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国家与村社的二元合一治理:华北与江南地区的百年回顾与展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5 次 更新时间:2019-04-09 23:5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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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 (进入专栏)  
结果是许多村庄真正成为“一盘散沙”,只见个人逐利和个别人士致富,不见“公益”和村级公共服务。中华文明的“仁政”理念和政党体制下的“为人民服务”道德理念被个人逐利的意识取代。

   正因为村级公共服务面临崩溃,才会促使成都市2009年采用广受称道的,针对村级公共服务真空问题的新政策:由财源丰厚的市政府每年直接拨给每一个村庄一笔公共服务费用(开始才20万元,2016年预期达到60万元)来填补上述空白,意图凭借那样的资源来激发和提高村社和村民的公共性、民主性和参与性。(田莉,2016;亦见杜姣,2017)成都的试点政策本身说明,在集体产权已经成为空壳的广大中西部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具有优厚财政资源的村庄除外)的许多村庄中,村级公共服务实际上已经面临崩溃的状态。

   迄今,决策者心目中的“现代化”和“发展”是完全来自城镇视野和现代西方视野的公共政策。其所设想的是一个西化和城镇化的中国社会经济体,预期小农户及其村社必然行将完全消失,要么转化为城镇居民、市民,要么转化为个体化的、类似于城镇产业的农业企业的工人。然而,实际情况是中国农村仍然主要由亿万“半工半耕”的小农户组成,在近期内不可能像决策者预期的那样消失。当然,农村也不具备新自由主义政策所设想的,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配套的自由民主制度、公民制度、公共服务制度。结果常是一种“两不是”的状态,既缺乏古代和现代政党-国家的道德理念,也缺乏其试图模仿的西方自由民主的公民价值观。无论是在道德理念上还是在实用实施层面上,它都是一种依赖私人逐利机制的政策。

   在“利”字当头的单一化意识形态下,中国的基层治理已经呈现众多“异化”的现象。一个例子是征地和拆迁中出现的“征迁公司”,堪称一种“异化”了的“半正式行政”机构,做的是国家正式机构不能或不愿做的治理工作,不少是“半合法”和“半不合法”的工作,借此与地方政府分享征迁的利益。(耿羽,2013)另一个例子是近十年来兴起的“劳务派遣公司”,为的是协助国企、私企,以及事业单位将原有正规工人以及新雇全职职工(多是农民工)转化为非正规的(名义上是)“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劳务派遣工”,借此来减轻企业在福利和劳动保护方面的“负担”,与其分享由此获得的利益。(黄宗智,2017b,2017c)两者都该被视作“异化”了的营利性“半正式”机构,与本文重点论述的仁政和为民服务理念下的简约半正式机构性质十分不同。

   如今,“仁”与“和”道德理念主导下的国家与社会二元合一的传统已被单一的国家以“发展”为目标的功利主义实用意识形态取代,再次陷于失衡的状态。在笔者看来,这是改革后中国今天面临的至为庞大、至为重要、至为紧迫的问题。

  

三、国家与村庄关系的三大模式

  

   根据以上的百年回顾论述,除了中国传统的实用道德主义治理模式之外,我们可以区别之后的两大不同农村治理模式:一是改革期间的市场经济和资本投入模式,二是其前的计划经济与集体化模式。以下先分别论析两大模式的得失,进而建议采纳既综合两者优点又承继古代和革命传统优点的第三模式。

   (一)市场经济与资本投入模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对农村采用的战略基本是去计划经济化和去集体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去社区化,转而把农民视作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中的一家一户的“个体”。这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本精神,要从“集体”激励转为“个体”激励,从社区公益驱动机制转为个人私利驱动机制。这是伴随(古典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而来的观点,其代表乃是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他认为,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每一家农户都会“理性”地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这是最基本、最高效的激励机制,能够导致资源获得最优配置。国家只需为小农提供适当的技术条件,便能推进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和现代化(即“改造传统农业”),但绝对不可干预市场“看不见的手”的运作,更不要说采用计划经济了。(Schultz, 1964)集体或社区的公益化的利益追求不能推进经济发展,应该与其所伴随的计划经济体制同样被废弃。“专业合作社”的设想便是一个试图模仿美国的设想,完全无视村庄社区,试图以农业企业为基本单位,让其合作追逐其“专业”的市场利益。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导国家政策的实用意识形态更把上述的战略具体化为尽力扶持(资本主义)龙头企业、大户、专业合作社以及规模化(超过100亩)的“家庭农场”,同时推动(扶持、补贴)现代投入(化肥、良种、机械),意图借此来发展中国农业。(黄宗智,2008;修改版见黄宗智,待刊a:第3章)

   在最近十多年“转移支付”的“项目制”实施背景下,这一切更体现为凭借地方各级政府以及农村各种实体之间的,由“利诱”引发的竞争来确定国家转移支付资本的投入,想借助“典型”和“示范”实体来带动农村的发展。正是在这样的政策之下,促使相当比例的资本主义型农业企业和大户的兴起。

   但是,那样的村庄、企业和大户迄今明显仍然只是少数,在农业整体中充其量最多可能达到总耕地面积的6%—10%。(黄宗智、高原、彭玉生,2012;亦见黄宗智,待刊a:第6章)伴随以上政策而来的是,农村道德价值观的衰落、农村村社公共服务的崩溃以及社区的解体。这些事实的具体体现之一是城乡差别没有得到改善且日益显著:全球各国的基尼系数比较显示,中国已经从集体化时期的全球最平等的国家之一转化为141个国家中的第114名,即倒数第27名。(黄宗智,2016b:23-26)说到底,笔者认为,近十余年来采用的总体策略,实际上是依赖个人逐利机制来推动“发展”,欠缺崇高道德理念。固然,现阶段推动的扶贫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承继了“仁政”和“为民服务”的古代传统与现代革命传统,实施得好的话,该当别论。

   这里,我们应该清楚地区别中国之前的“典型”和如今由个人逐利挂帅的“典型”。之前的典型多是“劳动模范”型的,为的是借以拉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如今的则是“利诱”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战略下的少数人的“典型”,是面向资本主宰的企业和大户,不是面向广大人民的典型。前者仍然是道德理念主导下的典型,后者则是简单的逐利“典型”。

   即便如此,我们仍然看到小农经济的强韧生命力。首先是近三十年来小规模“新农业”(高值农产品,主要是生鲜农产品,包括菜果、鱼肉禽、蛋奶)的发展。它凭借的主要是中国人民伴随国民经济发展和收入提高而来的食物消费的转型,从传统的粮食:蔬菜:肉食的8:1:1比例,朝向城市生活水平较高的人们(以及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的食物消费结构)的4:3:3比例转化,由此扩大了对高附加值农产品(菜果、肉鱼禽、蛋奶)的需求,推动了(一、三、五亩的拱棚蔬菜,几亩地的果园,乃至十几亩地的种养结合)小农户这方面的发展。(黄宗智,2016b)然而,推动小农户从旧农业转向新农业的动力其实主要不是国家偏重的资本的资助,而是市场营利的激励以及农户自身的打工收入。(黄宗智、高原,2013)近三十多年来,农业生产的产值(区别于某些作物的产量)一直以年均(按可比价格计算)约6%的速度增长。如今,小规模的高附加值“新农业”的产值已经达到(大)农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二,总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黄宗智,2010;亦见黄宗智,2016b;黄宗智,待刊a:第2章)

   但是,我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切是在没有小农户所必需的现代型“纵向一体化”物流服务体系来应对“大市场”情况而来的,而是必须依赖低效但昂贵的旧型商业资本,包括千千万万的小商小贩进入市场。结果是,即便是新农业的农户,也多处于广泛的“种菜赔、买菜贵”的困境。这是一个既不利于小农生产者,也不利于城镇消费者的局面。许多新农业农民因此并没有能够真正进入小康生活,也没有能够真正获得市场所赋予的收益,仍然必须依赖打工和农业的半工半耕兼业来维持生计。也就是说,新农业的兴起并没有有效地改善中国改革期间贫富不均问题。(黄宗智,2018;亦见黄宗智,待刊a:第15章)

   至于“旧农业”(即大田农业,尤其是谷物种植)中的小农户,由于打工收入的上涨(亦即农业劳动的机会成本的上涨),而国家又相当大力地支持机械化,如今他们已经越来越多借助自身的打工工资来雇用机耕-播-收服务,由此推动了那方面的农业现代化。(黄宗智、高原,2013)虽然如此,由于现有物流体系仍然只是臃肿、低效和昂贵的供销社体系,他们同样相当广泛地处于(可以称作)“粮农贫、粮价贵”的困境中。如今,中国的粮价已经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但旧农业的小农仍然收入很低。(黄宗智,待刊a:第15章,以及第8章的后记)

   无论是新农业还是旧农业的小农户,年青的父母亲都需要兼打工来维持家庭生计。后果之一是他们多要依赖孩子的爷爷奶奶帮他们把子女带大(因为孩子不能进入就业地的公立学校,除非交纳昂贵的“择校”费),从而造成了普遍的、大规模的“留守儿童”以及“隔代家庭”等令人忧虑的现象。在那样的家庭中,孩子们自小便会形成一种源自父母亲缺席的深层不安全感,也会缺乏对村庄社区的认同,而且,祖父母不会和父母亲同样、同等、具有相似权力地教养留守儿童。那样的留守儿童成年后进城打工而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也将同样缺乏安全感和认同感,因为他们大多无法获得大城市的市民身份,无法购置房屋,过上稳定体面的生活而真正融入城市,只能和他们的“农民工”父母亲一样以“流动人口”的“二等公民”身份在城市干最重、最脏的工作,其中绝大多数不享有基本的福利(具有养老和医疗保险两大关键福利的农民工才不到18%——黄宗智,2017d:153-155;黄宗智,待刊c)。黄斌欢(2014)把这种现象称作“双重脱嵌”——留守儿童-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既“脱嵌”于农村,也“脱嵌”于城市的群体。换言之,“新生代农民工”多是一种惯常性流动的群体,他们带着一种无根者和流浪者的心态在城市打工。他们既不会真正扎根于城市,也不会返回村庄,实际上组成了一整代具有“无家可归”心态的“迷失”群体。(黄宗智,待刊c;亦见吕途,2013,2015)他们使“三农”问题和农民工问题变得更为严峻。

   在那样的客观实际下,一再宣称农业已经越来越高度“现代化”实在于事无补。国家虽然已经连续14年(从2004年到2017年)以发布中央“一号文件”的方式强调“三农”问题的重要地位,但实际绩效比较有限。相对其每年日益扩增的转移支付和各种补贴与资助的投入量而言,这种扶持对广大农民的影响并不大,其绩效大多只可见于“利诱”挂帅下的“典型”“示范”村庄和个别的富裕大户。被有的研究者视作已成过去的“世纪之交的”农业、农民和农村的“三农”问题,实际上如今仍然非常紧迫,亟须解决。

   (二)计划经济与集体化模式

   改革前的计划经济和集体化模式确实失于过分控制农民、农村和农业,最终脱离、违背了小农的利益,导致了走向极端的“大跃进”。总体而言,农村每工分的报酬久久停滞不前,农民生活久久得不到改善。

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其中实际的失策并不在于早期的互助组和合作社,而在于“大跃进”时期脱离民众利益的“越大越好”和国家过分控制农村的极端政策。早期的互助和合作无疑协助了占比不止一半的贫下中农解决其生产要素不足(土地不足、牲畜不足、农资投入不足,甚至由于打短工而劳动力不足)的问题(高原,2017)。而且,在“大跃进”高潮之后(1963年—1978年)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小队平均才约30户)制度下,农村社区组织再次返回比较合理的规模,比较贴近农民的切身利益。那样的制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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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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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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