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濂:个人自由与大国崛起

——从马克斯.韦伯的政治光谱谈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17 次 更新时间:2019-03-28 22:4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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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寄望他们成为政治自由的守护者。

  

   第三,韦伯信奉“个体自主或责任感的更加内在化的自由概念”,即不“让生命像自然物体那般随意运行的能力,而是把生命视为“一系列终极决定,在这些决定过程中,心灵……选择自己存在的意义”的能力。这种只可能在少数精英身上实现的个体自由同样面临现代资本主义、大众民主和官僚制的多重威胁。

  

   面对自由主义的危机,需要问一个车尔尼雪夫斯基式的问题:“怎么办?”毕瑟姆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存在着自由主义的两个分支,他们对于自由主义危机的诊断和开出的药方迥然不同。

  

   来自英国的新自由主义者(New-liberalism,代表人物有霍布森、霍布豪斯等人)主张人人生而自由平等,“强调每个人都有自我实现的内在潜能。在这个视域里,自由的价值源自于他为每个人提供自我发展的空间。”他们认同与“形式自由”相对的“实质自由”,主张“自由的价值”之所以受到抑制,根源在于私有产权制度导致自我发展资源和机会的高度不平等分配,为此他们将解决社会问题和再分配收入作为破解自由主义危机的方法。

  

   相比之下,韦伯从属的自由主义小传统则迥然不同。这里可以引用毕瑟姆的观点做一概括:韦伯式的自由主义具有“更为排他主义或者精英主义的取向,强调不同的品性通过内在能力和外在环境的结合,发展成为不同的个体或者群体。从这一视角出发,自由的价值仅在于它为优异品性提供表达的空间,并使其最大程度地影响社会。尤其是,被定义为优异的或者模范的品性是在资产阶级的上升时期历时地发展出来的。韦伯就处于这一传统当中。他对于这个传统的突出贡献在于表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独特品性乃是社会条件异乎寻常的结合产物。”理查德·贝拉米的解读与毕瑟姆相近,他认为韦伯的自由主义和民主理论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他依然信奉富有创造性的、负责任的个人这一自由主义观念;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样的能动性只能为少数人所保有。”

  

   对比韦伯式的精英主义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我们甚至可以将视野拓展到当代的自由平等主义)可以发现,后者对韦伯理论至少做了三处至关重要的修正:其一,主张具有能动性的自由主义个人观念并非只有少数人拥有,而是可以被大多数人所保有的。以罗尔斯为例,他主张每个人在道德上是平等的,因此也都具有实现其内在潜能的权利,政府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平等地对待所有公民。一个正义的制度虽然也会基于潜能实现的不同程度而造就差序社会,但这是经过正义二原则检验的合理的不平等,而不是任意的不平等;由此导致的第二个修正是主张普选制和大众民主不只具有工具性的价值,而是本身就是好的,它应该也能够实现所有公民的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其三,突出强调“负责任”的特性而降低甚至忽略“创造性”的重要性,因为后者对于多数人来说要求过高。以罗纳德·德沃金的“人类尊严二原则”中的“个人责任原则”为例,强调的就是“每一个人都对实现他自己的生活的成功富有特殊的责任”。

  

   从韦伯的精英式自由主义出发,不难理解他为何会在1895年弗莱堡就职演讲中发表如下的观点:“激动我们的问题并不是未来的人类将如何丰衣足食,而是他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正是这个问题才是政治经济学全部工作的基石。我们所渴求的并不是培养丰衣足食之人,而是要培养我们认为构成了我们人性之伟大与高贵的那些素质。”这个表述无疑源自于韦伯对于自由主义危机的反应,但是在德国危机的加持下,韦伯真正叩问的是德国民族在未来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德国民族将会被培养成何种伟大与高贵的素质?而在精英式自由主义的助推下,德国人和德国民族这个群体性概念则被高度浓缩在少数精英乃至克里斯玛型政治领袖的超凡人格之上。

  

三、德国的危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是大国逐鹿的时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伴随着激烈的经济竞争和军事冲突。在这场“权力的游戏”中,统一的德国并未赢来焕然一新的格局,反而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外交政策上出尔反尔,先后错失与俄罗斯、英国结盟的良机,国际政治上陷入孤立,作为国家象征的德皇沦为国际嘲笑的对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一切迹象都让韦伯断定,旧有的专制政体已无力参与世界政治,若想成为世界大国,德国就必须“必须调整政治制度来与这一任务相匹配”。

  

   然而韦伯并非“制度主义者”,韦伯关心的不是制度的道德规范性而是制度的实际有效性,所谓调整政治制度以与世界大国的任务相匹配,在韦伯这里目的只有一个——有效地选取负责任的政治领袖。

  

   韦伯采用典型的阶级分析方法来诊断德国危机:“如果政治权力由经济上正在下落的阶级所掌握,不仅危险,而且长远来说也是与国家利益不相合的。而如果正在取得经济力量以及因此取得政治权威的阶级,在他们对国家的领导中,缺乏政治上的成熟,那就更危险了。此刻,德国正受到这两种情况的威胁;实际上,我们处境当前的危险,关键便是在这两方面。”

  

   具体说来,容克地主阶级作为经济上正在没落的阶级,在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已无容身之地,他们虽然仍旧把持着政治权力,但其衰落已无可避免。资产阶级作为经济上升阶级,理应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历史重任,但不幸的是,他们在政治上高度不成熟:“他们怯懦,他们‘安于无权的现状’,他们只求和平与安静。他们‘沉醉于成功的氛围中和对和平的渴望中’,他们被一种极为‘非历史’与非政治的精神捆住手脚。”

  

   韦伯对无产阶级更加不抱政治期待。韦伯接受大众民主是历史必然趋势但并不为此欢欣鼓舞:“经验告诉我们,大众总是容易瞬间就受到纯粹情感的和无理性的直接影响。”韦伯甚至认为“民主化”一词具有误导性,因为“民众”(demos)永远不能统治,而只能被统治,所以他以工具化的方式对待大众民主,群众在形式上是国家的主人,是合法性的源泉,他们负责欢呼、举手、鼓掌以及做橡皮图章,一旦履行完为凯撒式政治领袖加冕的功能后,他们就什么都不是。

  

   1919年韦伯发表著名演讲《以政治为志业》,区分“为政治而生的人”与“靠政治而生的人”,后者的代表是俾斯麦留下的庞大的官僚组织成员,他们的优点也正是缺点:精确、稳定、有纪律、严格、可靠、高效率,“在纯技术意义上的完善程度达到了最高标准:是形式上最理性的行使权威的手段。”为了对冲官僚制带来的全面僵化和工具理性化,必须召唤有责任伦理的政治家,这些人是“为政治而生的人”,兼具“激情、责任感和眼光”。“为政治而生的人”不仅在理论层面上满足了韦伯式的自由主义的理想人格,更重要的是在现实政治层面上能够带领德国人走出德国危机,摆脱德意志民族一个世纪以来的宿命——“因为缺少具有强烈权力意志的政治家而一再决策失败。”

  

   如果说柏拉图的《理想国》旨在培养“哲学王”,那么韦伯念兹在兹的就是寻找具有强烈权力意志的政治家,他所有的政治思考最终都会聚于此:僵化的官僚制带来的普遍威胁是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趋势,因此就需要“为政治而生的人”来平衡其影响力;议会民主制之所以有价值,不在于它本身就是好的,而在于它可以成为政治领袖的培训基地和实操场地;议会民主制之所以要被总统直选所取代,不在于它本身是坏的,而在于它已经无力承担拣选政治领袖的重任。

  

   毕瑟姆承认韦伯的议会制政府理论不能被称为民主理论,因为它并未试图以公认的民主价值去为这样的政府辩护。但毕瑟姆仍然试图替韦伯辩护:“韦伯政治立场的特色是他同时认可强领袖和政治自由的价值。”可是问题在于这是一个含混其词的表述,我们必须打破沙锅问到底:什么叫做“同时认可强领袖和政治自由的价值”?到底是谁的政治自由?当强领袖与政治自由发生冲突时,韦伯会做何选择?一战结束之前,韦伯的确曾经主张通过议会约束民选领袖个人权力来保护政治自由,可是随着战事逐渐不利于德国,韦伯最终否定了这个观点,对此毕瑟姆也直认不讳。在我看来,与其说韦伯认可的是“强领袖和政治自由价值”,不如说韦伯认可的是“强领袖的政治自由价值”。韦伯在1919年写给艾伦伯格教授的信足以证明这一点:“对我来说,宪法的形式不过同任何其他机制一样是一种技术手段。假如一个君主是一个表明其将会成为一个政治家,那么,我会愿意站在他一边来反对议会。”

  

   因为否认自然法的传统,韦伯的政治合法性(正当性)理论成为典型的“态度解释”,由于聚焦于被统治者对于统治者的主观信念,用形式合理性取代实质的道德,其代价就是掏空了政治正当性的规范性。约翰·西蒙斯指出,国民的态度与信念顶多可以作为支持政治正当性的部分理由,绝非正当性之根本所在,否则国家就可以通过意识形态宣传、灌输、洗脑乃至愚民统治来达到这个目的。追本溯源,韦伯的理论误区在于,过分担心“日益僵化的官僚制趋势使得卡理斯玛领袖越来越难以脱颖而出”,忽视了“领袖民主制转变为一种卡理斯玛独裁统治”的危险性,虽然他的“责任伦理观”与“残忍偏狭的法西斯主义统治”完全对立,但是“直选—卡理斯玛领袖支配”的烂熟形式极易滑向极权主义的法西斯独裁而不是强大的民主制,这也是毋庸置疑的。有鉴于此,蒙森指出:“我们不得不承认,韦伯的卡理斯玛领袖理论与彻底形式化的民主制含义结合在一起,很有助于——尽管只是微不足道地——促使德国人民去拥戴一个领袖,甚至拥戴阿道夫·希特勒。”

  

   韦伯痛心疾首于俾斯麦一手造就的德国民族的政治不成熟,可是当他面对深重的德国危机,彷徨于无地时,呼唤的却是俾斯麦式的克里斯玛领袖的降临。在这个意义上,俾斯麦是德国危机的始作俑者,他为后来的德国人设置议题,规范路径,甚至预定了答案。

  

四、作为民族主义者的韦伯


   套用罗尔斯那句名言:“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我们可以稍微冒险地断称,对韦伯而言民族是一切社会政策和政治行动的首要美德。他的弗莱堡就职演说可以为此作证。这是个充满挑衅意味的演讲,韦伯也颇为这种刻意为之的挑衅和冒犯而自得。但是除了出语惊人的外在动机,这个看似粗糙的早年演说实则蕴藏着韦伯终其一生坚持的根本立场。15年后,他在写给一些弗莱堡教授的信中说:“我的弗赖堡就职演讲尽管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但我已经支持了民族理想在所有实际政治领域、包括所谓社会政策领域的至尊地位,……当时我这个领域的绝大多数同行正在进入所谓社会王国的骗局。但即便在当时,我也谨慎地强调了政治不是也从来不可能是一门以道德为基础的职业。”

  

弗莱堡演讲中的很多话语至今读来撼人魂魄,比如:“对我们而言,民族国家并不是什么含糊不清的东西……事实上,它就是民族权力的世俗组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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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思想》杂志2016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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