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国家与村社的二元合一治理:华北与江南地区的百年回顾与展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5 次 更新时间:2019-04-09 23:5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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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 (进入专栏)  
虽然仍附带着一定的依赖过分管制和僵硬的计划经济的问题,但仍然在1952年到1979年间实现了粮食产量平均每年增长2.3%的成绩(这是珀金斯[Dwight Perkins]的比较权威的研究的数字——Perkins and Yusuf, 1984:第2章),实际上要高于最近十年的(平均每年增长不到2%)成绩。(黄宗智,待刊a:第16章第3节)其间,固然有失于压制农民在市场环境中营利的自我激励机制,但我们也不该无视适度规模的(相对较小的)小集体在许多方面的成就,不仅是农业持续的增长,还是水利以及其他公共服务(特别是村庄秩序和村级公共服务)的绩效,更包括普及(“民办公助”)教育(“小学不出队”)和医疗卫生(每村一名“赤脚医生”)方面的显著成绩。后者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和他的合作者比较印度(同样是小农经济农业大国)和中国的专著研究中指出的突出优点(Drèze and Sen, 1995:第4章)。那些成绩不该因为“大跃进”极端现象而被全盘否定。

   到改革时期,在过去过分僵硬的计划经济和国家过分管制的体制下,全盘去集体化和去计划经济化当然是可以理解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农民在市场经济中自我激励的积极性(如上述的“新农业”)。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要问:完全依赖“资本”(实际上多是旧型的榨取性商业资本而不是新型的产业或物流资本——黄宗智,2018),抛弃社区组织的传统和其优越的贡献方面,由此导致了如今村级公共服务的衰败和村社的解体,并大规模侵蚀了传统的社区公益价值观,是不是有点矫枉过正,再次失衡了?如果是,今后有没有可能综合、再平衡这两大模式的优点而又避免其弱点的方案?

   (三)社区合作社推动模式

   要简单总结的话,集体化时期的错误在于国家只关注国家计划,过分管制农村,漠视小农户个体,使其生活久久不得改善;而其后的改革时期,则在于过分关注资本,同样漠视小农,导致村级公共服务不足,社区解体。相比之下,这正是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所谓“东亚合作社模式”的优点所在。它既借助市场经济来激发个体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又借助社区整合性来组织新型的农产品公共服务,尤其是其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所必需的纵向一体化(物流)服务。一方面,它借助了农民营利的自我激励机制;另一方面,它又借助了传统社区的凝聚性而组织了农民为其社区利益(“公益化了的私利”)服务的体系。政府则扮演了在社区基层之上的组织角色,特别是组建现代化的服务性批发市场,通过拍卖和大规模的批发交易来让农产品系统有序地进入大市场交易,为小农户提供低成本的高效服务。

   合作社与批发市场的搭配,成功地塑造了完整的新型物流体系,包括在原产地的规范化加工、分级、包装,以及其后的“供应链”,更包括对生鲜农产品来说至为关键的具有冷冻条件的屠宰、加工、包装、储藏、运输、交易、配送中的完整的“冷链”,大规模降低了生鲜农产品进入市场的损耗,为新农业提供了完整的新型物流服务,也包括为“旧”农业(大田作物,主要是粮食作物[谷物和豆类])提供高效的加工、包装、运输、储藏、销售等条件。相比中国层层的旧型商业资本(附带着千千万万的小商小贩)和旧型(臃肿、低效、高成本)供销社体系而言,“社区合作社 + 政府”的批发市场提供了相对高效和廉价的物流服务,为小农户提供了获取较高收入的条件,避免了中国大陆城乡收入存在显著差距的问题。由此,它们达到远优于中国的社会公平度,成为全球分配比较均匀(社会公平的基尼系数)的国家和地区。当然,上述的新型合作社的物流体系服务逻辑是一个不同于之前的互助组和初级合作社为了解决贫下中农生产要素不足问题的合作逻辑。(黄宗智,2018)

   更有进者,“东亚模式”这样的综合型合作社农业现代化模式,完全避免了中国大陆目前这样由于过分偏重逐利机制而导致的传统伦理和村级公共服务的全面衰败,较好地联结了传统的小农及其社区凝聚性与新型的市场化农业发展,较好地融合了国家由上而下的推动和农民由下而上的参与,体现了农民自身的主体性以及农村社区原有的公益价值观。(黄宗智,2018)同时,日本和韩国也比中国更好地综合了社区的调解机制和新型的法律制度,以及其间的半正式司法体系,由此组成了比当前中国还要优越的,源自中华文明传统的多维正义体系,避免形成西方国家的偏重私人、偏重私利、偏重必分对错的法律体系,较好地融合了国家功能与民间组织,道德意识形态与实用意识形态。(黄宗智,2016a:20-21,16-19)

   在更深层面上,它也是一个延续传统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模式。它拒绝简单和偏向一方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而维护了长期以来中华文明倾向二元(乃至多元)合一的思维和价值观。在这个意义上,目前的过分个人私利化的“市场和资本推动模式”,与其前身的过分国家威权化的“计划和集体化模式”,同样不符合中华文明核心中的二元合一中庸价值观与思维模式。“社区合作 + 市场经济”模式实际上是一个更符合中华文明基本“特色”的模式,也是一个源自中华文明基本治理哲学的模式。在这个框架下,我们还可以纳入二元互补的民间半正式的调解组织,如村庄的调解委员会,以及官方的半正式的调解组织,如乡镇法律服务所以及公安局的调解。(黄宗智,2016a)

   如今,农村社区的凝固性与农民的家庭和社区伦理观虽然已经被私利价值观大规模侵蚀,但其核心仍然顽强、坚韧地存续,尤其是在人们深层的家庭和社区观念以及对待道德和实用二元的思维方式层面上。农村解决社区纠纷的调解制度仍然存在,其所依据的道德价值观完全可以纠正追逐一己私利所导致的伦理真空和村级公共服务真空,可以避免在国家与村社二元之间非此即彼地偏向一方的错误抉择。后者是来自对中国近现代百年国难的过分极端反应。如今,在恢复了国家与民族的尊严和自信之后,已经具备更为平衡、中庸地抉择的基本条件。如此的抉择所涉及的不仅是长远的经济效益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更是中华文明延续还是断裂的问题,以及中国的未来是否真能具有优良的“中国特色”的问题。

  

四、新型的民众参与模式?


   更具体地来说,什么样的国家与农村关系的模式才能够连接传统与现代,才能够既不同于西方现代自由民主传统也不同于中国过去的皇帝专制体系?才能使国家和民众有效地平衡、二元互补,形成良好互动?

   笔者认为,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梳理清楚现当代中国三大传统(中华帝国传统、共产党革命传统、西式现代化传统)历史中的得失、优劣,借此来塑造一个新的综合性的前景。此中的关键问题是,怎样才能够避免过分依赖国家威权来强制执行不符合实际或违反大多数民众利益的政策?怎样才能够防范人民共和国过去过分极端和脱离实际的政策倾向——特别是关乎民生的重大公共政策?显然,现当代中国不可能简单依赖西方英美式的自由民主国家和民众选举制度:目前的人民代表大会固然已经起到一定的代表民意的作用,但是显然并不足以制衡党在历史上曾经出现的过分集权和政策偏颇。要更有效、有力地纠正过去的错误决策,中国需要从共产党本身的执政历史和理论中挖掘可用资源,其中,既有值得警惕的错误和失败的倾向,也有值得突出、强调和进一步制度化的资源。

   (一)调查研究、试点和民意

   在党内长期以来使用的重大公共政策决策和实施过程的传统中,向来有比较清晰的“调查研究”“试点”“推广”和“调整”等不同阶段的划分。首先是“调查研究”(“没有调查便没有发言权”)的传统,在最理想的状态中,甚至要求决策者深入与民众进行“三同”(同住、同吃、同劳动),而绝对不是如今常常只是形式化的走马观花的“视察”或形式化的所谓“调查”,譬如,仅仅视察设于公路旁边的“示范区”。笔者认为,在维持调查研究这个优良传统上,可以更明确地要求决策者广泛虚心地聆听民意(如已有的个别访谈或小规模座谈的传统,或新型的半正式协商会议等),不仅是了解实际情况而后据之来拟定政策,更是深入、虚心地了解民意——这是过去决策过程中没有被明确突出的一点。今天,应该特别突出从这样一个维度来对过去的“调查研究”传统进行补充和改进,把深入了解民众的意愿也定为“调查研究”传统的一个关键部分,为的是体现真正的“民主”精神和“为民”“服务”的“党性”。

   其次,一旦形成一个初步的政策思路,应该仍采纳过去传统中的“试点”方法来确定初步拟定的政策是否真正可行,通过实验来检视其实际效果并做出相应调整。(韩博天,2009)这里,同样应该将民众的反应当作试点的一个重要衡量维度,而不是简单依赖决策者自身的衡量,也不是简单依赖“目标责任制”下的“数字化”管理技术,如脱离大多数人民实际生活的GDP增长率。

   (二)民众参与和群众路线传统

   更为关键的是,在实施重大关乎民生的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应该明确加上要有由下而上的民众参与,把其当作重大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政策的必备条件,而不是简单依赖官僚管制或党组织的“动员”和“宣传”来执行政策。这是因为,民众积极参与才是最实际可靠的民意表达,绝对不可以凭借官方的形式化民意估计来替代实质性的民众参与,或以意识形态化的“理论”来推定和宣称民众的支持。毋庸说,其中的关键在于官员们真正尊重民众意愿的道德观念和党性,而不是官僚体制习性中常见的走形式、满足上级要求、追求自身政绩等行为。当然,在大众传媒高度发达的信息时代的今天,媒体是一个重要的民众意愿表达器和测量器。近年来一再被使用的广泛征求学者、专家意见的做法亦然。新信息技术当然也可以用来鼓励更为广泛的民意表达。在经过试点后的“推广”阶段,民众的参与更为关键。好的关乎民生的重大公共政策是民众真正愿意参与实施的政策。

   在党的历史中,最接近上述设想的是党的“群众路线”传统(许耀桐,2013;张雪梅,2013;卫建林,2011)。但是,由于过去那些走向了极端的错误,如今许多人对“群众路线”不无怀疑,甚至把其理解为一种“运动型政治”,认为它容易成为侵犯私人权益的运动,甚至把其等同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极端的运动政治。未来,也许应该把群众路线的优良面定位于“民众参与”,处于形式化的“选举”制度和过度运动化的制度之间。不同于选举,它不是每几年一次性的、针对某些竞选人的选举,而是要求其成为每一关乎民生重大公共政策的实施过程中的必备条件,要求借助民众参与的力量来进行政策的拟定和实施,尽可能把衡量政策优劣的标准定为是否真正受到民众积极参与所表达的欢迎。当然,它也不同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种极端的运动政治。

   这样的话,不会像如今的西方国家那样把国家重大涉民公共政策的设定主要依托于选举的形式,因为那样的选举只是几年一度的检测,而且多会取决于民众对某一竞选人的表面——如容貌、谈吐、风度、言辞等——的反应,而不是真正对其实质性的人格和具体政策的反应。如果能够将民众是否积极参与来作为政策拟定和实施的检验,便不会简单依赖政党-国家体制下超级政党的“动员”能力,更不会简单依赖西方常常是关键性的政党竞选经费数额。笔者认为,这才是中国革命的“群众路线”的至为优良的传统。此中,至为重大的实例也许是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中民众的积极参与和对共产党的积极支持,验证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传统治理道德理念。它是国家与人民二元合一的相互依赖、互动、互补的最佳体现。

   (三)东亚合作社的实例

与本文议题直接相关的实例是东亚型合作社的历史。它自始便强调,参与合作社与否必须完全取决于每位社员的自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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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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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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