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庆智:中国基层社会秩序变迁及其建构涵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1 次 更新时间:2019-02-06 00:46:32

进入专题: 基层社会秩序  

周庆智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页。

   (17)张静:《政治社会学及其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3期。

   (18)(20)邓正来:《社会秩序规则二元观——哈耶克法律理论的研究》,《北大法律评论》第2卷(1999),第416-417页,第396-397页。

   (19)Kukathas,C.Hayek and Modern Liberalism,90.转引自梁峰:《规则与自发秩序:哈耶克社会理论的构建》,《学海》2004年第2期。

   (21)(27)(51)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62-166页,第22-23页,第28页。

   (22)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2页。

   (23)马士:《中国行会考》,载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70-71页。

   (24)梁启超:《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400页。

   (25)(26)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年,第163页,第162页。

   (28)(49)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0-44页,第23页。

   (29)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陶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8页。

   (30)胥吏内部分两个层次:上层为有一定文化、遵照官员命令、处理具体政务特别是经办各类文书的人员;下层为从事杂务、厮役的一般小吏。详见祝总斌《略论中国封建政权的运行机制》,马克垚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308-309页。本文所论胥吏,乃指下层,关注的重点在吏民之间的关系。

   (31)秦晖:《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层控制:汉唐间的乡村组织》,载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9页。

   (32)叶炜:《不该忽视的胥吏群体》,《文史知识》2009年第1期。

   (33)周保明:《清代地方吏役制度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115-117页。

   (34)顾炎武著:《日知录》,陈垣校注,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70页。

   (35)张建斌:《略论唐代县级政权中的胥吏》,《理论月刊》2005年第9期。

   (36)分见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八《吏胥》,黄汝成集释、秦克诚点校,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292页;同书卷八《都令史》,第292页。

   (37)赵世瑜:《吏与中国社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页。

   (38)顾炎武:《日知录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72页。

   (39)日本学者岛田虔次的研究认为:“在中国近代,行政的实务仅仅被胥吏所把握,即使是天子任命的官员,在侵犯了胥吏的利害关系的时候也不能施政,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官僚所关心的唯有读书著述、诗文的应酬以及士大夫之间的社交;关于政务,不过只是观念性地主张治世的精神和德化的理想而已……胥吏是什么呢?在官署,似官而非官;只知行政的技术,不知行政的精神;其教养是虽识字却不识文。在所有的意义上都是似是而非者,即俗之又俗的人。而且士大夫既然不得不作为官僚而立身,那么不管他们是怎样轻视或者憎恶,要想不依存于这种胥吏而维持自己的存在是办不到的。”(岛田虔次:《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0页)。

   (40)清朝文献通考,卷21.职役、乡治.

   (41)戴兆佳.天台治略,卷1.

   (42)米批奏折.内政.保警.乾隆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方观承奏.

   (43)参见秦晖《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层控制:汉唐间的乡村组织》,载于《传统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4页。

   (45)费孝通、吴晗等著:《皇权与绅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11页。

   (50)沟口雄三的论述,转引自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6页。

   (52)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第40页;费正清:《费正清论中国》,台北:正中书局,1995年,第104—106页。

   (53)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43页。

   (54)叶适:《水心别集》卷一四《吏胥》,《叶适集》第三册,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808—809页。

   (55)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卷一《郡县论八》,华忱之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6页。

   (56)《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133页。

   (57)杨贞德:《自由与自治:梁启超政治思想中的“个人”》,载《二十一世纪》2004年8月第84期。

   (58)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杭州: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25页。

   (59)孔飞力:《封建、郡县、自治、立宪:晚清学者对中国政体的理解与倡议》,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译室编:《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7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0页。

   (60)(73)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1页,第52页。

   (61)杜赞奇提出的概念,即正式的国家政权虽然可以依靠非正式机构来推行自己的政策,但它无法控制这些机构。这种情形被称作"国家政权的内卷化"。(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6-68页)。

   (62)比如,民国时期实行保甲制,村政制度走向了规范化,出现了保长、甲长的任命,而不再由族长、房长自然担任,保、甲和区的权力,对村落的社会、政治、经济实行直接干预,并对上级行政单位负责。参阅王铭铭:《社区的历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8—89页。

   (63)阎书钦:《亦学亦政:民国时期关于政治学研究范式的论争——兼论民国政治学的学术谱系》,《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64)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7页。

   (65)张静:《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自治单位——问题与回顾》,《开放时代》2001年第9期。

   (66)参阅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民国时期社会调查资料汇编(全三十册)》,2013年。

   (67)民国时期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调查运动”,并留存下大量的社会调查资料。在那时的社会学家看来,社会调查是救国的一个重要工具,“是要实现以科学的程序改造未来的社会,是为建设新中国的一个重要工具,是为中国民族找出路的前部先锋”(李景汉:《社会调查在今日中国之需要》,原载《清华周刊》第三十八卷第七、八期合刊)。民国时期的社会组织情况可参阅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民国时期社会调查资料汇编(全三十册)》,2013年。

   (68)马敏:《历史中被忽略的一页——20世纪初苏州的“市民社会”》,《东方》1996年第4期。

   (69)张静:《通道变迁:个体与公共组织的关联》,《学海》2015年第1期。

   (70)申端锋:《二十世纪中国村庄权力研究综述》,《学术界》2006年第4期。

   (71)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72)孙立平:《软硬兼施: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清华社会学评论》,厦门:鹭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74)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75)(85)赵树凯:《乡镇治理与政府制度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8-11页,第8-12页。

   (76)理查德·博克斯:《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社区》,孙柏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0页。

   (77)宋代役法之一,也称吏役。元代以后,职役通称为“差役”。国家按照户等高下,轮流征调乡村主户担任州县公吏和乡村基层组织某些职务,称差役。这些职务如由国家出钱雇人担任,则称“雇役”。差役、雇役、保役及义役都是实行职役的方法。

   (78)刘建军、马彦银:《从“官吏分途”到“群体三分”:中国地方治理的人事结构转换及其政治效应——对周雪光〈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一文的一个补充》,《社会》2016年第1期。

   (79)在当前政府的财政预决算中,“城乡社区支出”列于“一般公共服务支出”项目中,后者所指是行政办公费,前者实际上是基层乡镇政权的维持费用,其中的绝大部分都花在了基层的维稳工作上。

   (80)张静:《现代公共规则与乡村社会》,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5页。

   (81)李汉林:《中国单位社会:议论、思考与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页。

   (82)周庆智:《基层社会自治与社会治理的现代转型》,《政治学研究》2016年第4期。

   (83)参阅王颖、折晓叶、孙炳耀:《社会中间层——改革与中国的社团组织》,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年;时宪民:《体制的突破——北京市西城区个体户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84)Fredrich,Carl J.,ed.Totalitarianism.University Library Edition,52.

   (87)张静:《中国治理尚无“模式”可言》,共识网2014-11-03,来源FT中文网。

   (88)郭于华:《民间社会与仪式国家》,《读书》1999年第9期。

   (89)详见荣敬本、崔之元等:《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90)邓正来、杰佛里亚·历山大:《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81页。

  

  

    进入专题: 基层社会秩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4965.html
文章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 第1期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