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建鹏: “化内”与“化外”:清代习惯法律效力的空间差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3 次 更新时间:2019-04-08 07: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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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建鹏  
清同治八年(1869)苏城得见斋刊本。

   [45]参见(清)余治:《得一录》,卷十五之四,“训俗条约·裕中丞示谕”,清同治八年(1869)苏城得见斋刊本。

   [46](清)余治:《得一录》,卷十四之一,“乡约·宣讲乡约新定条规”,清同治八年(1869)苏城得见斋刊本。

   [47]参见[日]寺田浩明:《关于清代土地法秩序“惯例”的结构》,王莉莉译,载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宋元明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651~673页。

   [48]王志强:《法律多元视角下的清代国家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页。

   [49]王志强:《法律多元视角下的清代国家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

   [50]参见黄宗智:《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页;王志强:《法律多元视角下的清代国家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页。

   [51]参见黄宗智:《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页。

   [52]参见黄宗智:《清代以来民事法律的表达与实践:历史、理论与现实》(卷二),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66~67页。

   [53]参见邱澎生:《法学专家、苏州商人团体与清代中国的“习惯法”问题》,载尤陈俊、缪因知主编:《北大法律评论》(第10卷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2~73页。

   [54]参见郭建:《中国古代民事法律文化基本特征概述》,载韩延龙主编:《法律史论集》(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3~65页。

   [55]《清实录》(第18册《高宗实录》),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版,第485~486页。

   [56]张冠梓:《论法的成长:来自中国南方山地法律民族志的诠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88页。

   [57]参见罗洪洋:《清代地方政府对黔东南苗区人工林业的规范》,《民族研究》2006年第1期。

   [58]参见刘广安:《简论清代民族立法》,《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

   [59]参见苏钦:《中国民族法制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145页。

   [60]参见黄国信:《“苗例”:清王朝湖南新开苗疆地区的法律制度安排与运作实践》,《清史研究》2011年第3期。

   [61]见张冠梓:《论法的成长:来自中国南方山地法律民族志的诠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85~286页。

   [62]包思勤、苏钦:《清朝蒙古律“存留养亲”制度形成试探》,《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

   [63]参见达力扎布:《〈蒙古律例〉及其与〈理藩院则例〉的关系》,《清史研究》2003年第4期。

   [64]参见刘广安:《简论清代民族立法》,《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

   [65]裴杰生:《略论清代的西北边政方略──以〈蒙古律例〉、〈回疆则例〉为研究对象》,《昌吉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66]《清实录》(第17册《高宗实录》),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版,第257页。

   [67][日]佐口透:《十八-十九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下),凌颂纯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43~648页。

   [68]参见张世明:《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1644-1945年的中国》(第一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19页。

   [69]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

   [70]刘广安:《简论清代民族立法》,《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

   [71]劳乃宣:《新刑律修正案汇录》第二十四页,载劳乃宣:《桐乡劳先生遗稿》,丁卯(1927)冬日桐乡卢氏开雕本。

   [72]张洪涛:《近代中国的“以礼入法”及其补正》,《比较法研究》2016年第2期。

   [73]转引自黄宗智:《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62页。

   [74]See Michael Gasster, Book Review of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 23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24(1963).

   [75]参见陈景良:《反思法律史研究中的“类型学”方法——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另一种进路》,《法商研究》2004年第5期。

   [76]参见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以下。

   [77]参见吴佩林:《清代县域民事纠纷与法律秩序考察》,中华书局2013年版,“序”第6页。

   [78]参见李可:《习惯如何进入国法——对当代中国习惯处置理念之追问》,《清华法学》2012年第2期。

   [79]高其才:《民法典编纂与民事习惯——立法、司法视角的讨论》,《交大法学》2017年第3期。

   [80]参见高其才:《作为当代中国正式法律渊源的习惯法》,《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高其才:《当代中国法律对习惯的认可》,《政法论丛》2014年第1期。

   [81]参见刘柳:《基于“惯习”运作的治理法治化》,《法商研究》2017年第3期。

   [82]张洪涛:《边缘抑或中心:大历史视野中习惯法命运研究》,《法学家》2011年第4期。

   [83]学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有6个条文比较直接地来自罗马法,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属于罗马法系的证据。参见徐国栋:《中国官方〈民法总则(草案)〉的罗马法基础》,《法学杂志》2016第8期。

   [84]参见梁治平:《法治十年观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2~73页。

   [85]参见《中国民法典编纂:历史重任与时代力举》,《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4期。

   【期刊名称】《法商研究》【期刊年份】 2019年 【期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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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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