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大跃进”的结果无疑是灾难性的。

   ②应该说,如此的“统一”和马列主义中的二元辩证对立统一的思维不无关系,与中华文明中的(变动中的)二元合一(持续的互动、互补)思维有一定的不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则可以被视作相反的,由社会运动吞食国家的二元辩证对立统一的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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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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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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