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小波:政治约定的失效与政治秩序的失范

——基于清末民初立国建政时期的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7 次 更新时间:2019-04-08 07:2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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闾小波  
前经廷议详酌,已经降旨明白宣示,不应再奏!”(20)针对各地爆发的宪政学潮,朝廷还下令随时弹压。

   按照修订后的筹备立宪方案,1911年5月8日朝廷颁布《内阁官制》,就制度本身而言,新制较旧制大有进步,它明确了国务大臣的政治责任,对皇权也作了一定的限制。同日,朝廷宣布撤销旧内阁、军机处及会议政务处等,公布新内阁的名单。奕劻任总理大臣,13位阁员中汉人只占4席。国民固然期盼新内阁,但期盼的是更为开放并能吸纳立宪派首领的新内阁。一个更为内圈化的“皇族内阁”非但不能刷新朝廷的形象,反而使朝廷成了众矢之的。更为糟糕的是,“责任内阁”成立不到半个月,即做了三件几乎是自掘坟墓的决定:铁路干线国有、拒绝资政院请开临时会议及与英、法、德、美四国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

   武昌起义爆发后,脱离清廷而“独立”的省份不断增多,朝廷一改先前的强硬姿态,于11月3日发布以英国议会制为蓝本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问题是:“朝廷之不以诚待天下久矣,朝颁安抚之诏,夕则焚杀汉口之民。”“上下之相感者,‘诚’而已矣。上以诚待下,下即以诚应上,如影随形,莫或爽焉。苟一国之中,君民诚意相孚,其国不安于治平者,未之有也。倘此虞彼诈,绝无推诚相与之心,君则孤立于上,民则怨怒于下。”(21)清廷成了一个丧失诚信的阴谋集团,这也为接下来的南北议和提早预设了结果。

  

   短暂均势下的契约型约定:由国民会议决定国体

  

   武昌起义后王朝本能的反应是征讨。清末国家武装力量的主体是取代八旗的新军,新军的官兵长期以来受到新思潮的浸染,在立国建政时刻对朝廷的忠诚度已大不如前,载沣不得不请回两年前由他逐出京师的袁世凯。袁氏起初并不排斥用军事手段来平息起义,问题是起义正由局部蔓延至各地,革命党人与袁氏在军事上均无绝对取胜的把握,议和对双方来说可谓形势所逼,或因力量对比的短暂均势而生,并非某一方的政治偏好。

   议和的核心议题是选择何种政体,同时涉及停战、皇室的处置等。最早在媒体上设定这一议题的是一个由革命党人与立宪党人于11月15日共同发起成立的“国事共济会”(22),其出发点是防止因国体之变更导致国家解体。君主立宪党认为:“若汉人以二十二行省自立一国,变为民主政体,一时兵力必不能兼定蒙藏,而蒙藏又无独立一国之力,则满洲君主去位之时,即汉蒙回藏分离之时,蒙必归俄、藏必归英,东三省必归日、俄。”民主立宪党则认为:“君主一日不去,即宪政一日不确立。根本解决之办法,惟有改君主为民主,满汉蒙回藏五种皆平等于共和政府之下,始有完全之宪政,并非于政治革命之外,别有所谓种族革命也。”他们提议双方停战,召开国民会议议决国体,“无论所决如何,君主、民主两党皆有服从之义务。不服从者即为国民公敌。法国拿破仑第一执政时,帝政或民政两问题不能决也,由全国人民投票公决之。……国家大事,决于国民会议,此先例之可援,而适于今日中国时势者也”。(23)可见,保全中国是两党的共识,但君宪派要比共和派更担心国体变更会失去蒙藏。

   在一个公共权力领域协商传统匮乏、议和声誉不佳的国度,初始的议和总是幕后的、试探性的。11月7日袁氏的心腹刘承恩派人至武昌给黎元洪送信,表示“意在两下取和,以免汉人受害,保全大局”(24)。黎元洪和黄兴分别致函袁氏,离间袁氏与清廷的关系。黎曰:“设执事(袁氏)真能知有汉族,真能系念汉人,则何不趁此机会,揽握兵权,反手王齐……则我军声势日大一日,执事爵位日高一日。”(25)黎氏的许诺较为含蓄,黄兴则说得更为直白:劝其“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26)

   从历练来看,袁的确是个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能人。如此,清廷冀希袁挽救危局,民军则指望袁成为中国的华盛顿。当然,双方并非静静等待议和或等袁表态,而是通过制造舆论、扩充军力,增加谈判桌上的筹码,以便在议和时形成压倒性的优势。北京方面释放立宪的善意,以求化解中间势力对它的敌意;南方各独立省份代表于12月3日在沪议决通过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临时大总统由各省都督府代表选举之,以得票满投票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者为当选。代表投票权每省以一票为限。”(27)南方摆出一副时不我待、独立建政的架势。

   经双方协商,议和地点由处于北洋军炮火射程内的武昌移至上海公共租界。对革命党人来说,在上海议和心理上更具优势。12月18日,南北议和在沪开启,至31日双方共举行了五次会商。南方议和代表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外交总长伍廷芳,北方代表是唐绍仪。由两位留学西方的岭南人主持议和,不仅使得言语与政治取向较为接近,议和方式还颇为西化,而且此次议和也成为展示西式契约精神与中国权谋思维之间张力的样本。

   首日的会议实录是:“一、换验文凭。二、民国要求凡湖北、山西、陕西、山东、安徽、江苏、奉天各省,均应遵约,一律停战,不得进攻,候接袁世凯确实覆电后,始行正式会议。唐使允照要求,电致袁世凯。三、伍代表已允电致湖北黎都督及山陕都督,令停止开战及攻击清军。”(28)

   12月20日的第二次会议主题是商谈国体。南方主张实行共和立宪,唐回应:“共和立宪,万众一心,我等汉人,无不赞成。不过宜筹一善法,使和平解决,免致清廷横生阻力。且我共和思想尚早于君,我在美国留学,素受共和思想故也。今所议者,非反对共和宗旨,但求和平达到之办法而已。”唐氏的立场令伍廷芳喜出望外:“承认共和,则一切办法皆可商量。”双方初始的态度为立国建政展示了光明的前景。当然,政治约定的落实,重要的不是原则,而是保障实现其原则的细枝末节。唐接着表示:“我以为国人皆希望共和,必须徇众。”“徇众”,即依据“众意”作出最终的裁决。但“徇众”还是个原则,问题是如何才能“徇众”?唐提议召开国民会议议决政体,“自武昌起事之后,我曾拟一折,请国民大会决定君主民主问题,服从多数之取决,清廷不允。现时我尚持此宗旨。盖此办法,对于袁氏非此法不可行也,其军队必如此乃可解散。开国会之后,必为民主,而又和平解决,使清廷易于下台,袁氏易于转移,军队易于收束。窃以为和平解决之法,无逾此也”(29)。换言之,召开国民会议也许只是个形式或程序,但若缺了这个程序就无合法性。

   晚清以来,主权在民、代议制民主等观念在华广为传播。既然要商讨变更国体,召开国民会议也就理所当然。问题是在缺少代议制传统的中国,中央与地方民意代表的选举才刚刚开始,现在要召开国民会议,其规模、选区划分、代表名额的分配与产生方式、议事规则等均缺乏实践经验,而政体之议决又迫在眉睫。于是,由国民会议议决国体之提议也就成了一个操作不易但又无理由拒绝的陷阱。伍氏提出现在多个省份已有代表在沪,可以开会;唐氏则认为仍有部分省区无代表,有的代表并不具有代表本省的资格。唐氏的意见在情在理。

   就在唐-伍公开议和的同时(20日),袁的亲信廖宇春与黄兴的特别顾问顾忠琛在沪秘密达成“五条草约”:(1)确定共和政体;(2)优待清皇室;(3)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4)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5)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之秩序。(30)于公开议和之外另立密约,也反映了当事人对权谋思维的依赖。

   在接下来的8天休会期间,袁氏在京与列强及宫内的权贵以及北洋系的将领、督抚等沟通周旋,以求达成共识;南方12月25日迎来了孙中山的凯旋。28日,朝廷同意召开国民会议公决政体。

   29日的第三次会议可谓成果丰硕,双方达成以下三项约定。清皇帝之待遇(五条,略)、满蒙回藏之待遇(五条,略)和召开国民会议的条件。第三项约定的内容包括:一、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从多数取决。决定之后,两方均须依从;二、国民会议未解决国体以前,清政府不得提取已经借定之洋款,亦不得再借新洋款;三、自1912年1月8日早八时起,所有晋、陕、鄂、皖、苏等处之清兵,五日之内一律退出原驻地百里以外,只留巡警保卫地方。民军亦不得进占,以免冲突。(31)

   同日,南京召开了由17省代表参加的总统选举会,孙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北方看来,国体尚待议决,此举系破坏议和的行为。孙中山为消除北方的疑虑,当日即致电袁:“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32)孙中山奉行的也是策反思维,以便尽快终结帝制。孙在第一时间昭告天下,意在表白南方信守此前的许诺,问题是袁氏从未公开答应这一条件。南方此举是否有违约之嫌暂且不论,但在客观上使得双方约定召集国民会议议决国体的议题转换为由袁氏逼清帝退位,这无异于将五条密约中的“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公之于众。换言之,帝制之存废成了袁氏个人的选择。袁若逼退清帝,就成了“华盛顿”。但征之于传统的政治伦理,一个朝廷命官抛弃孤儿寡母,废除帝制,乃不仁不义。南方此举置袁于进退失据的境地。

   孙出任临时大总统,使得南北间均势的天平发生了倾斜,南方的强势地位也使得协商的空间已越来越窄,但议和还在进行。12月30日的第四次会议上,双方就召开国民会议达成四点共识。(1)国民会议由各处代表组织,每一省为一处,内外蒙古为一处,前后藏为一处。(2)每处各派代表3人,每人一票,若有某处到会代表不及3人者,仍有投三票之权。(3)开会之日,如各处到会之数有四分之三,即可开议。(4)各处代表,苏、皖、赣、鄂、湘、晋、陕、浙、闽、粤、桂、川、滇、黔,由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发电召集;直隶、鲁、豫、东三省、甘、新疆,由清政府发电召集,并由民国政府电知该省咨议局;内外蒙古、西藏,由两政府分电召集。(33)以上条款由双方签字生效。关于会议的地点,双方提出多个备选城市,如北京、上海、汉口、威海卫、香港、烟台,均未能达成意向(34)。

   在31日的第五次会议上,伍廷芳语气强硬,要求1912年1月8日在上海召开国民会议(35)。此种最后通牒式的要求已经偏离了协商原则。唐致电内阁提出辞呈。南方的强势姿态使得协商之门濒临关闭,但收到施压清廷和袁氏的效果。诚如北方议和参赞杨士琦返京见袁氏时,“痛述民军要求之坚,并云此次派赴议和诸人力量单薄,大有不敌之势,而观民军情形,非达到共和目的不止,恐难挽回君主政体。……袁闻言踌躇久之,亦无良法”(36)。

  

   “虚与委蛇”的爽约之争

  

   自感无“良法”的袁氏将怨气转到唐身上。1月2日,袁致电伍廷芳:“迭接唐代表电开,与贵代表会议各条约,未先与本大臣商明,遽行签定,本大臣以其中必有必须声明及碍难实行各节……嗣后应商事件,先由本大臣与贵代表直接往返电商,以期简捷。”(37)

   袁氏此举启开十余日的爽约之争。伍当日指责袁氏:“此次唐使来沪,携有总理大臣全权代表文凭。开议之始,互验文凭,本代表即认唐使有全权会议。五次所订各约,一经签字即生遵守之效力。……今唐使虽辞职,而未辞职以前所签字之约,不因此而失其效力。”在召开国民会议问题上,“本代表此次与唐使会订民国会议办法已将就绪,只余会议地点及日期,已由唐使电达”。(38)

在袁氏看来,爽约的不只是北方。1月2日,袁致电孙:“君主共和问题,现方付之国民公决,所决如何,无从预揣。临时政府之说,未敢与闻。”(39)1月5日,袁致电伍:“国体问题由国会解决,业经贵代表承认,现正商议正当办法,自应以全国人民公决之政体为断。乃闻南京忽已组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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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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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海学刊》 2018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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