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奇等:有限性与有效性:基层社会治理中传统乡规民约价值的扬弃与再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2 次 更新时间:2019-02-12 23:35:06

进入专题: 基层社会治理   传统乡规民约  

刘志奇   李俊奎   梁德友  
同时,伴随着政府管理体制的不断下移,农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民主意识逐渐加强,乡土社会的治理主体、治理客体和治理结构都发生了根本改变。换言之,在法治精神、契约意识、平等诉求不断增强的今天,乡民再也不是逆来顺受、愚昧愚忠的传统顺民,乡规民约必然失去其昔日的合法性基础,再也不可能一如既往地在乡民心中保持坚不可违的权威地位。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当科学、民主与法治随着市场经济的步伐逐渐取代礼治时,作为地方法的传统乡规民约在现代农村社会治理中的合法性基础也必然直面现代性的冲击和挑战,其社会治理的合法性问题不得不面临着现代性的尴尬局面。

   三是治理效果不确定且日渐式微。乡规民约在传统社会基层治理中长期发挥以教化民、以礼成俗、促进和谐、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弥补了国家法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不足。但客观地讲,传统乡规民约的社会治理效果却具有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并且呈日渐式微趋势。这主要是因为乡规民约治理社会的依靠力量主要是“乡村精英”。帕累托认为,精英主要是指一定单位区域内最强有力、最生气勃勃和最精明能干的人[14]13。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精英主要有绅士、宗族领袖和长老、庶民地主以及里长、甲首等乡保人员[15]90-94。乡村精英依靠自身的权威,以儒家伦理秩序和传统道德规范为工具,对域内乡民进行礼化教育和社会治理。由于大多数乡村精英阶层没有官方确认,仅以自身的宗族地位、年龄、财富以及社会声誉等为治理资本,确立起自身的地方权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这种以人代法、以言代法、以家法族规代法和人亡政息的治理生态明显带有“人治”的价值取向,从而导致传统农村治理基础和治理效果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也就是说,一旦社会治理基础的乡土社会发生流变,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社会权威必然随之流失,乡规民约社会治理的合法性基础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其治理绩效也必然大打折扣。尤其是随着当下我国农村社会人口流动的加快和传统农村社区结构的松动,围绕血缘、地缘而建立起来的地方性权威也随之消失,传统乡规民约逐渐成为时而有用、时而无用的象征性符号,其基层社会治理的效果日渐式微。

   四是治理手段单一落后。长期以来,“差序格局”①和“伦理本位”②是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特征。与此相对应,传统乡规民约的社会治理手段也是重教化而拒法治,从而造成了乡规民约社会治理手段的单一和落后。在乡村共同体中,儒家“无讼”观根深蒂固,因此,乡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过分重视调解的价值和作用,将“息诉”“止讼”乃至“不诉”作为治理目标,以期实现“家丑不可外扬”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之目的,而积极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的人和行为则被视为损害家族、村寨整体利益的行为和现象而受到道德上的口诛笔伐和伦理歧视。长此以往,“息诉”“止讼”“畏讼”“厌讼”成为乡民的主流意识,造成我国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法律缺位和空场。尤其是社会治理中涉及处罚性制裁措施时,大多地方以乡规民约为治理手段,未能与国家法律有效衔接。换言之,乡规民约社会治理手段不是依据国家的法律法规而行,而是依据家法族规或区域内的“土政策”行事,严重侵犯了村民主体的合法权益。虽然这些治理方式在特定时期、特定社会条件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今天,这种践踏法律、违反人权的做法注定是一种落后的治理手段而不值得提倡。

   五是治理范围的区域性和不可通约性。乡规民约注定只能是“地方性地理知识”,区域性和不可通约性既是其本质特征,也是其治理功能的局限。这是因为乡规民约是乡土社会自发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在一定地域或范围内以共同体为内部道德约束机制的一种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其中,村落是其基本单位,每个村落在地域上是相对封闭的,经济上自给自足,文化上相对独立。因此,不同村落在生活空间上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异,这种传统文化与地理特点结合起来的乡规民约就成为不同村落各自独特的社会治理名片,“五里不同俗、十里改规矩”就是其形象写照。人们在“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土地上世代繁衍生息,形成了一个个带有地方色彩和烙印的自治社会空间。因此,传统乡规民约作为地方法,其形成、衍变和发展的地域性特质是一定区域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长期博弈和磨合的结果。离开特定的区域和熟悉的土壤,传统乡规民约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失去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其有效性与合法性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因此,虽然我国幅员辽阔,各地乡规民约在各自区域内的社会治理也大多富有成效,但其治理模式却不具有普适性和通用性,很难进一步推广到其他地方。

  

三、有效性衔接:基层社会治理中传统乡规民约价值的扬弃与再造

  

   客观地讲,作为一种地方法,乡规民约在维护中国乡土社会良序美俗和社会稳定中居功至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国家法律和正式制度日益完善、健全的今天,乡规民约依然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③。因此,以继承与发展为原则,扬弃和再造传统乡规民约,实现传统乡规民约与现代文明和时代精神的有效衔接,是实现我国社会治理手段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之一。

   (一)与时代精神有效衔接

   黑格尔认为,时代精神是“贯穿于所有各个文化部门的特定的本质或性格”[16]56。因此,时代精神是一个最能体现时代“最核心价值思想”的精神范畴,具有现实性、具体性、形象性和人民性等本质属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17]168当前,人类社会正处于信息高度发达的“互联网+”时代,以民主、法治、平等、改革等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已深入人心。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彻底改变了我国传统农村封闭落后、贫穷愚昧的面貌。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作为强大的改革引擎,推动着中国乡土社会奔走在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上。与此对应,在传统农村社会治理体系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乡规民约也必然面临着改革发展和转型再造的历史挑战。其中,作为内生社会规范形式的乡规民约在坚守优良传统的同时,主动与反映当代思想精华的时代精神无缝对接是其价值再造和转型的必由之路。虽然这一转型和再造之路充满曲折,甚至反复,但从文化基因的角度来说,传统乡规民约本身就存在着诸多能够与时代精神相契合的文化内容,这也是乡规民约能够在中国近三十多年的城镇化和现代化浪潮中一直存在并发挥积极作用的主要原因。具而言之,传统乡规民约的社会场景已经发生了改变,市场化和城镇化浪潮冲刷下的乡规民约,在坚守乡土乡情历史延续和传统乡村生活逻辑的现实基础上必须抛弃与现代性格格不入的落后元素,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再生出具有现代性特质的新型乡规民约。

   (二)与法律法规有效衔接

   在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不断加速的今天,乡土中国再也不是以前相对封闭的净土,传统乡规民约中温情脉脉的传统道德说教和等级权威已经难以统摄和回应市场大潮下乡村社会治理所面临的难题和困境。随着法治意识日益深入人心,任何治理方式以任何借口绕开法律手段都是现代社会所禁止的。因此,与国家法律有效衔接就成为地方法——乡规民约转型和再造的不二选择。其实,乡规民约的双重属性也决定了当下国家法律对其进行整合、引导与制约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一方面,乡规民约作为传统乡土社会治理手段,是建立在落后封闭的文化生态和经济基础之上的,其发展和存在必然带有现代法律体系和现代化社会所禁止的家长作风、人治思想、等级观念、迷信思想以及重“调”轻“诉”等治理理念。因此,重建乡规民约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用具有时代精神的法律思维革新乡规民约,摒弃其固有的、落后的民间治理模式。另一方面,传统乡规民约社会治理思想的合理部分和积极内容应予以保留并汲取为现代法律内容,通过对其合理内核的吸收利用,充实和再造具有现代法律意识和内涵的现代乡规民约。通过国家法律法规对传统乡规民约进行整合、引导与再造,使其形式上合规、内容上合法、手段上合理,真正发挥民间法维护社会秩序的规范作用,而不是成为侵犯乡民合法权益的“违法”工具和手段。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0条第2款明确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讨论决定的事项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乡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这也表明,虽然乡规民约在国家法之外自成体系,但其内容仍应符合国家法律的原则和精神,不得与国家法规相抵触,乡规民约应当在“法律的普照”下开展基层社会治理。

   (三)与村民自治有效衔接

   作为共同体内部的一种契约关系,乡规民约是乡土社会内生的公共权力,是村民公共参与的制度化载体。乡规民约只有把乡村社会各种治理元素有效整合,尤其是把乡土性与现代性元素有效衔接为一个整体,调动村民参与的积极性,才能成为符合现代社会治理的契约性规范。这就要求乡规民约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应充分发扬基层民主,杜绝少数精英和地方权威一言堂,充分发动群众,鼓励村民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实行民主治理。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0条规定,“村民会议可以制定村规民约”,从而把乡规民约的制定主体和制定程序以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确,从法律上规定了乡规民约必须体现村民意志,必须尊重每个村民的权利,使乡规民约成为适应社会发展、保障农村和谐,具有自我控制力、自我约束力的乡村社会基本规范[18]。为此,一方面乡规民约应与当下我国农村基层社会自治有效衔接,让“合村公议”成为现代乡规民约社会治理的重要形式,通过民主、自治、法治来保障村民的自治权,达到稳定乡村社会秩序、服务乡村社会之目的;另一方面,乡规民约应积极整合本土社会力量,主动寻求与乡村其他社会治理主体的合作与衔接,扩大参与主体的广度和深度,将不同治理主体引入农村社会治理体系中来。特别是要适应区域社会发展的需要,有效融合法律、道德、礼仪等既本土又传统的治理元素,形成社会治理之合力。

   (四)与政府治理有效衔接

   政府治理是指政府行政系统作为治理主体,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和法治保障的基本格局下,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公共管理的活动[19]13。乡规民约社会治理本身就是政府治理的题中之义,与政府治理有效衔接是乡规民约重塑乡土治理权威的重要途径。政治学家阿尔蒙德认为:“如果大多数公民都确信权威的合法性,法律就能比较容易地有效实施,而且为实施法律所需的人力和物力耗费也将减少。”[20]36因此,乡规民约只有主动体现国家和政府的意志和政策目标,才能真正重塑自身在现代乡土社会中的治理权威,修复城镇化和现代化对乡规民约社会治理功能所造成的减损。具言之,传统乡规民约应主动与国家治理体系相衔接,按照国家法律和相关政策的规定积极参与本区域内的各种社会管理事务,通过主动介入基层民主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等各个环节,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优势,弥补政府基层社会治理的不足。为此,一要借助政府权威影响,主动承接政府基层管理的部分职能,使乡规民约成为政府有形之手的有效延伸;二要重视发挥乡规民约在“崇文重教、敦化民俗、管理公产、促进公益、协和乡村”方面的作用,弥补政府管理的空白;三要发挥基层民主协商的作用,利用乡规民约第三方身份的特殊优势协调基层社会的不同社会治理主体,使乡规民约成为基层社会不同利益主体表达诉求的重要渠道。尤其是要借助乡规民约权威性与制度性兼备的特征,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手段,推动乡规民约成为融乡土性与现代性于一体的新型社会治理方式和符合现代社会整合需求的契约性规范。

   ①差序格局是社会学家费孝通表述中国乡村结构时提出的一个社会学概念,即“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为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的大小要依着中心势力的厚薄而定”,“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这样一来,每个人都有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圈子,同时又从属于以优于自己的人为中心的圈子。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②伦理本位即始于家庭亲子血缘关系的伦理关系,涵盖了整个社会人际关系,三纲五常成为国家政治、社会道德及社会秩序的根本原则。参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

   ③详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http://cpc.people.com.cn/n/2014/1028/c64387-25926125.html,2017年6月20日。

  

  

    进入专题: 基层社会治理   传统乡规民约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5052.html
文章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年01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