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濂:个人自由与大国崛起

——从马克斯.韦伯的政治光谱谈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30 次 更新时间:2019-03-28 22:4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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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濂 (进入专栏)  
在这种民族国家中,经济政策的终极价值标准就是我们眼中的‘国家的理由’,所有其他的民族莫不如此。”“我们传给子孙后代的并不是和平及人间乐园,而是为保存和提高我们民族的物种质量进行的永恒斗争。”

  

   在评论弗莱堡演讲的深远影响时,毕瑟姆有过这么一段总结:“在演讲中,韦伯表达的最明显且典型的主张是明确地把德国的民族利益作为制定政治和经济政策时所要参考的根本性价值。韦伯在晚年又重申了这一主张。在1909年的一次演讲中,他提到:‘我们多数人认为,终极的决定性价值……是一个民族在世界中的权力地位。’在1916年,他再次写道,自己‘总是仅仅从民族的视角来看待政策。’……韦伯的民族主义的核心部分在于他信奉‘文化’的价值,一般而言,文化独特性体现在民族共同体之中,具体而言,它体现于德国民族之中,而且,在现代条件下它只有通过国家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这个总结非常清晰地表明毕瑟姆对于韦伯民族主义取向的判断与蒙森相距不远。蒙森指出:“韦伯一再强调说,他认为‘德意志民族的事业及其未来在世界上的地位,远比国体问题重要得多’。”“他的政治心愿和努力,始终就是以强大的民族国家理想为标准。他始终是威廉时代那种类型的追求民族实力的政治家,即便在魏玛国家的条件下也依然如此。”

  

   钱永祥在《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中译本序言中指出:“他(韦伯)的政治思考用心所在,即是为个人的基本价值寻找新的精神资源,也寻找制度上的存身机会。”对此,我的疑问是韦伯政治思考的基本单位究竟是“个人”与“制度”还是“民族”与“文化”?韦伯所谓的“个人”指称的是普遍意义上的个人还是少数精英个体甚至克里斯玛型领袖?结合上文的讨论,答案非常清楚:韦伯政治思考的基本单位是“民族”与“文化”而非“个人”与“制度”,韦伯更认同精英而非大众,更热衷实现少数人的自由而非普世的平等自由,更推崇权力为导向的政治而非以权利为基础的政治。德国的危机是韦伯思考政治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终极原则,而韦伯对于自由主义危机的诊断和应对则进一步呼应和强化了他对德国危机的诊断和应对,最终导致韦伯放弃自由主义和宪政民主,转而拥抱民族主义以及克里斯玛型的政治领袖。

  

   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认定韦伯是一个“本能的民族主义者”,毋宁说韦伯更像是一个“理性的民族主义者”。韦伯的确承认他的民族主义信念最终是个信仰问题,不能为科学证据所证实。但是作为一个严谨的社会学家,韦伯终身恪守价值中立的分析方法,他对德国危机和自由主义危机做出的诊断和开出的药方,绝非只是本能或者情绪的反应,而是与他对现代国家的认知和理解有着根本的联系。

  

   在韦伯的政治理论中,政治经济结构、行动者以及民族的文化价值这三个元素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政治经济结构把开放的可能性约减为确定性,锁定了德国现代性道路的“独特性”;行动者(最初是资产阶级,最终是克里斯玛型的政治领袖)作为动力资源和居间环节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枢纽作用,民族的文化价值既是背景条件也是前设目的,构成了韦伯政治思考的根本立场和终极价值。

  

   韦伯其人其文都弥漫着一种“以客观为尚的精神”,透过韦伯“严冷的目光”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喜悦全无的世界”。当韦伯说“就和平与人类幸福的梦想而言,我们最好记住,在人类历史陌生未来的入口处写着:lasciateogni speranza(放弃一切希望)!”他不是在制造虚假绝望,而就是把他看到的事实一五一十地摊开给你看,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看到的事实,但无法否认他的真诚。

  

五、韦伯政治思考在中国的余音


   运伟大之思者,必行伟大之迷途。我们之所以探讨韦伯的政治思想,标定韦伯的政治光谱,绝非出于知识考古学的癖好,而是希望探讨韦伯的成败得失获得思想的启发,在歧路丛生的观念丛林中探出一条生路。

  

   在最抽象的政治哲学层面上,韦伯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政治与道德的关系。虽然韦伯政治观的弱点在于缺少个体权利的视角,但另一方面,他的政治现实主义取向也提醒我们认识到政治的主题除了权利(rights)更有权力(power),在政治转型国家当然应该探讨权利对抗权力的问题,但不能画地为牢,忽视“争取分享权力或权力分配的影响力”的问题。

  

   此外,韦伯还刺激我们重新思考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关系。与韦伯同时代的英国新自由主义者之所以能够坚持普适主义和平等主义的立场,根源在于他们依旧信奉自然法和自然权利这一传统,但是当代自由平等主义却分享了韦伯对自然法传统所做的死亡判断。自由主义不再奠基于自然法之上,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就此成为风中之烛,也许恰恰相反,这是死后重生的契机,它意味着现代文明人对于自身有限性的正视和确认。哈贝马斯所主张的“正当性来自于合法性”的悖论式解决方案正是为了回应韦伯式法律实证主义的挑战,他的基本思路是,一方面正当性只能产生自合法性——这是现代社会唯一可能的选择,另一方面,通过合法的立法程序所制定的法律与道德存在内在联系。所谓“形而上学把哲学从软弱无力的后形而上学思想的贫瘠中解放出来的愿望只可能是以后形而上学的方式才能实现。”这种正当性产生于合法性的“悖论式现象”只可能发生在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宪政民主国家之中。

  

   韦伯的政治思考对于具体的政治实践同样意义深远。从正面的角度说,韦伯告诫作为经济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要形成担当政治责任的新意愿,组建利益集团参与政治,不做当局的附庸者而要做政治的领导者和社会的压仓石。从负面的角度说,韦伯用他的失败经验(以及德国的失败经验)提醒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者与其半心半意、工具化地接受普选制与福利政策,不如真心实意地响应普罗大众和社会底层的利益要求和社会公正议题,在面对大国崛起、民族复兴的诱惑时,必须恪守自由主义个体权利和程序正义的底线,从内部夯实宪政民主制度,始终警惕来自民族主义话语以及卡理斯玛型领袖人物的威胁。

  

   当然,作为中文读者,我们更为关心韦伯政治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史和效果史,他对于资产阶级政治不成熟的痛心疾首,对于克里斯玛型领袖人物的呼唤,对于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渴望,到底会在中国引起什么样的反响和回应?它在给中国自由派敲响警钟的同时,会不会同时成为对国家主义者的礼赞?

  

   在进入这个主题之前,我们不妨简要分析一下韦伯专用术语——“政治成熟”。韦伯衡量各个社会阶层“政治成熟”程度的标准,是看它们有没有准备好“把民族的永久性经济和政治权力利益置于任何其他考虑之上”。而为了克服资产阶级的政治不成熟,韦伯相信必须要对资产阶级进行必要的“政治教育”,此处的“政治教育”不是泛泛而言的,而是有着非常特殊和具体的规定,即通过德国“世界权力政策”与“重大权力政治任务”的“反馈”带来“持之有恒的政治教育”,韦伯“希望整个民族通过坚决的帝国主义行动,快刀斩断德国政治局面的乱麻,克服那些有碍世界政策诞生的精神缺陷。经由这样的权力政治,德国资产阶级将有可能重获它的政治自信。”由此可见,在韦伯那里,只有与“民族利益”和“权力政治”相结合才有可能实现资产阶级的“政治成熟”。照此逻辑,回到当代中国的语境,我们需要问的是,谁有资格和有能力代表民族利益?谁有资格和有能力实行权力政治、解决现实的国内国际问题?资产阶级以及知识分子有无可能接受所谓的“政治教育”?又在什么意义上实现所谓的“政治成熟”?显然,在这种语境中侈谈韦伯意义上的政治成熟和民族利益,结果只能是出现一个与当下统治集团绑定的粗鄙的国家主义。

  

   1997年,韦伯的弗莱堡就职演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译者甘阳在序言“韦伯研究再出发”中虽然尚未体现出非常明确的问题意识,但已然指出要重视“历史之维”,强调“特殊主义”而非“普遍主义”的进路。此后在2003和2004年《21世纪经济报道》的特刊专访中,甘阳先后抛出两个论点,第一,中国要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使现代中国立足于自己的文明源泉之中。第二,提出新时期的“通三统”,主张融会中国的三种传统,建构中国人的历史文化身份。毫不夸张地说,韦伯在这个时期彻底笼罩和塑造了甘阳的问题意识,在2003年4月发表在《读书》杂志的“走向政治民族”一文中,甘阳开篇第一句便是:“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今天已为举世所瞩目 ,但中国在进入下一世纪时必将面临的关键考验或在于,古老的中华民族能否成熟为韦伯(MaxWeber)所谓的现代‘政治民族’。”全文亦步亦趋模仿韦伯工具化对待大众民主的态度,把中国走向政治成熟之民族的路径归结为“重新奠定中央政治权力的正当性基础问题,亦即使之能直接立足于以全国性大选为杠杆的大众民主基础之上。”

  

   无独有偶,刘小枫在2006年出版的《现代人及其敌人》中同样生吞活剥韦伯的弗莱堡演讲来为自己的观点背书:“对韦伯来说,‘政治不成熟’的政治经济学是一种天真、夸张的理想主义,‘以不断配置普遍幸福的菜谱为己任’,‘加油添醋以促进人类生存的‘预约平衡’;施米特则说,自由主义政治学迂腐可笑,持守一些抽象的普遍理想,以不断配置普遍的个人自由和权利的菜谱为己任,加油添醋以促进人类生存的‘自由平衡’……”

  

   他还说:“经济改革后的中国有如俾斯麦新政后的德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已经日渐强盛,由于国内经济因转型出现诸多社会不公正现象,经济学家们为自由经济抑或经济民主和社会公正吵翻了天,于是有韦伯式的声音说:中国学人还没有‘政治成熟’,不懂得中国已经成为经济民族,如今的问题端在于如何成为政治成熟的民族。”

  

   通过以上简单的考察可知,在从新左派到国家主义者、从强调古典西学到主张复兴古典中学的转变过程中,韦伯的政治思考给甘阳等人提供了关键性的启发以及自我合理化的最佳说辞。一旦冠上“政治成熟”、“大国崛起”以及“文化复兴”的名号,就使得这一系列转向不仅顺理成章,而且拥有了涅磐重生一般的道德美感和历史厚度。“深刻”、“成熟”、“人性之高贵伟大”这样的修辞对于部分青年学子更是具有难以抗拒的诱惑力和说服力。职是之故,如果在中国语境下不加辨析地引用韦伯的政治思考,未对其具体论述和逻辑后果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就极有可能用来礼赞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贬抑和丑化自由主义和民主制度。

  

   不久前在《开放时代》杂志组织的“走出韦伯神话”研讨会上,大陆新儒家的一位代表人物发言称:“韦伯……就是要通过对西方独特性、中心性的建构来论证德国的西方性,实现自己的理想,即推进德国文化和政治上的成熟。我觉得这是我们真正需要向韦伯学习的地方。我们的知识分子怎么就没有这种焦虑呢?由于近代落后挨打,就觉得自己百事不如人,卡尔·马克思不行了,又找来一个新的马克斯·韦伯。专找葵花宝典开练,挥刀自宫还一路傻笑!韦伯的学术神话可以解构,他的人格精神我却要致敬再三!”这番粗野蛮横但却力道十足的言论让人不禁想起鲍姆加滕的那句话:“每一个经历了多年政治虚弱、突然在世界上获得了权力和声望的民族,都免不了这样几种毛病,其中最大的毛病就是民族自大狂,倾向于迷恋本土的一切而贬低外来的一切。……现在,在迄今为止对我们来说完全陌生的思想生活的一个重要领域,我们就已经目睹了一个观点再度流行的样子。我们开始在学术工作上自吹自擂,炫耀民族自豪感,以党派的门户之见影响学术研究。”

  

   如前所述,韦伯其人其文都弥漫着一种“以客观为尚的精神”,在他的论述逻辑里有一种“不得不然”的宿命感。在《以政治为业》中韦伯说:“能深深打动人心的,是一个成熟的人(无论年龄大小)意识到了对自己行动后果的责任,真正发自内心地感受着这一责任,然后他遵照责任伦理采取行动,到了某个时刻,他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作为站在21世纪初的中国知识人回首韦伯的政治思想,也许要多一份同情的理解。我们必须设问:他的思想地平线到底在哪里?有哪些元素限制了他的政治想象?当时当地的历史处境、文化背景、思想资源以及政治格局和经济发展是不是让他只能如此,别无选择?反过来说,我们现在是否还有的选择?我们的判断与行动到底遵照的是责任伦理还是信念伦理,抑或二者都不是,只是纯粹地在迎风起舞?我们是否真的只能如此?

  

   (本文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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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思想》杂志2016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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