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兴良:刑法方法论,从法律解释、推定、演绎说开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3 次 更新时间:2019-03-15 23:0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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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兴良 (进入专栏)  
所以我认为,这种推定的方法在司法中是应该广泛使用的。

  

   我们的司法机关尤其是侦查机关,往往强调查清一些客观事实,但对于行为人的主观构成要件的推定往往缺乏依据,这对案件后期的认定带来一定的难度。另外,法律规定与司法解释没有为推定方法的运用提供一些基础性的事实,给控方对案件的证明带来很大难度。

  

   因此,我认为,在案件事实认定中,要广泛使用推定方法,在刑法中需要对推定进行研究,在有关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中需要对推定方法作更详细的规定,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对事实进行认定。

  

04.重视“演绎”在法律适用中的作用


   最后一种方法是演绎的方法。从大前提到小前提,到最后认定有罪无罪,就取决于法律规定与案件事实之间是否具有同一性,如果具有同一性,就可以将案件事实涵摄到法律规定当中。

  

   这里有一个“涵摄”,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演绎的过程,一种演绎的推理,它要求大前提是正确的,并且小前提也得到清楚的证明,在这样的基础上,再进行演绎推理,最后得出有罪无罪的结论。

  

   这种演绎推理是最常见的逻辑推理方法,不仅在法律适用中广泛采用这种逻辑推理方法,法学研究包括刑法学研究中也是广泛采用这种逻辑推理的方法。

  

   但是人们对于演绎这种方法往往有一种误解,比如,张明楷教授曾提出这样一个命题,他说“少一点演绎,多一点归纳”。他认为,演绎没有增加新的知识,因为结论已经包含在大前提里面了,通过演绎得出的结论本来就是大前提所有的,并没有增加新的知识,而归纳增加了新的知识,在我们的法学研究中演绎过多,缺乏归纳。因此,他提出要多一点归纳,少一点演绎。

  

   在刑法学的研究中,也许这样一种提法是对的,但是在法律适用中,我认为,不能认为演绎的方法没有增加新知识,演绎方法本身是增加知识的,而不是对大前提的重复,尽管这种结论已包含在大前提里,但是抽象的法律规定运用到具体案件中,得出一个结论,也是增加了新知识,它解决了案件中被告人有罪还是无罪的问题。

  

   因此,我们不应该贬低演绎这种逻辑推理方法在法律适用中的重要性,而要强调它的重要性。演绎的过程实际上是在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之间进行同一性的认定,在这里,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推理的过程,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

  

   张明楷教授说过另外一句话:定罪过程是从法律规范到案件事实之间不断地循环往复的审视的过程,它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尤其是在复杂的案件中,不是先去理解法律规定,而是依据案件事实去理解法律规定,如果法律规定不能把案件事实包含进去,那么对案件事实再作另外一种塑造,再去看它能否包含进去,这里有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而且法律规定本身是可以塑造的,它不是死的,有时是非常复杂的,在理解法律规定时不能限于法律的字面规定。

  

   比如,刑法中有关绑架罪的规定,刑法规定以勒索为目的,但是在实际中,有被害人被扣押,要他把钱拿出米,但是他身上没有钱,被害人就给公司会计打了一个电话,说要做买卖,需要 10 万元,赶紧送到什么地方来。会计就送来了,但送钱的人并不知道他被绑架了。

  

   这样的案件能不能认定为绑架罪?以勒索为目的扣押他人作人质,好像符合这个规定,但是法律规定的以勒索为目的是向谁勒索,是否包括被害人本人?还是指向被害人以外的人勒索?从法律的字面上并不能看出来。我

  

   们通常所讲的绑架罪不仅仅是侵害了被绑架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而且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他的亲朋好友为他的生命安全担忧。因此,绑架罪的勒索只能是将被害人扣为人质以便向他的亲属进行勒索,勒索的财物作为释放被害人的赎金,只有这样才能构成绑架罪。

  

   像前面那种情况,只能认定为抢劫罪,而不能认定为绑架罪,这就涉及在案件和法律之间不断地进行穿梭巡回、比对,而且对法律规定不仅是从字面上理解,还存在对法律规定内容的塑造问题,可能还涉及其他一些因素,如情理、法理、价值取向,这些都会影响到案件的处理。

  

   比如,刑法规定绑架他人致使被绑架人死亡的或是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但是实际中存在这样一种现象,某一犯罪人绑架一人被公安机关发现了,公安机关对人质进行解救,在解救过程中,不得已向实施绑架的犯罪分子开枪,但是一枪没有打中犯罪分子,却把人质打死了,这种情况下对于犯罪分子来说是否属于刑法所规定的绑架他人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如果这种情况视为致使被绑架人死亡,就应当适用死刑;如果认为不是,就不能判处死刑。

  

   像这样的问题如何解决,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了,超出法律知识的范围,可能需要从更多的角度来考虑。如何来处理,则需要更高的法律智慧和对法律更深刻的理解。

  

   (本文为陈兴良教授2007年3月在北京大学法学院讲座的演讲稿,收录于「刑法的致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2月版。陈兴良,北京大学法学院兴发岩梅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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