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再谈读前有感和读后无感:对王路先生回应的回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12 次 更新时间:2019-02-12 22:4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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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 (进入专栏)  
“即使它包含某种或许能适用于其他对象的东西,它也是错误的”,就是说,那么该对象就不会凭借与这个知识相一致而与其他对象区别开来,因而这样的知识在自己的对象上就是错误的(那么非B,并且非B是错误的)。康德后面一句必须提出相反的假设即“如果非A”,[2]并从中推出错误来,才能构成反证法;而要“反证”的是什么呢?就是A,即“真理就在于知识和它的对象的一致”,这是“因为”,如果知识和它的对象“不”一致,那么它对于这个对象就是错误的知识,因而不是真理(哪怕它对于另外的对象可以一致)。由此才“得出”了A的成立,到这里反证法才算完成。所以这里的反证法就是设立一个相反的命题并推出它的错误,以此证明原来命题的正确。这些话本来应该由研究逻辑的王路先生来给我们讲,但他把我在《句读》中就已经说得很清楚的关系“后面这种情况逻辑上是前面那种情况的条件”(见上引)理解成了从前面那种情况“得出”后面这种情况、即前者是后者的条件,这就没法讲清楚了。

  

   与现在暴露出来的问题相比,我能否把康德这里用的“因为”换成“反之”倒成了小儿科的问题了。因为对于“反证法”来说,它就是通过“反之”的命题不成立来作为“因为”的证明理由的。例如在康德的二律背反中,每一方都是通过假设与之相反的一方并从中推出错误或矛盾而获得证明的,就他的命题由此而得到证明来说是“因为”反命题的不成立,而就反命题的设立本身来说则是“反之”。所以,我主张康德说的“因为”和我说的“反之”都没有错,是指他的“因为”是针对反证法的“证”,而我的“反之”则是针对反证法的“反”。对于如此简单的“转换关系”,我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值得“沾沾自喜”(21)的。如果说在课堂上我还只是担心学生“跟不上”我的思路,那么现在我倒是跟不上王路先生的这种“因为=所以”的奇特的节奏了。

  

   “关于严谨”的第二个话题是漏译了“真理性的”一词究竟应不应该归咎于《句读》。《王文2》说,他“并不是对遗漏提出批评,而是对《句读》在漏译处的相关句读提出三点批评。可以看出,这些批评都集中在《句读》没有读出漏译以及由此而带来的问题”(22),换言之,他认为至少没有在“句读”时读出漏译来,这是要由《句读》负责的。我在全面承担了翻译的责任之余,也并没有否定这里有《句读》的部分责任,我的辩护只是,“我认为毛病并不如《王文》所说的那么大”。就是说,漏译主要应该由翻译负责,因为“句读”并不是“句校”,连我的老师杨祖陶先生逐句校对都没有校对出来,要靠我在《句读》中把隐藏的问题顺便发现出来,那个几率并不高。看来王路先生是极力想把责任更多地推到《句读》身上,以免他的“读后感”一说失去依据。他还引我《句读》“自序”中介绍我的程序所讲的话,即在课堂上让学生一句一句地解释之后,“然后由我再对照德文原本,将这一段从头至尾加以逐句讲解”。我对这句话的解释是:“这种讲解当然还是照我的中文译本讲解,只要在疑难处对照了一下德文原本,就算是对照了原文,我并没有在句读时当场对译本做全面逐字校对的时间和任务”(《邓文1》。《王文2》却说他看不懂我这句话,说我在“玩文字游戏”(22),我想恐怕他是在装糊涂。任何思维正常的人读到我那句话,都不会有《王文2》那种误解,以为我会在课堂上读一段德文,然后对中译文逐字校对一遍,再加以解释。那样的讲法就不是“句读”课,而是翻译课了,对不懂德文的听众来说,则明明是让他们来补瞌睡。我在课堂上的做法,就是案头放一个打开的德文本,手上拿一个中译本,有时参考一下德文本,特别是学生提问时必须搬出德文本来对照,但不可能每句都来重新翻译一遍。“逐句讲解”当然还是用中文逐句讲解,《王文2》说他受了“自序”的“误导”,那也只能怪王路先生的先入之见或“读前有感”。

  

   至于王路先生所说的由漏译“带来的问题”,所论语焉不详,只限于所谓“第三个批评”,即:“康德译文中有一个从关于真理的考虑到关于真理的一般性标准的考虑的过渡,而由于漏译,则看不到这种过渡”(22)。这里的话虽然说得不清楚,但意思我大概还能猜出来,就是他认为康德是要从真理的认识论标准(“真理是知识和它的对象的一致”)“过渡”到真理的逻辑标准,并最终用形式逻辑的标准取代认识论标准。他认为我是由于漏译而“看不到这种过渡”,而他则由于没有漏掉“真理性的”而看出了这一过渡。但他却没有看出,即算我把漏译的部分补上,我对康德这句话的解释却丝毫不受影响,而我的解释和《王文2》的解释相反,不是什么从认识论标准向逻辑标准的“过渡”,而恰好是要批判那种把逻辑标准作为“任何一种知识的真理性的普遍而可靠的标准”以取代传统的真理标准即“知识和它的对象一致”的做法。我对康德这句话的解释是:

  

   注意这里的表述“任何一种知识[的真理性]”的标准,这意味着我们谈到真理的标准时可能会发生歧义,或者我们是在“真理”的上述意义下谈“真理的标准”,即用来检验我们的知识是否与一个客观对象相符合的标准;或者我们不涉及对象,而只是我们的一般知识的普遍而可靠的标准,也就是说,它有可能只是一个知识的逻辑标准,只是用来检验我们的任何知识相互之间是否相符合。所以,当人们提出“任何一种知识的[真理性的]普遍而可靠的标准是什么”这一问题时,这里面隐藏着某种陷阱,是不得不加以澄清的。(《句读》第260页,方括号中是补译)

  

   接下来康德谈到要合理地提出问题,以及上面提到的“反证法”的那段话,然后说到那个假设的相反命题的荒谬结论,即虚拟式:“于是真理的一个普遍标准就会是那种对知识对象不加区别地适用于一切知识的东西了”。接下来康德说:

  

   但很明显的是,由于从这个标准上抽掉了知识的一切内容(知识与其对象的关系),而真理又恰好是与这内容相关的,那么追问这一知识内容的真理性的标志就是不可能的和荒谬的,因而真理的一个充分的、但同时又是普遍的标志就会不可能确定下来了。

  

   我的《句读》对此的解释是:

  

   这里“充分的”一词就是指考虑到真理的内容方面,而不是单从形式上来看的,对于真理来说,只有同时既考虑到形式又考虑到内容才是充分的,因为真理无非是知识形式和对象内容的符合嘛。这就为下面一段讲形式逻辑的“不充分的”标准留下了余地。

   …………

   由此可见,古往今来一切理性主义哲学家所谓真理的普遍标准,其实都只是形式逻辑的标准,并不涉及有关对象的真理,而只涉及知识本身的形式;但所有这些人都自以为提供了一种客观真理的充分标准,并且一开始就是冲着客观真理的标准来设定自己的目标的。……康德则通过辨析清楚什么叫做“真理”而把这条隐秘的偷运通道堵死了,他断然宣称真理在质料上不可能有任何普遍标准,谁要为它寻求这种普遍标准就是自相矛盾。(《句读》第261-262页)

  

   可以看出,王路先生正是康德在这里所批评的那种“逻辑学家”。同时,前面的那一偶然的漏译丝毫没有影响我后面这一系列对康德文本的解释,只不过我的解释与王路先生的解释截然不同甚至相反。在《邓文1》中,我曾指出我的这种解释把王路先生逼得犯下一个低级错误,即为了捍卫形式逻辑作为普遍的真理标准,他把康德这里虚拟的形式逻辑的“普遍标准”牵强附会为康德后面所讲的“先验逻辑”的标准了,至今王路先生还不敢面对我的批评。我实在不知道他自称的“严谨”到底何在。希望他在下次《王文3》中再加澄清。

  

三、关于真与真理的区别


   本节一开始,《王文2》还在纠缠漏译的问题,认为“这里主要有两个问题:其一,由于漏译‘真理(性)’一词,结果使康德说的‘关于知识的真理性的普遍标准’变成‘关于知识的普遍标准’。其二,康德所说的应该是‘关于知识的真理性的普遍标准’还是‘关于知识的真的普遍标准’?”(22)然而,根据“逻辑常识”,这是两个毫不相干的问题,一个是漏译了“真理性的”对理解康德有何影响的问题,对此上面已谈过了;另一个是Wahrheit这个德文词究竟应该译作“真”还是“真理(性)”的问题。但按照“王氏逻辑”,他就是要把这两个问题捆在一起,以便利用他二十多年研究这个词的译法的“优势”来说明……说明什么呢?说明我的《句读》不靠谱?这扯得上吗!

  

   也许由于这个陈旧的老问题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王文2》在这一部分简直是废话连篇,他先说我把Wahrheit这个词看作一个“名词化了的形容词”,但却没有指出是哪个形容词,是他才帮我指出了这个形容词是wahr,“我非常明确地不仅指出了名词与形容词的关系,而且指出了其含义之间的关系,即其名词的含义来自其形容词。在我看来wahr的意思是‘真的’,主要是在‘是真的’这种意义上使用的”(23),而《邓文1》却“似乎没有关于wahr的考虑,它似乎只是将Wahrheit本身看作一个形容词。这样它只是在Wahrheit这个词本身作出名词和形容词的区分,所以,它所说的这个形容词乃是没有来源的。”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大概回想起了自己在大学二外德语班上所获得的宝贵知识,颇为自得。但我没有和他同过班,所以也无意于争这个发明权。不过,他抱怨我对他有关真和真理的用法上的微妙区别“只字未提,只是大段讨论如何翻译”,这我就看不懂了,空谈无益,王路先生之所以二十多年孜孜以求地进行辨析,不就是为了更好地翻译吗?更何况,我指出王路先生的几段翻译仍然有不顺或歧义的可能,毕竟提醒了《王文2》对自己的译文作了一定的修正,甚至还得到了《王文2》的“感谢”(22)。如将“真的标准”改成了“真之标准”,避免了表达上的歧义(24注①),这难道不也是一种推进?当然我是否最终能赞同王路先生的译法,还不能由此来定论,要取决于多方面因素,我在《邓文1》中所提出的那些哲学翻译原则(如尽可能硬译,但不必死译,充分发挥现代汉语的优势,重视语感等)仍然有效,而且就我的翻译经验来说,我还看不出在康德著作中改变传统译法的很大的必要性,就此先存而不论。

  

四、关于逻辑


正如《王文2》所说,“在当今文献中,大概很少有人会称康德的先验逻辑为逻辑,大概很少有人在讨论中会以逻辑指康德的先验逻辑。”在他看来,康德所称的“先验逻辑”只不过是“逻辑的应用”而已,和逻辑是“另一回事”(25)。既然如此,那么很显然,混淆“逻辑”和“逻辑的应用”的始作俑者应该就是康德,而不同意这种混淆的王路先生也应该把康德直接当作自己的批评对象,而不是用康德作为捍卫形式逻辑的光辉榜样。众所周知,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罗素就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把康德放在一个很不起眼的地位,对他的“先验逻辑”只字不提,认为近代哲学从康德起就被毒害了。他最看重的近代哲学家是莱布尼茨,因为后者奠定了现代数理逻辑的基础,而康德的“先验逻辑”则败坏了逻辑的声誉。视分析哲学和逻辑如命的王路先生如果能够稍微学一下罗素的立场,他对于康德的评价也许就要理通文畅得多,否则的话他将处处碰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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