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健:历史背景与事实细节的还原——北大学人“胡适思想批判”一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52 次 更新时间:2019-02-09 12: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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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健 (进入专栏)  
说那篇是死板板的账簿, 我抗辩道:这才是“纪实”啦!他冷笑说:写得生动, 难道就是“纪虚”?我看过许多英法德文的传记, 都写得栩栩如生, 又何尝损其为“纪实”!这叫我怎生争论下去?

  

   讲到哲学, 他们又说胡先生并没有独立的思想体系, 而且讲来讲去, 都是那套哲学常识!这大概是胡先生怕人低能和健忘罢?早在民国十一二年, 当我胡迷最深并常常拿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去吓人时, 就有人同我打赌, 说先秦学术, 是胡先生的家传;汉晋以后, 参入佛老哲学时, 胡先生就不易写下去了。我一直望他“幸而言不中”;可是令人失望的, 却是他“不幸而言中”:以后日人的中国哲学史汉译了, 冯某等等写的也出版了, 而且都是从古代写到近代;还有许多多的思想史, 也极可观;一等等了三十年, 怎不叫我“胡迷”扫兴?[6]36-38

  

   齐思和说:“胡适的‘著作’所以能风行一时, 深入人心, 并不是因为它本身有任何价值。”进而归纳出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条是:

  

  

   他利用进步的语言工具传播他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 使得大部分青年不能将他的表达形式和他的思想本质分别清楚, 因而受到他的迷惑。自民国初年以来, 章太炎先生在国学方面影响极大, 我们中学的老师, 有的让我们每人买一部《章氏丛书》, 圈《左传正义》, 和浙局版的《二十二子》。这些书对于中学生说来是很难懂的, 尤其是章太炎先生的文章, 非常艰深, 内容以声韵小学为主, 一个中学生读起来, 真是“望洋兴叹”。这时胡适的“著作”出现了。这些书是用白话语言写成的, 其中并没有难懂的句子, 难认的字, 使人有“豁然开朗”之感。自然受到欢迎, 而分辨不出他利用这种文字所表达的反动思想。[3]171

  

   齐思和说的历史背景, 是符合事实的。他解释为“利用进步的语言工具传播他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 言下之意是白话这种“进步”的语言工具, “战胜”了艰深难懂的文言。其实从根本上讲, 人之读书有三种境界, 或曰三大目的:一曰求进身, 二曰长学问, 三曰寻乐趣。对于多数人来讲, “十年寒窗”的首要目标便是功名。在科举时代, 命题的依据是四书五经, 故有“读经味如稻粱, 读史味如肴馔, 读诸子百家味如醯醢”之说。1905年废除科举, 青年学子只能进新式学校, 博得一纸文凭以为进身之阶。时人虽有以高中毕业比之举人, 大学毕业比之进士者, 却不知新旧教育实有本质的区别。出生于1900年的冰心, 1989年写了一篇《忆读书》, 送给少年儿童“读书好, 多读书, 读好书”九个字。文章所说的读书, 不是四岁时母亲给她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的“天、地、日、月、山、水、土、木”, 而是七岁时开始自己读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聊斋志异》, “我永远感到读书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快乐”, 不脱“寻乐趣”的范畴, 与谋出身的读书毫不相关。

  

   倒是生于1910年的萧乾, 在回忆里道出问题的实质。他因冒名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班毕业, 心理上一直感到不安。1929年终于考进燕京大学, 面临着课程的选择:“很快我就发现燕大这个专修班不合我的口味。金石学、音韵学、古代批评史等课程, 都需要一定的国学根底, 而我几乎没有。”于是乎:

  

   这一年, 我为现代文学所吸引, 讲者是清华来的客座教授杨振声。上半年讲的是本国文学, 下半年讲外国文学。这位老师本人是五四运动中的闯将, 写过长篇小说《玉君》。他身材颀长, 讲话慢而有条理。也许由于留学时专攻教育心理学的关系, 他讲课娓娓动听, 十分引人入胜。通过他的讲授, 我对“五四”以后的文学创作获得了一个轮廓的印象。[7]46-47

  

   萧乾自幼即以聪慧著称, 连他都因缺乏国学根底, 畏惧金石学、音韵学、古代批评史等课程, 选择了比较浅易的“现代文学”, 就更不要说比他水平更低的学生了。所谓“现代文学”, 定位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试想:从1919到1929短短十年, 有多少“现代文学”值得讲授?据萧乾回忆, 杨振声“从鲁迅讲起, 接着就是茅盾、郭沫若、郁达夫、叶绍钧、田汉、王统照、蒋光慈和沈从文等早期作家, 每位至少占一个下午, 有的讲得更长一些”[8]41-42, 抛开的三五千年辉煌的古代文学不学, 只听短短十年基本不成气候的“现代文学” (包括萧乾故意遗漏的胡适) , 培养出来的学生能有多大的学问呢?

  

   与传统的皓首穷一经的终身学习不同, 从外国搬来的“新型学校”, 讲究的是学分。不管你读的什么, 只需将学分挣满, 就可拿到同值的文凭。君不见洋博士的奋斗史, 不是讲他钻研学问有什么心得, 而是如何巧妙地凑满了学分。社会上人也只看你的博士学位, 而不问你是什么学科的博士。谁都明白章太炎先生比胡适更有学问, 但读“非常艰深”的《章氏丛书》, 与读“豁然开朗”的《胡适文存》, 都能拿到文凭;读胡适用白话写成的书, 还能博得“进步”之名, 多数人自然乐得弃难而取易。稻粱、肴馔、醯醢的区别, 既已不复存在, 遂导致国民素质的普遍下降。

  

   与此相应的, 便是学术水准的跌落。齐思和接着说:

  

   胡适的反动“著作”所以能风行一时, 和它的肤浅性是分不开的。用浅显的文字表深奥的道理是可能的, 而且也是必要的。但是胡适的“著作”却只有浅出, 并无深入。胡适的“著作”表面看来, 好像方面很广, 但他对于各门学问, 只是略涉其藩, 并没有深入的研究。譬如胡适好谈考据, 自称有“考据癖”, 又好谈清儒戴、钱、段、王等人的考据学, 以能承先启后, 博通中西自居。其实戴、钱、段, 王的考据学是以声韵训诂为武器的。胡适在这方面并未下过工夫, 他所谓考据不过是炫耀古本, 追求笔画。他对于《红楼梦》, 《水浒传》等书的考证, 都是侈谈古本, 使得两部极富于现实意义的伟大著作, 成了毫无生气的古董。列宁指出:“中世纪的僧侣在亚里斯多德的学说中, 绞杀了活的东西宣扬了死的东西”。胡适的“考据学”的恶劣影响, 也是如此。这种“考据”当然是不难作的, 清代戴、段、钱、王的学问, 既须有师承, 又须长时的勤苦努力, 才能找到一点门径。而胡适派的“考据”只要对一对版本, 数一数笔画, 加上一些牵强附会的议论, 便可成为“考据家”, 于是写起模仿胡适的“著作”, 遂风行一时, 他的法宝, 既然不过是几种古本, 谁能看到这几种古本便可大作文章, 成为名家, 遂演成垄断材料, 攘夺秘本的恶习。胡适好谈清儒, 其实清代第一流的考据家如戴、段、二王, 是不大讲究版本的。至於提倡宋版的黄丕烈、顾广圻等人, 他们是以流传古本为职志的。若胡适的垄断古本, 更是十足地表现着资产阶级损人利己的恶劣作风。[3]171-172

  

   冰心说:“物怕比, 人怕比, 书也怕比, ‘不比不知道, 一比吓一跳’。”多数受众素质的下降, 让他们缺乏可资比较的标尺, 遂让胡适“只有浅出, 并无深入”的货色, 大行其道。齐思和更一针见血地指出:

  

   胡适所以能名震一时, 是和他的学阀地位分不开的。胡适通过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 中国科学社、协和医学院董事会等关系, 在反动政府时期, 把持着全国的教育事业, 操纵着学术界的名誉地位。不明底细的人, 以为既有大名, 必有学问, 遂对于他“著作”加倍重视, 这是他的“著作”所以风行一时的另一原因。[3]172

  

   讲得真是痛快淋漓。向达在发言中也谈道:“大革命以后, 美国退还庚子赔款, 成立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 到1930年胡适正式当选为基金会董事, 兼名誉秘书, 又做了北大文学院院长, 也就是从这时候起他正式成为美帝所选择的在华的代理人。於是他运用了五四运动中窃取来的地位, 加上了庚子赔款和美帝在华代理人的物质力量, 充分发挥了他的买办作用。几十年中间, 他的势力遍及於中国文化界和数育界的各方面, 使当时中国的文化和数育蒙上了厚厚一层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色彩, 即买办阶级的色彩。其思想的主要特点便是唾弃祖国, 认贼作父, 麻痹青年, 逃避现实。”[3]166

  

   至于胡适反动历史观点造成的毒害, 齐思和概括出两点:

  

   第一, 他故意歪曲中国历史, 抹杀中国人对于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 将中国说成最落后的、最野蛮的国家, 以摧残中国人的自尊心, 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制造藉口。譬如:中国历史的悠久, 文物的丰富, 这是中国人所引以自豪的, 也是全世界所公认的。商代青铜器制造的精英, 是世界所赞叹的, 而他竟说商代还是石器时代 (《古史辨》第二册第三七二) 。中国的思想史是源远流长的, 而他竟说老子、孔子以前无思想 (《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章) 。中国古代大诗人屈原的优美诗歌, 也是举世闻名的他竟说屈原并无其人 (《读楚辞》) 。他是提倡“考据学”的, 而又是好谈戴、段、二王的, 对于他们在考据学上的贡献似乎应当肯定了, 但是不然。他以为中国的校勘学非但不如西洋, 并且不如日本, 原因是中国印刷术发明得太早 (《元典章校补释例序》) 。中国发明印刷术最早也成了中国人的罪状。总之, 在他的眼睛看来,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不争气”的民族, 因之遂得出中国不亡, 是无天理”的卖国结论。第二, 他一方面抹杀中国人在历史上的伟大成就, 光荣传统, 以摧毁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 想要使中国人都感觉到走头无路, 甘心作亡国奴。一方面又引导着青年们脱离现赏, 从事于支离破碎的所谓考据”正确的历史观可以使人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 鼓舞革命斗争的情绪。但是胡适的历史伪造, 硬说中国近百年祸乱不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 (《欧游道中寄书》) , 不是由于封建势力的压迫 (《我们走那条路》) , 而是由于自己“不争气”。他反对革命, 他引导青年们去作支离破碎的“考据”、“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 都是一大功绩” (《庐山游记》) 。他有意识地诱导青年们脱离现实, 不问政治, 对于惊天动地的大事熟视无睹, 来考证“一个字的古义”, 将活生生的, 极富于现实意义历史科学弄成死气沉沉、玩物丧志的东西, 来麻痹青年的斗争意志, 削弱革命的队伍, 这又是封越的荒谬的史观”另一方面造成的恶果。[3]172-173

  

   齐思和既了解中国史, 也了解美国史, 故能讲得入骨三分。继齐思和之后, 1939年入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文系, 1944年获哈佛博士学位的周一良, 虽然没有出席历史系教师座谈会, 却在《光明日报》1954年12月9日发表了一篇《批判胡适反动的历史观》, 收录于《胡适思想批判》第一辑。

  

出生于1913年的周一良, 虽比齐思和小了五岁, 但同样生活“有被瓜分恐惧的年代” (《金岳霖回忆录》语) , 也同样既了解中国史, 也了解美国史, 所以对于胡适史学观的买办性, 也持有清楚的认识, 明确指出胡适只看见中国的“鸦片、缠足、八股文”等等, 却看不见伟大中华民族三千年的历史和文化, 好东西都是从别人模仿而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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