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奇琦:人工智能时代的世界主义与中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9 次 更新时间:2019-03-03 00: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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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奇琦  
如果说标准化是求同,那么智能化则是求异。这种智能化或者差异化同样是世界主义的内涵。世界主义要求包容差异而非消灭差异,让有差异的人们在多元的共同体内和谐共存。因此,从人类技术革命的发生史来看,技术进步对世界进步具有推动意义。而作为新一轮技术革命,人工智能无疑对世界主义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尽管如此,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世界主义的挑战也会更加突出。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产的本地化与全球性整合的终结。之前的工业革命推动了全球性整合和生产全球化的发展,例如,跨国性企业一般将研发部门设在发达国家,把生产部门放在劳动力廉价的发展中国家。这种传统的企业部门分布在人工智能时代将发生变化。特斯拉公司的生产模式就是典型案例。特斯拉汽车的生产工厂主要设在美国,生产者几乎都是机器人。原因在于:一方面,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电力成本很低,并且购买机器人的价格不断下降;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价格不断上升,生产部门面对的劳工问题、发展风险、政权变动风险也日益突出。因此,在美国设立生产部门似乎要比在发展中国家设厂更为廉价,这也正是美国强调“制造业回归”的大背景。此外,4D打印技术的发展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过程的发展。随着4D打印成本不断降低和商业模式逐步成熟,跨国公司可以把生产部门设立在与消费市场最近的地方,通过满足消费者的个性需求来生产多样化的产品。这也是克里斯·安德森提出的“长尾效应”的重要结果。生产本地化的长期效应或将使得那些原先没有获得发展机会的发展中国家最终失去任何发展的可能。现在的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如亚洲“四小龙”、“四小虎”以及中国等,都是在全球产业分工条件下通过产业升级逐步接近或进入全球价值链的中上游。这正是黑格尔提出的主奴辩证法的核心逻辑和核心思想。主人拥有生产资料,奴隶并不拥有生产资料,这是主人与奴隶区分的根本所在。但是,奴隶由于在生产过程中与生产资料在一起,因此在生产过程中占有了生产资料。在经过了一个长期的过程之后,奴隶最终变成了主人,并获得了原先主人的承认。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的思想是黑格尔主奴辩证法思想的发展。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关于“中心—边缘”互动的论述也是按照这一逻辑展开的。然而,在人工智能时代,伴随着生产过程的本地化,这种通过长期与生产资料在一起、充分参与生产过程来完成主奴身份转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因为,按照人工智能时代的游戏规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技术条件和教育水平较差的发展中国家,可能连买到“船票”的机会都没有。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整合的时代可能会被终结。如果以上这些论述成为生活事实,将会对世界主义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国家可能被分裂为智慧国家和愚笨国家,人类个体也可能分裂为智慧人和愚笨人。

   第二,大众资本主义与大公司的垄断。在人工智能时代来临之前,这种趋势已经出现,戴维·科顿(David Korten)就以“当公司统治世界”来描绘这一趋势。⑧在美国历史上,针对大公司进行反垄断诉讼是一种传统。例如,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被拆分的。在大众资本主义背景下,这一趋势发生了逆转。甚至在20世纪60、70年代之后,美国机构资本主义成为普遍现象。美国大公司的股票都是被诸如美国退休人员协会这样的机构所持有。这其中的含义是,大公司并不是被少数的富豪所占有,而是被声称代表人民的机构所持有。正因为这一背景,针对大公司的反垄断诉讼往往在“人民的名义”下被终止。另一个背景是,大公司往往需要与其他国家的同类型公司竞争,因此对大公司进行拆分就是削弱本国的竞争力。在大众资本主义和国际竞争的影响下,大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这种趋势在人工智能时代似乎更加显著。目前,全球最高市值的公司全部为美国软件科技公司,分别是苹果、Alphabet、Facebook、微软、亚马逊。这些公司都将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巨头企业,而这种垄断将会对人工智能时代的世界主义带来负面影响。大公司的发展最终可能导致少数技术超人和企业精英控制全球经济和文化生产的情形。对于这一点,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Harari)在《未来简史》中已经进行了讨论。大公司的垄断看似会对世界主义的扩展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但从长远来看,由于多样性的丧失,世界的未来更多表现为霸权的世界主义。由于这些对世界未来产生影响的大公司都扎根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基础之上,因而仍然是西方世界主义公司化的版本。

  

   四、智人的终结:奇点临近与后人类世界

  

   “奇点临近”是美国学者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提出的重要概念。简单来说,奇点就是人工智能超过人类智能的那一刻。⑨在库兹韦尔看来,人工智能超过人类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在未来,智人统治世界的时代将会终结,代替智人的将是那些被智人发明的人工智能。库兹韦尔所代表的这种悲观观点在西方十分普遍,例如,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对人工智能取代人类就持有相似的观点。比尔·盖茨也认同这一观点,并主张采用向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征税的方式来减缓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在人类社会使用的速度。“奇点临近”和“智人终结”指向的未来世界是一个后人类的世界,这将对世界主义产生颠覆性的影响。既然智人的历史都有可能被终结,那么世界主义的意义究竟何在?后人类的世界将由哪些主体构成,难道是那些被人类发明并取代人类的人工智能吗?

   这类观点在西方如此流行,以至于很容易让读者产生两个疑问。第一,为什么西方精英对人类的未来如此悲观?第二,既然他们已经看到了这一悲惨的命运,为何不采取措施阻止这一结果发生?笔者尝试着从西方知识的发生学角度来解释这一问题。由于西方的整个知识传统建立在基督教文化叙事的基础上,人工智能对未来世界的这种悲剧性影响依然是“末世论”的翻版。“末世论”是西方基督教叙事的核心主题,即由于人类的无知、愚昧和罪恶,最终会导致世界末日的来临。从整个西方叙事来看,末日是一种天启,是为了让人感受到上帝的力量,诺亚方舟就是“末世论”的经典版本。在世界末日来临之前,上帝会重新出现,拯救人类与世界末日,这就是弥赛亚的核心内涵。在西方文化作品中,这一主题被反复叙述。例如,美国大片中的英雄主义作品都是这一主题,《2012》、《美国队长》、《蝙蝠侠》等电影都是先勾画出世界末日的场景,最终英雄出现,拯救大众于水火之中。电影里的英雄本质上是上帝的现代版形象。在从黑格尔到福山等一系列思想家的观点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末世论和弥赛亚的影子。如“历史的终结”就是弥赛亚的版本,而这一版本的始作俑者则是黑格尔。

   因此,当人工智能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时,西方观察家和精英往往又会从基督教的叙事中思考这些问题。因此,人工智能对人类的颠覆性影响被看成是世界末日的又一展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尽管从启蒙运动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但基督教对西方的影响依然是弥散性的。虽然西方学者在公开讨论问题时依然引用“科学”、“理性”等概念,但当进入学者的生活世界进行深入考察时就会发现,即便是西方一流的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绝大多数都是意志坚定的基督教徒。并且,他们坚定地认为信仰基督教与理性论证之间并不冲突,甚至认为这似乎是一种上帝的巧妙安排。从基督教叙事出发,既可以解释为何西方精英对人工智能时代人类的未来如此悲观,也可以解释他们对悲观的未来为什么会采取无所作为的态度。因为在这种观点看来,正是人类自身的原罪或人性之恶导致了人类对人工智能的依赖,因此人类最终会走向世界末日。总之,在西方基督教思想影响下的人工智能观念属于悲观的宿命论,而人工智能统治的世界将成为后人类的世界。

  

   五、开放的世界主义:从中国传统出发的新观念

  

   西方学者在对待人工智能时代的世界未来这一问题上,既悲观又无所作为。要破解这一难题,就需要跳出西方的基督教文化观进行思考,尤其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思考世界主义的组织方式和未来。中国的世界主义传统与西方完全不同。尽管古代中国在最初思考世界主义的内涵时也具有传统的帝国思维,即中国人熟知的“天下观”,但是中国传统的世界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温和的。因此,尽管中国在历史上多数时期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力量,但除了个别由少数族群占据统治地位的政权喜好征伐之外,绝大多数时期的中国对待世界的态度都是相对温和与和平的。与西方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世界主义不同,从中国传统出发的世界主义是立基于共同体的世界主义。这种观念强调每一个个体首先是共同体的一份子。共同体往往始于最小单位的共同体,比如家庭,然后逐级向更大的共同体延伸。共同体与共同体的关系既相互嵌套也相互交叉。当然,在共同体利益的实现上,个体对共同体的义务也具有逐级推进的特点。费孝通先生用“差序格局”概念准确地描述了这一特点。⑩同时,与西方以基督教为本质的自由主义不同,这种从中国传统出发的世界主义可以被定义为开放的世界主义。自由的世界主义是有边界的世界主义,它清楚地界定了朋友和敌人。只有接受了基督教价值观的人才会是兄弟姐妹,而不接受这种西方主流价值观的人则被定义为敌人。开放的世界主义则是一个既存在内部共同体、同时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又存在交流与沟通的开放性框架。这种开放的世界主义有如下几个特征。

   第一,逐级推进。孔子在《论语》中的一段话可以用来理解开放的世界主义:“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11)孔子提出的这种框架是逐级实现的,首先在家庭里要孝敬父母,出门则像对待兄长一样对待朋友,为人严谨且守信用,在这样的基础上广泛地爱众人,从而无限接近“仁”的目标。如果行为者的能力强,则需要更大的胸怀和抱负,并学习总结。如果行为者能力不够强,则需要首先做好最基本的事情,如家庭的义务,即孝道。因此,这种世界主义的框架是开放而温和的,也是在行为者能力范围内可以达致的。

   第二,多元共存。中国的知识传统从一开始就将两种完全不同的力量放在一起综合考虑,这就是《周易》中的阴阳观。阴阳的性质完全相反,但《周易》却把它们整合在统一的框架内,形成相互共生、相辅相成的思维框架。《周易》的这一逻辑被道家的辩证思维继承并发扬光大。道家反复强调的“有”与“无”、“大”与“小”等概念的辩证关系便是这一思维的具体展现。即便是强调家长干预和有所作为的儒家,对这种多元共存也极为强调,最典型的表述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2)。这一观点与西方自由的世界主义的强迫性有很大区别。基督教的一神论传统产生了只有基督教的叙事是真理的观念。这一逻辑延伸到当代政治学研究中,就形成了“历史终结论”等西方所谓的主流观念,即只有自由民主制度才是好的政治制度。西方的这种观念无疑是具有强迫性和独断性的论断,而中国开放的世界主义传统则与之不同。

第三,相互合作。西方自由的世界主义更多是依靠形成普遍性的法律框架和个体抗争来实现某种权益。正如阿伦特和阿甘本等学者所指出的,在世界主义的流动面前,这种个体性的权利很难对个体提供有价值的保护。(13)而中国人开放的世界主义是基于共同体的世界主义,在一开始设定人与人的关系时,这种世界观就选择了互帮互助的互动模式。对于这一点最精确的表述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4),即要想实现自己的目标,就要先帮助别人。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中国目前国际大战略的布局之中。中国的中长期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同时,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的实施方案并不局限于国家内部,而是跳出中国来考虑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帮助沿线国家发展基础设施,提高沿线国家人民的经济能力和生活水平,最后,这些国家会反过来助力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由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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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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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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